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两个结合”的理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串联起中华民族从救亡图存到复兴图强的奋斗历程，见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自觉与中华文化主体性复兴的进程。

“第一个结合”与中国近现代转型发展的探索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核心命题，国内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仁人志士开始了各种探索与尝试。

19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朝廷中的开明派掀起了洋务运动，试图在不触动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实现现代化。但这种器物层面革新的失败，促使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制度革新。1898年，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试图通过君主立宪制实现政治现代化。但这场改革仅持续了103天，揭示了在守旧势力根深蒂固的中国，自上而下的改良之路举步维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试图以西方共和制重构中国政治。不过，这场革命很快陷入实践困境，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

鉴于以上尝试均未取得成功，人们开始意识到，思想与观念层面的改变才是根本。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在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和僵化运用，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挫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不能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结合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清晰透彻，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直至20世纪70、80年代之交，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提出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我们才逐步探索出一条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并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可以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大胆进行“第一个结合”的实践，引领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既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文明在危机中寻求新生的历史自觉。

“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近代中国社会经历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化主体性遭遇空前危机。当中国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经济上融入全球时，中国增强文化自信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正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深刻回应。在阐述“第二个结合”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命题。缺少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就找不到自身的精神坐标，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这既是对中华文明精神血脉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深刻体认，彰显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图谱中的独特标识。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百年探索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经验总结，是对中华民族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该当何去何从的深刻回答。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第二个结合”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又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引领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中华文化的号召力相辅相成。《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中国的软实力排名从去年的第三上升至第二。

“第二个结合”是一个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创性论断。“古今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将文明的发展史简化为非此即彼的线性路径，而“第二个结合”以文明交流互鉴、融合贯通的辩证法打破了这种认知桎梏。人类文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色彩斑斓的调色盘，每种文明都在独特的历史长河中沉淀出专属的精神标识与制度智慧；制度的多元性更像是不同土壤中生长的参天大树，只要扎根于本国历史文化、契合人民根本利益，就能在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绽放生机。当“第二个结合”让中华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我们由此坚信，终结“古今中西”之争的途径，不是消解文明的差异，而是在承认多元的基础上构建文明互鉴的新范式：让每种文明都在自身轨道上蓬勃发展，又能在人类文明的坐标系中相映生辉，共同勾勒出文明进步的壮阔图景。

（作者王绪琴为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