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爱国高僧

封志成

71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的开国大典为中华民族开辟了新纪元。天安门城楼上，数百位开国元勋和各界代表人士济济一堂，其中唯一一位僧人就是巨赞法师。年轻时，他敏而好学，投身爱国进步活动，挣脱追捕，遁入佛门；抗战中，他主编《狮子吼》，发动、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战救国；新中国成立前，他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此后，他长期领导中国佛教协会，致力佛教改革。周恩来曾为其题字“上马杀贼，下马念佛”，弘一法师评价他“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太虚法师则说他是“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

自救自度 普度众生

江阴赞园位于城东的贯庄，是为纪念巨赞法师，在其故居的基础上建造的，并不大，紧凑、精致，透着主事者的用心。展厅中陈列着巨赞法师的一些遗物、手稿，介绍着他的生平、他的故事，诉说着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展厅里一整面墙上，叙述着巨赞与各界名流的交往，田汉、夏衍、柳亚子、聂绀弩、关山月、尹瘦石、饶宗颐、觉光……

漫步赞园，行走在故居之中，追寻巨赞的足迹，这里是他的故乡，他在这里出生、成长，直到21岁到杭州出家。而在往后的岁月里，故居屡易其主，亲属皆已零落，他再也没有回过这片土地，出家后再也无家，往事已如云烟飘逝。但是在这里，聆听贯庄村老书记深情的讲述，却又分明随处皆可触摸到巨赞的气息，仿佛他从未远行。

1908年的中秋，这个殷实的农家是喜庆和忙碌的。潘家喜添一丁，这是他们的长子，务农兼做粮草生意的父亲，对这个儿子的出生显然抱有极大的希冀。他给孩子取名潘楚桐，字琴朴，名字文气十足，许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诗书作伴，以文求仕。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巨赞法师，他没有以文求仕，却走上了一条以文弘法的路，终究不脱“文”字，这大概也是一种宿命。

贯庄人重教育，潘家也有着耕读传家的传统，巨赞先入私塾，后入贯庄小学，再入江阴师范、大夏大学，小院留下了他求学的足迹。诸子百家、四书五经，巨赞广泛涉猎，打下深厚旧学根基，对老庄学说，钻研犹深。因母亲徐氏笃信佛教的缘故，巨赞开始接触佛教典籍，对佛教呈现出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巨赞接受到一些民主、自由的新思想，他办刊物，排短剧，议论国事，针砭时弊，书卷之中多了激越，多了责任。

巨赞是多愁善感的，父亲饮酒赌博，不务正业，家道中落，母亲因病离世，这些都令他伤心迷茫，感慨人生无常。巨赞自就读江阴师范起，即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从大夏大学学成回乡，担任金童桥小学的校长，更秘密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负责开展革命宣传工作，遭到国民党省党部的通缉，只能避难他乡。革命处于低潮，人生往何处去？山间痛哭，田埂吹笛，树下独酌，反映巨赞当年困惑的这些故事，至今仍流传在江阴乡间。

大概是受到母亲的影响，巨赞最终选择遁入佛门，出家出世，希望在佛门中寻求心灵的安宁。这个挣扎的过程，从1927年到常州清凉寺出家未成，到1931年在杭州灵隐寺从却非法师如愿出家，前后四年。其间，在大夏大学与田汉相识，受其影响，同情革命，投身革命，在杭州遇太虚法师，写出家志愿书，赴闽南佛学院参研佛经，一心向佛，出家之志弥坚，两条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路，统一在了巨赞的人生追求中，并伴随着他的一生。逃避追捕，遁入空门，最终完成了巨赞的道路选择。偶然中有着必然，佛教一方面教人自救自度，另一面又要求行菩萨之道，以慈悲的情怀入世，普度众生，在众人的事业中求得自我的新生。这些都契合着巨赞。正是沿着这条路，巨赞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佛教界的改革家与开拓者

走近巨赞，观照他所走的路，观照百年来佛教所走的路，却可以清晰地发现，你所看到的现代佛教处处都有巨赞的思想之光。作为大学问家，巨赞法师是“现代新佛学”奠基人，作为佛教界的改革家，他是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开拓者。

巨赞是佛教界的学问家。他两入欧阳竟无创办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广为游历，向太虚、肇安、玉桂、印光、却非等大师求教，赴重庆汉藏教理院、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参研，遍览群经，参究法义，前后读经8000多卷，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读经笔记，弄懂弄通了大量的佛学问题，对佛学下的这一番苦功，使他弄通了佛理，求得了“安心做个佛教徒”的内心宁帖，同时，也使他学问精进，成为横跨佛学界和学术界的人物。发表《先自度论》被人误以为是弘一法师所作，待弘一见到巨赞的另一文章《为僧教育进一言》，喜出望外，不禁赞叹，认为“求诸当代，未有匹者”，专门赠书法条幅，以“上志景仰”。研究熊十力文章，发表《评熊十力所著书》，震惊了佛学界。熊十力读后盛赞该文“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主编《狮子吼》 《现代佛学》 《法音》等杂志，发表《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 《新佛教概论》 《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为新佛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卷》，包含理论、历史、经籍、史传、宗派、人物、制度仪轨、文化艺术、圣地等多项内容，呈现出他的识见，架构出一套完整的佛学体系。

巨赞是佛教改革家，是新中国佛教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对于解放前佛教界的现状，他深怀不满，呼吁革新，提出将“学术化”和“生产化”作为改革目标，并身体力行。但他深知，社会经济基础未变，谈佛教改革“空言无补”，新中国的成立，使他有了实践自己理想的机会，自觉“二千年佛教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事外任其生灭乎”？他起草了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义，起草了改革佛教的意见书，上书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他还就收回广济寺、创办佛教刊物、筹办中国佛学院、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不辞辛劳，协调各方，多方奔走，竭力促成。1953年始，他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更是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新中国佛教劳心劳力。

作为僧教育家，巨赞注重僧才培养，以“学术化”和“生产化”为目标，设置课程，制定教学计划，注重开放式和启发式教育，要求学生不仅要勤读佛书，而且应把大量学习时间放在文化知识方面，尤其要多读文史哲等方面的书，认为“水涨才能船高”，只有深入了解“世间法”，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出世间的佛法。注重培养僧人具备工、农、商、学、医等各方面的技能，寓修持于劳动中，创建“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劳动自养，开创了都市僧尼工禅并举之风。作为佛教界的社会活动家，他多次出国访问，频繁接待各国佛教界来访，展示了新中国佛教的新形象。

“出家而不厌世，出世不忘救世”

看破红尘，出家事佛，是巨赞自己选择的生命状态，但他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践行着“出家而不厌世，出世不忘救世”的大乘精神。他以曾是革命者为荣，虽入空门却不曾停止对革命的同情和关注，不曾因一袭袈裟而稍减其爱国之志。正像他在一首诗中写到的，“革命未成谋未就，慈悲端不让前贤”，在他看来，革命与慈悲是统一的，出世与入世不矛盾。

抗战爆发，日寇南侵，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槛外人也无法置身事外，巨赞痛心疾首，无比愤慨，寄望“良将”“硕儒”来拯救国家的危亡， 同时反躬自求，向佛道中人呼吁，“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他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将讲经弘法的佛堂，变为申讨日寇、动员抗战的讲堂，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他大声疾呼:“佛本慈悲，但当今妖孽横行，日寇逆天行道残害生灵。佛亦要作狮子吼， 降魔灭邪，以正天理！”

吃斋念佛的僧人，也投入到抗战洪流中，诠释着全民族抗战的主旋律，无疑是吸引眼球的。巨赞推动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组织“和尚兵”宣传抗战，成为轰动全国的事件。1939年，在南岳上封寺，由故友田汉引见，巨赞见到了叶剑英，“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叶剑英的话鼓舞着巨赞，他挥毫写下了“身在佛门，愿不惹人间是非；国有大难，今显出炎黄本色”的对联，言明心志，提出救难不忘修道，修道不忘救难，与一干爱国宗教界人士一起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动员南北佛道教徒立即行动起来，走出寺观，投身战斗。随后又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分赴长沙、湘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沿途贴标语、发传单。人民群众称呼他们为“和尚兵”。 田汉用诗热情地赞扬他们是“僧衣脱却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周恩来则为之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巨赞言辞激昂宣传抗日，又与共产党人过从甚密，自然引起国民党特务的仇视，他被追问与徐特立等共产党人的关系，巨赞坦然回答，“他讲唯物主义，我讲唯心主义，如此而已。”他被捕脱险后到桂林，任月牙山寺住持，并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他抗战激情不改，以寺庙为掩护，保护了大批进步人士。与道安法师创办并主编佛教界进步刊物《狮子吼》月刊，继续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和佛教革新理论，发表了《佛家之救亡抗战论》 《致抗日将士慰劳书》等著名檄文。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巨赞避居桂平金田乡山脚村，随村民至瑶山见瑶王李荣保，出谋献策，伏击日军并大获全胜，歼敌百余，战后他写下《瑶山十日》和《石崖塘夜战》，记叙了那惊心动魄的战斗。

抗战胜利，巨赞回到杭州灵隐寺，后飘然离杭，往返于港澳台浙，积极配合全国解放。他不畏艰险，帮助李济深带密信给软禁中的陈铭枢、郭春涛，邀请陈等赴港商讨改组国民党，筹建民革。1949年9月，巨赞法师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巨赞法师和赵朴初一起，作为佛教界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抗美援朝期间，他发表演讲，号召佛教徒捐献飞机。他深感“天下事了犹未了，切不可不了了之”，主动融入社会， 建言献策，关心世事。他历任新中国第一、二、三、 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被选为常委。

诗书人生

“苦行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说的是出家人生活清苦，封闭孤独。似乎选择出家，也就远离了生命的精彩，选择了自我的封闭。巨赞给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出家生活样本。生活可以清苦，但不能不精彩。他生活的亮色和温度，来源于“诗书溉心胸”， 也来源于他“高大上”的朋友圈。

巨赞当然是精彩的，诗书的浸润，使他获得了精神的自足，也使自己收获了一众志同道合的朋友。巨赞善文、好文，喜用文字表达对国事、佛事、天下事的爱与忧、悲与喜。佛学著作等身， 显示着他不同凡响的佛学造诣；而大量的诗词书札，展示的则是他的生活，他的喜怒哀乐，直观地展现出他的“诗书人生”。桂林漓江边的雅集唱和，令人神往。在那里，巨赞与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弩、郭沫若、柳亚子、端木蕻良、廖沫沙等文化名人，时相往来，过从甚密， 集会议事，互有酬唱。终巨赞一生，他都珍惜和保持着与这些文坛巨子的友谊。

文人气质的巨赞，却又是有侠士气的，峨眉派临济宗是南宋时白云道士所创，由道入佛，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一直有着神秘的面纱。抗战时期，巨赞巧遇了临济宗衣钵传人周潜川，上世纪50年代更与其长相切磋，得赠《峨眉宗莲花宝笈》，依教规，谁获得宝笈，就等于被授予了掌门人的封号，巨赞获得宝笈，同时也获得了峨眉派临济宗第十二任的掌门人身份。这故事看似天方夜谭，透着一丝神秘，对巨赞，则更增一份神奇。强身健体的功法，养生学问的研究，与一切新知识一样，正是巨赞所关注的。

1984年，巨赞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博学”构成他生命的底色，出世却不舍入世的追求成就了他不朽的传奇。“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万古愁”，这首诗，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摘自《雅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