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通过“走出去”参与国际产能合作不再是一场孤勇者的冒险，而是许多浙江民企的共识。

5月28日下午，由华立集团、万丰奥特控股集团、巨星控股集团、卧龙控股集团、三花控股集团、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力勤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富通集团等9家民营企业联合发起的浙江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在杭州成立。浙江民企“走出去”先锋，浙商总会副会长、华立集团董事会主席汪力成被选举为首任会长。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徐国龙在成立大会上指出，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成立浙江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商会要在思想政治引领上有新提升，同心合力擦亮浙商永远跟党走金名片；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有新作为，同心合力打造“地瓜经济”升级版；要在自身改革发展上有新突破，同心合力创建中国特色一流商会。

大会还举行了“浙商全球护航”数字服务系统启用仪式和“浙商海外驿站”授牌仪式。

当前，浙江民企“走出去”的方式有什么新变化？商会将为浙江民企“走出去”提供哪些护航服务？“浙商发布”就一些热点问题采访了汪力成。

“走出去”不是一个新词。

2010年以后，大量的制造业企业陆续“走出去”，赴东南亚投资建厂，是出于市场所需考虑。而2018年中美“贸易战”和2020年新冠疫情，则加速了国际供应链重构的进度，迫使制造业企业不得不改变传统的“订单-生产”模式，赴国外投资建厂。

还是“走出去”没变，但“走出去”背后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

“近些年，中美战略博弈，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多重因素的叠加，让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变，并且变化到何种程度还未知。”汪力成表示，世界各国出于供应链安全的考虑，正在人为地推动供应链重构，缩短供应链半径，甚至推出了“近岸外包”的概念。

汪力成认为，国际供应链重构有一个基本逻辑，一是最终制造地尽量靠近目标市场；二是上游供应链尽量靠近主机厂。

基于上述逻辑，汪力成建议，制造业民企应该更积极“走出去”，可以将组装环节或最终产品转移至国外，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对抗国际供应链重构。

“除此之外，很多企业的产品在国内是可替代性强的产业，但‘走出去’就会发现，在国内是红海，当地说不定还是空白。”汪力成说。

以富通集团为例，2010年富通进入泰国设立工厂，其光纤光缆的生产，为泰国解决了技术空白，目前在泰国光缆市场的占有率达40%。泰国最主要的三家移动通信运营商AIS、DTAC和True Move均成为富通的客户。

国际供应链重构也同时宣告了过去民营企业坐在家门口做外贸模式的终结。

“浙江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虽然很多产品都是100%出口，但是大部分企业的思维就是外贸出口思维，对终端市场把握能力很弱。”汪力成表示，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情况下，对终端市场掌控不强，就意味着随时有被打击或替代的风险。

如何提升终端市场的驾驭力？汪力成认为，要改变过去“走出去”就只是产品“走出去”的思维，而是要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规则，通过多个“原产地证”打组合拳。他强调说：“中国制造全球卖卖卖，要转向中国创造，全球制造，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全球秩序重构的大环境倒逼着制造业要走这条路。”

在这方面，同为浙商企业的中策橡胶集团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2014年，为了应对美国反倾销，中策橡胶集团决定在橡胶原产地泰国设立工厂。

这一决定不仅让中策橡胶集团成功规避了贸易壁垒，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截至2022年，中策泰国完成了四十多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建设，轮胎年产量已达到2000万套规模，在东南亚市场销售比例从5%拉升到了20%。与此同时，工厂产品销往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俄罗斯、土耳其、哥伦比亚、美国等88个国家和地区。

“学习苹果、特斯拉，以及日本企业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经验可知，浙江的民营企业不仅要在产地多元化布局上下功夫，更应提升对整条供应链的驾驭能力，从而更深度的嵌入国际供应链。”汪力成表示。

“对供应链终端市场掌握越强，对国际供应链嵌入越深，别人才不能轻易将你踢出。”汪力成说。

近年来，在华立集团的业务板块中，海外工业园区业务越做越大。例如泰中罗勇工业园区，从最初的1.5平方公里扩张成如今的12平方公里，园区内已有企业220多家。而位于墨西哥的北美华富山工业园于2015年建成，目前也已经吸引了圣奥、拓普、大叶、亚特等一批浙江龙头企业及海信、敏华等外省的行业龙头入驻。

在助力中国制造业“抱团出海”的同时，“走出去”是不是产能转移，会不会造成产业空心化的质疑也始终围绕着汪力成。

为此，汪力成也用近20年的时间，跟踪分析了已经落户华立在泰国、墨西哥工业园的200多家企业，用可靠的数据回应了这些质疑。

“没有一家入驻企业是整体外迁的，都是在做增量。”汪力成说，“其次，‘走出去’的企业，虽然增加了境外的产能和销售，但仍然有平均价值60%的上游零部件和材料从中国母公司或中国供应链购买，实际上仍然起到了拉动中国外贸出口的作用。”

在汪力成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公司在将溢出产能转移后，国内母公司可以更从容地向产业链上游转移，进行“腾笼换鸟”。

“以华立自身的业务布局为例，电子材料和智能电网这两项国内已经饱和且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产业，我们将会移至海外生产，而国内将聚焦半导体材料的国产替代，这项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业务对我们而言是巨大的机会。”汪力成表示，可替代性强的低端产业要及时“走出去”，同时要聚焦攻克或引进处于产业链上游或产业链核心环节的高端产业。

“产业链上游往往也是价值链的上游，最终端是最赚不钱的。”汪力成说。

这种可替代性强的产业“走出去”，用海外赚到的利润反哺国内母公司向产业链上游转移的做法，也正是对“地瓜经济”的生动实践。

去年年底，浙江开启“千团万企拓市场抢订单行动”，通过包机、拼机、航班等模式，分阶段、分行业，组织1万家企业赴境外参与经贸活动。一时间，“抢订单”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潮。

而这背后，是疫情发生三年来，国内外贸企业订单减少、业务萎缩的现实。

“视频会议虽然能沟通，但终究是冷冰冰的，不如面对面交流来的真切有效。”汪力成坦言，由于疫情无法见面导致的客户关系裂隙，急需得到修复，而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需要民间的力量。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浙江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应运而生。

“我们这些‘走出去’相对做得比较好的企业，我称为叫领头大哥、领头大姐，带着兄弟姐妹们一起来闯世界，这是我们的一份责任。”汪力成表示，商会有着一大批优秀的浙江外贸民企，将帮助更多浙江民企抱团出海，团结不“内卷”。

商会也将通过开展线下交流会、建立分行业的专门委员会、建设“走出去”合作生态等多种方式，引导和帮助浙江民企改变传统外贸思维，充分利用好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由国际化外贸公司向国际化跨国公司转型。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企业唯有主动‘以变应变’，虽然过程中还是会有企业倒下，但大浪淘沙，相信一些真正的国际化跨国公司也将会就此诞生。”汪力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