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的现代民主制度创新实践，充分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现代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的有益经验，同时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返本开新，推动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理论建构上，它以社会主义现代价值体系扬弃、重塑中华民族传统政治价值，形成了包括新型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现代民主制度最基本的价值内核。在实践中，这一制度创造性转化了大一统传统并确立其人民共和的现代导向，形成并不断强化新型政党—国家关系。

传统政治中的“大一统”及其价值与弊端

大一统思想缘起于《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一句，微言大义是政治要慎初、慎始。大一统所谓的“大”，是崇尚之意；“统”，是总括其要、也有本原之意；“一”则意味着开始、本根以及天地人的基本秩序。概言之，是要尊崇、推重一切起于一而又归于一的伦理法则。孔子及早期儒家讲大一统的初衷，是要确立一种统一与和谐的权威的政治秩序。他们同时主张，这一秩序应当建立在周制对于差别化权利、多样性社会生活的确认之上。概言之，大一统本就有浓郁的多元一体的意思。

千百年来，在我国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族群中，人们共有统一的政治价值、伦理与规范，大一统功不可没。它成为各民族交流交往、不断融会的内在动力，成为中华民族能保持强大凝聚力、旺盛生命力的保障。它解决了政治道义、政治认同问题，其相关制度设计和实践则找到了实现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可靠路径。它强调中央权威是政治生活的关键，但同时又对政治、文化等差异持包容态度，不强求千篇一律，因而塑造和传承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共同特质，聚合了中华政治共同体、锻造了较早具备现代气质的国家，也助力开拓了广袤的国土、为中华儿女生存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空间、丰富的资源。

我们今天如何对待大一统？一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必须意识到，中国国家并非西方寻常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中华民族亦非西方所谓“民族”或“族群”（ethnic group）。中华民族更强调其文明性、强调人们对其文明的认同。中华文明是开放的，所谓“进则为华夏、退则为夷狄”，一进一退间所彰显的是文明共同体的价值逻辑，而非出于人种、族群等偏狭的东西。由此，中国国家成为一种“文明型国家”，成为文明融会、族群融合的政治依托。辛亥革命以来，君主集权、东方专制在中国的淡出，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及中国政治对于秩序、稳定和统一这三种重要政治价值的放弃，大一统仍是中华民族成长和中国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现实基础。

二是要正视古代大一统的弊端。在给汉武帝的策对中，董仲舒曾阐明大一统意义及其对于统治的重要性并提出要独尊君权，开启了将大一统制度化为专制手段的滥觞。专制帝王出于“家天下”“私天下”的考虑，也执意将其劫持、改造成自己的如意手段。所以还是要改造大一统、剔除其古代形态中的糟粕，要像“打倒孔家店、解放孔夫子”一样，在彻底批判、否定专制政治的同时认真廓清其本来面目。

大一统积极的历史秉性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深刻影响

一是赋予中国新型政党、新型政党制度鲜明的中华民族本位、中华文明立场。中国所以会出现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这样的先进政党、进步政党，而它们最终又能走到一起、亲密无间，很关键一个方面，就在于中国人固有的大一统情结——它促使一个民族紧密联合起来、激励志士仁人自觉组织起来，以现代政党来驱动民族、民主革命，激烈反抗被欺凌宰割的命运，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事业。

二是促进并巩固了包括政党关系在内我国社会各方面团结和谐的政治关系。大一统天然导向多元一体、向心团结，要求各联盟主体间应形成和维持一种和合和谐而非竞争、排异的政治关系。这使得无论在当代中国各政党内部，还是在国家组织和运行的各方面、社会生活的各领域，都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一切从公益出发，平衡好个人、集体与国家关系，既保障人的自由与发展，又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三是塑造并凸显了包括政党政治在内社会主义民主的联盟性质。现代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是同构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政治联盟。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都致力于维护联盟的向心统一，都要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一个有坚强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团结的现代中国，是中华政治的大一统秉性同科学社会主义、现代民主熔于一炉的产物。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中铸就新时代的大一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坚守大一统传统、决定了我国政治体系建构的同时，也被中国新型政党、政党制度赋予现代内涵。它固然还要以中央集权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其本质已经转向社会主义的人民一统、共和一统。由此，在未来政治发展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要依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民主制度的高效能运转、高质量发展，来重铸人民共和的现代大一统。

必须坚持我国民主与政党制度的联盟政治属性。联盟政治本质要求平等、协商与合作。联盟要有领导者、有合作者，领导者要有足够权威，能说服合作者并赢得其信赖，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引领合作者共同前进；合作者应有自主权利、平等地位，他们是否受到尊重、其权利是否能实现，不仅关乎其自身且也关乎联盟整体的利益。胜任联盟领导的权威应满足如下要求：它出于平等协商，能包容和保证各方面联盟主体皆可自主、真实地表达意愿；它致力多元力量向心凝聚，以统一的政治共识或各方面接受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联盟整合的结果；它要形成联盟共享的合理的集权，避免出现争权夺利的情形；它要有足够的力量，能对离心、分裂因素加以有效遏制或剥离。在我国，谁能具备这样的权威？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要创造性发掘、践行传统大一统多元一体的基本价值，必须广泛适用“议要多元、行要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我国民主政治、政党政治主要依托民主集中来实现权力良性运转：践行“议行合一”的选举民主、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同时践行“共识政治”的协商民主特别是政治协商。我国选举民主是要高效组织并有效推动国家政权运转，协商民主特别是政治协商则是要在价值导向上、政治过程中维护国家政权“商量政府”的秉性和特质，确保新型民主不被异化、不脱离人民控制。从政治过程来看，中国新型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质也在于民主集中。民主集中得有选举，否则人民就没有了决定权；民主集中也得有协商，否则人民就没有了参与权；选举民主、协商民主不应复刻“代理－垄断”的西方模式，否则也就没有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离不开适当的集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是基于协商治理的一党执政，不是传统的一党制或一党独裁。作为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国家和社会生活，包括领导中国的最广泛政治联盟、领导其他党派。政党能有这样的领导地位，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联盟政治、新型民主要求必须实现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这三方面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互为条件。其中党的领导要始终以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为基础。至于来自其他政党或政治主体的参与、监督，则是要确保党的领导能够始终遵守宪法法律的规范、始终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无论执政、参政，都要基于协商治理并着力于共识政治、集中领导的有机融会。这是理性的政治过程，也是合理的体制安排。

总之，大一统必须现代化，必须融入现代元素。正快速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华民族，确乎需要重新建构一种新的现代一统；而且，传统大一统应当也能够完成转型并充分适应现代民主共和的新形态。在这一进程中，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政治保障。

（作者徐锋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