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香最忆阳春面

赵畅

最早吃阳春面，是在浙东四明山麓小山村祖父祖母家。阳春面通常是作为招待客人和送给“双抢”时节田间劳作的爷爷和叔叔婶婶吃的一道点心。其时，我曾问过祖父祖母为什么会有阳春面的称谓，他们虽说不出道道，但留下的是一句实在话：这年头能够吃上阳春面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那个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阳春面的流行，除了基于节俭的考虑，也还是因为其有着明显的优势和特点：制作便捷，待水鼎沸，一放、一捞、一盛间就可完成；用材节省，无非半匙酱油、一把面条、两条小葱而已；味道鲜美，其韧糯滑爽、葱油香郁、汤清味鲜的感觉，终让人大呼过瘾。

回到城里读书以后，平日里似乎很少再有机会吃阳春面。原因除了家里没人会做阳春面，更是因为对我们这个多子女家庭来说，去饭店吃阳春面委实是一件奢侈的事。然而，也有例外。有一年冬至过后，为小学语文教师的父亲突然从一条旧长裤的裤袋里发现了不知什么时候遗留下的五元钱——要知道，五元钱其时可买回近8斤猪肉。父亲为此高兴得如中了彩票。恰逢当晚，他与我一道去工人俱乐部观看样板戏《红灯记》。散场时，我觉得肚子有点饿。经了父亲的提议，我们前往附近的一家餐馆点了价格最便宜的阳春面。落座不久，两碗盛着根根利利爽爽，淡酱色面汤清澈见底，汤上浮着金色的油花和翠绿的青葱的阳春面端了上来，我们一俟将冻僵的双手熨贴在暖烘烘的碗身上，那色、香、味便勾出了我们的馋虫。“这阳春面地道呀，有我们乡下纯正的味道”，吃着吃着，我与父亲几乎异口同声。“我们厨师就是你们那边人”，当服务员揭开谜底，我们竟相视而笑。

难忘阳春面，也还是因为我经常陪伴著名乡贤谢晋导演吃阳春面的情缘。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先后30多次负责接待应邀回老家参观、开会或过春节的谢晋导演。每每回到老家，我们会选择在上虞宾馆招待他一次。他虽欣然接受，但一定会叮嘱我们小菜尽可能简单些，主食可上阳春面。除非餐桌上有家乡下饭的霉千张、苋菜梗之类的，他会用米饭做主食，大多情况下，他定然是吃阳春面。他曾告诉过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独自外出，有时一碗阳春面既是下酒菜也是他的主食，可见他对阳春面的偏爱。只是，在老家吃阳春面，他还会提一个小小的特殊要求：根据不同的季节，在面上稍稍放一些或白煮或炒制后的“嵇康故里”——长塘的雷笋、毛笋或鞭笋。长塘地处会稽山丘陵缓坡地，其肥沃的并富含硒的黄泥土是竹林生长的绝佳之地。鲜爽、甜润而无涩味的雷笋、团笋、鞭笋也因打了季节差，而各尽其妙、各美其美。难怪，谢导也总想趁机尝尝鲜。

就像阳春面是我无以离散的心头之好一样，对于阳春面来历的了解也一直是我不舍的寻觅。近读《新民晚报》夜光杯版作者祝淳翔的一段考证，总算让我弄明白了阳春面的出典：“查《辞源》有关于‘阳春’之解四，其四云：‘俗称阴历十月为小阳春，以是时天气较为和暖也。市井隐语因呼十为阳春，如言阳春面，以初售每碗十文得名。’”（见2022年12月18日《新民晚报》）莫要小觑这碗不放浇头而素朴其身的清汤光面，在分不清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但似乎谁都是主角谁都是配角的相互平衡、相互成就里，其文化韵味因为一天天的寻常生活而滋长起来，因为一个个的生动故事而饱满起来。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尽管阳春面的名称依旧，但制作已然颇为讲究，这也自是应了与时俱进之理。比如，面条多选用碱水挂面，当然也有自制的，即先把面粉放盆里，加水和成面团，揉匀后，盖上盖子，饧上30分钟。这样会和得硬一些，做出来的面条比较筋道好吃。至于用材么，除了葱和盐，其他诸如胡椒粉、味极鲜酱油、香油等等也会掺和融入其中。此外，根据个人喜好，也还会在上面放几片青菜、牛肉，抑或放一个煎鸡蛋、几只虾什么的。于是，一碗阳春面因此而多了一抹亮色，陡增了一份厚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