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辛亥革命情结

□ 孔昭琪

鲁迅的一生与辛亥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深厚的辛亥情结。这种辛亥革命情结除贯穿于他一生的行为之外，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中。早在上世纪初日本留学时，鲁迅就积极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大造革命舆论；回国后，赶上辛亥革命爆发，立即积极参加革命行动。辛亥革命后，鲁迅更加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笔做武器，以大量丰富、精湛的创作和论著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捍卫革命成果，评价历史人物，揭露反革命，痛击反革命复辟，团结辛亥名人等等。因此完全可以认为，鲁迅的创作是以反映辛亥革命始，以反映辛亥革命终，他与辛亥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呐喊》的主旋律

鲁迅反映辛亥革命的作品很多，但最多最重要的集中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中。《狂人日记》《药》《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5篇小说中，除《狂人日记》中“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影射辛亥革命前夕牺牲的徐锡麟烈士属于只言片语提到的以外，其余4篇全是专写辛亥革命的。从篇目看，占了《呐喊》14篇的1/5强；从篇幅看，则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而且全是鲁迅作品中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名篇，因为它们“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因此可以说是表现辛亥革命，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乃是《呐喊》的主旋律。

《药》是鲁迅反映辛亥革命的作品中主题最深刻、感情最沉重的一篇。该篇大到命题、主题、构思，小到人物命名，无不倾注着鲁迅的心血，无不显示着鲁迅忧国忧民的深切的忧愤。作品设计了华、夏两家，象征着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故事中的夏瑜影射辛亥革命女革命家秋瑾，“夏”与“秋”是类义词，“瑜”和“瑾”是同义词。夏瑜为拯救祖国和人民而牺牲，而人民如华老栓们却用买来的蘸着烈士鲜血的馒头烤熟了给儿子小栓吃了治痨病，结果小栓仍未免一死。最后华大妈与夏四奶奶在坟地相会，明暗曲线合拢。对于华老栓们的愚昧无知，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革命者夏瑜，鲁迅为其革命事业不为群众所理解而感到可悲。

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则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塑造了带着严重精神枷锁“精神胜利法”的落后农民阿Q的典型艺术形象，揭示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愚民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塑造阿Q这一典型的深刻意义在于鲁迅借以批判古老中国的“国民性”，亦即“民族的劣根性”，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借阿Q这一典型“写出一个”“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的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

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在痛击封建复辟的同时，鲁迅以大量的篇幅和精湛的作品，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其中最著名的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

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具有重要政治历史意义的长篇经典论文中，鲁迅全面、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他以“打落水狗”作比，主张对敌人穷追猛打，彻底消灭，绝不给敌人以反扑的机会。他把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形象化地概括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说，“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他指出由于辛亥革命之后没有及时镇压反革命，以致后患无穷。他说辛亥革命时，革命“‘文明’得可以，不打落水狗”，“听凭它们爬上来”，“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他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对于他的家乡绍兴，他批评王金发没有果断处置谋杀秋瑾的谋主。

因为全面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这篇文章成为重要的历史参考文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鲁迅这种“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予以很高的评价。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延安《解放日报》于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的10月19日重新发布此文，号召大家学习鲁迅那种“坚定不移的，锐利无当的‘韧’性战斗精神”；1949年1月，当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党刊又一次发表此文，用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势力的阴谋，号召人民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在1958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该文又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中。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中，鲁迅再一次提到该文，说“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该文及时指出庆祝沪宁克复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告诫人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指出“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因为“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果然，就在鲁迅写成此文的两天之后，上海发生了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三天以后，鲁迅当时所在的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

哀悼、纪念并公正评价革命先烈

公正评价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哀悼、纪念并公正评价革命先烈，乃是鲁迅作品的又一个重大主题，亦是鲁迅辛亥情结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是对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高度而公正的评价。鲁迅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

针对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鲁迅义正严辞地指出：

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他终于永远带领着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辛亥革命之后，针对“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状况，鲁迅在《战士与苍蝇》一文中指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对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章太炎、陈伯平、马宗汉等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鲁迅都以各种形式的作品予以哀悼、追忆与评价。仅对恩师章太炎，鲁迅就有《病后杂谈之余》《名人和名言》《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等重点和专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鲁迅盛赞章太炎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对辛亥革命后革命先烈遭受的社会攻击和冷遇的状况，鲁迅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在《头发的故事》中，他借N先生之口说：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的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度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

揭露反革命，保卫革命成果，乃是鲁迅的辛亥革命情结的又一重要表现。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与丰富革命经验的鲁迅，从未放松揭露各种反革命，并不断呼吁人们爱惜、保卫辛亥革命的仅存成果。

鲁迅揭露的头号反革命就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用革命者的血，“将他扶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现了本相”。

对于来之不易的辛亥革命成果，鲁迅更是倍加珍惜。他认为“中国经历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鲁迅对这“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十分珍惜，并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为后来的人们”“培养幸福的花果”。

与此同时，鲁迅对那些“日日偷挖中华民国柱石的奴才们”深恶痛绝，痛加揭露与鞭挞。而对辛亥革命成果的丧失，鲁迅更是痛心疾首，他渴望新的彻底革命的到来。他沉痛而深刻地指出：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识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实际上，从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所篡夺，而且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面对辛亥革命成果的丧失，鲁迅痛心疾首，忧心忡忡，他把篡夺了革命成果而依附帝国主义势力镇压革命、以人民为奴隶的袁世凯之流称之为“奴才”，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

与辛亥名人结下深厚友谊

团结辛亥名人，与他们结成深厚友谊或保持密切联系，乃是鲁迅辛亥革命情结的另一大突出特征。

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于1932年12月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成立以来，做了诸如营救被捕同志、接待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以及往德国驻仁海领事馆递交他们联名签署的《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众摧残文化的抗议书》等大量卓有成效的实际性的工作。而鲁迅是该会诸多革命行动的中坚分子。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机构蓝衣社特务暗杀，而鲁迅的名字也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然而就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鲁迅毫不畏惧，置生死于度外，毅然于6月20日午后与挚友许寿裳“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殓”，且为了表示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出门连钥匙也不带，并于次日写下了愤怒、沉重的著名七绝《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鲁迅与宋庆龄的革命友谊，堪称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佳话。

鲁迅生前，和宋庆龄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并肩战斗。鲁迅病重期间，宋庆龄在医院里扶病写下言辞恳切、大义感人的长信，“恳求”鲁迅“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保存、珍重”自己的身体而“马上进医院去医治”。对此，许广平高度赞颂“这位具有伟大的同情，处处为中国，为革命爱惜人才的宋先生的恳挚”。

鲁迅逝世后，宋庆龄冒着白色恐怖，与冯雪峰等主持成立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设法置买墓地，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等等。在追悼会上，宋庆龄与许广平并肩挽臂，相互依偎。

在鲁迅逝世后的悠长岁月中，每逢纪念鲁迅的日子，宋庆龄总是及时领导和组织各种纪念活动，并多次撰文或题词纪念鲁迅，赞扬与宣传鲁迅精神，如《让鲁迅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追忆鲁迅先生》等。

1979年11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成立时，推宋庆龄为名誉会长，她欣然同意，并于1980年2月为该会会刊《鲁迅研究》创刊号题词：

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做人民大众的牛，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而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就像当年鲁迅笔耕不辍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一样，年届九十高龄的宋庆龄仍于逝世前夕以充沛的革命激情与深沉凝重的笔触，扶病为1981年7月出版的《鲁迅画传》撰写了语重心长、发人深省的序言。

鲁迅与宋庆龄的革命友谊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与革命史上两位伟人的高尚情操，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鲁迅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