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亭：民国慈善第一人

□沈文泉

王一亭（1867-1938）名震，浙江吴兴人，画家。1867年12月4日生于上海浦东，早年曾任商务买办，后入同盟会，为上海商界名人。他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及造诣深厚的海派书画家，而且在金融、工商、教育科学、外交等诸多方面颇有作为，尤其在慈善方面，更是筚路蓝缕、贡献巨大。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时代，外有西方列强侵略凌辱，内有统治阶级争权夺利、各系军阀割据混战，还有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生活在中国对外开放最前沿，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海商人和艺术家们，以他们的爱心、财富、技艺挺身而出，肩负起了救死扶伤、济危扶困、赈灾安民的社会责任，成为那个时代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的两支中坚力量。

如果说吴兴人张静江以亿元巨资资助孙中山革命，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资助第一人”的话，那么，同为吴兴人的王一亭以亿元巨资投身慈善事业，则可以当之无愧地享有“民国慈善第一人”的荣誉。

王一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坚持以德立身的人生哲学，他将上海梓园的大堂就命名为“立德堂”。当他感到仅靠自己来谋求国家独立、民主、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革命理想无法实现，也不可能实现时，便转向了慈善事业。

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商人，王一亭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善举，不胜枚举。

创办慈善机构

扶贫济困，救灾防疫，修桥铺路，这类传统的民间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以往都是由有良知、有爱心的离职官员和富商私人举办的，力量有限，影响也有限。进入近代以后，受西方救死扶伤、扶贫济弱的慈善思想及慈善组织的影响，民间慈善机构开始在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在民间创办慈善机构的热潮中，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王一亭是这支爱心队伍中的佼佼者，他在经商成功以后，投入巨资创办了一系列的慈善机构，开展了广泛的慈善救助活动。

在20世纪初叶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30多年间，王一亭主要发起创立了以下这些慈善机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与李平书、高凤池、沈缦云等人出资创办了上海孤儿院，后来，该院迁址龙华镇，故又称“龙华孤儿院”；1913年3月，参与创办中国妇孺救济会，任总干事长；1916年，创办被誉为“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最活跃的善团之一”的中国救济会，并长期担任会长，同年秋又参与创办广益中医院和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9年1月22日，与熊希龄、朱葆三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慈善团联合会，将中国济生会、仁济善堂、闸北慈善团、中国义赈会等沪上著名的慈善团联合起来开展工作，任副会长；1920年9月25日，与唐绍仪等人发起成立华洋义赈会，与陈桂春、虞洽卿等人发起创立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出资、管理的现代医院浦东医院（今上海东方医院），曾任院长；1921年6月1日，与唐露园创办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自任院长；1927年1月，参与发起创办上海乞丐教养院，任董事，同年主持成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当选为委员长；1928年11月，兴办养老院；1931年9月1日，成立上海收容灾民办事处，任主任；1934年4月10日，与颜福庆、徐世英等人发起成立上海救丐协会，后当选为会长；1935年6月，与虞洽卿、王伯元等人发起创办时疫医院；1937年6月17日，参与发起成立华洋救护妇孺协会，被推为名誉副理事长。通过这些慈善机构，王一亭向寡妇、孤老、孤儿、灾民发放生活补助，发放衣物、粮食帮助穷人过冬，向贫不能殓的死者施舍棺材，掩埋露尸，收养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收容或教化游民、乞丐、妓女、孤儿等。

这些慈善机构的经费，王一亭除了自掏腰包和在商界募集外，还常采取举办书画展、菊花会、戏剧演艺、游园会等多种形式募集。

资助救济活动

除了出资创办慈善机构，王一亭还积极资助已有的慈善机构。由于捐资金额大，有些慈善机构就请他直接主持慈善救助工作。创办于同治二年（1863年）的上海复善堂、创办于光绪六年（1880年）的仁济善堂、创办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广益善堂、创办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位中善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联义善会、创办于1914年的普善山庄、创办于1919年的沪南慈善会等慈善机构，都得到王一亭的大笔资助，并在他的主持下开展救济工作。1927年2月，王一亭接任闸北普善山庄西医医院院长，3月又被推为沪南妇孺收容所总主任，为公益事业“勉尽天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对上海的慈善团体作过一次不完全的调查统计，在调查统计的30个慈善团体中，由王一亭任主持人或第一主持人的慈善团体有12个，占40%。对此，现代著名书画家王个簃在他未刊印的手稿《王一亭先生言行记》中，曾有这样的评价：“凡国内种种善举组织关于养老、植孤、赈灾、放生，以致周恤贫病无告之伦，非创其始，即总其成。”

为了公平、合理、有序地施放救济，王一亭主持制定了具体的救济标准，即寡妇、孤老、残疾者每月发0.5元，孤儿发0.4元，年末每人加发白米8升，每两年发棉衣1件。按照上述标准，仅是1928至1929年的冬季，王一亭主持下的同仁辅元堂就发出1升米票7100张、2升米票12259张、衣1660件；位中善堂发出2升米票4200张、衣418件；联义善会发出1升米票10542张、2升米票6125张、衣16072件；广益善堂发出1升米票11500张、衣356件；沪南慈善会发出1升米票9100张、2升米票10295张、衣452件；仁济善堂发出1升米票10411张、衣694件；中国崇文会发出2升米票6700张、衣580件。如此大规模的救济，所需巨额善款募集之艰巨，发放工作之繁巨，可想而知。

发起赈灾活动

作为上海滩的三大买办之一，作为沪南商务分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协理、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王一亭在上海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很强的号召力。他将这种影响力和号召力充分运用到慈善事业中，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和号召开展各类慈善救助活动，成为沪上慈善事业中最热心、最积极、最活跃的商界领袖。

宣统元年（1909年），千里之外的甘肃发生严重旱灾，王一亭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想灾区人民之所想，急灾区人民之所急，立即与李平书等人发起成立甘肃义赈协会，募集善款赈灾，还派人员前往灾区调查灾情。

为了帮助中华教育社创设职业学校募集经费，1918年9月16日晚，王一亭与朱葆三、顾馨一邀集一些沪上绅商到“一枝香”餐馆赴“鸿门宴”。席间，王一亭和朱葆三、顾馨一各捐300元，而后从赴宴各绅商手里募得2300元。

1920年7月，王一亭与朱葆三、徐乾麟、宋汉章等人组织上海各慈善团体赈济湘、陕、闽三省灾民，并任中华慈善团合办湘、陕、闽筹赈处副干事长，承担具体赈济工作。与此同时，他还组织自己任会长的沪南慈善会附入中华慈善团合办湘、陕、闽筹赈处，全力参与赈灾活动。8月17日，他又与朱葆三、徐乾麟以正、副干事长身份在“一品香”餐馆邀集各界开会，为湘、陕、闽赈灾募款万余元。

1926年12月和1929年1月，王一亭和施省之、关炯之、虞洽卿、冯少山、王晓籁等人两次邀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王凤卿、李万春等人到上海义演，所得票款全部用于赈灾。

1931年夏，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等16个省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5000多万。王一亭与虞洽卿、陈光甫、吴蕴斋等沪上绅商发起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以拯我呻吟痛苦之同胞，而尽披发缨冠之天职”。经过王一亭和各位绅商、善士的共同努力，募得善款260多万元，分赈各省灾区。此外，他们还向灾区运送了价值169790元的棉衣、74392元的大米、51671元的面粉和7055元的药品。为了筹措赈灾善款，王一亭还和许世英、王晓籁等人发起上海筹赈各省水灾游艺大会，并协助发行慈善香槟票10万号。这些救济，有效地缓解了灾区人民的苦难。

赞助救济赈灾

对于那些不是由王一亭创办和主持的慈善机构组织开展的赈灾救助活动，他也一样热心地参与，并尽力出资赞助。《记白龙山人王一亭》一文中曾有记载：“凡上海慈善事业，无不有先生名，盖无先生之名在董事列，若不足以号召也者。各慈善经费恒不裕，其所办事业则又力求其大，因之收支常不敷，转以求先生，先生能有以纾其急。先生常谓‘办慈善事业，不愁无经费，如办得好，人自会送款子来’。有时至无可筹措际，先生常出其所作书画，集巨款，而以嘉惠公益慈善事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华洋义赈会发起万国珍品陈列会，以珍品售资助赈去岁灾荒，沈仲礼起而响应，在万国珍品陈列会内创设中国珍品陈列所，王一亭以堂堂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买办和沪上著名书画家之身份甘任男宾招待员，为赈灾尽一份责、出一份力。

1917年初，王一亭和朱世杰等旅沪南汇同乡一起在沪分设筹赈协会、协同募集善款，赈济家乡南汇迭遭风灾的父老乡亲；同年9月，王一亭先以办事员身份，继以总务身份，积极参加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发起的上海各界京直奉水灾义赈会赈灾活动，在9月27日于爱俪园举行的开幕式上，他又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屈就会场文牍之职。

1923年5月10日，上海各慈善团体发起救济陕西旱灾活动，王一亭被举为陕西癸亥旱灾救济会总干事，他不负众望，竭诚赈灾。

1926年10月，王一亭支持湖北旅沪同乡会筹款，救济在北伐军复武昌战斗中被灾难民的善举，并被推为主席，亲自动员，还认捐万元有余，后又动员华洋义赈会参与救济。

1933年9月，上海各慈善团体联合成立筹募急赈黄河水灾联合会，推许世英为委员长，王一亭与王晓籁二人被推为副委员长，组织开展募款赈灾活动。同时，他还参与华洋义赈会对黄河决口灾区的救灾活动。

1935年夏，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8月8日，上海成立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王一亭被推选为副会长，主持赈灾。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先后向长江流域各省灾区发放了价值数十万元的救灾款项和物资。1936年6月27日夜，王一亭又与朱庆澜一起晋见该会会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请其设法解决尚缺的数万元赈款，终使“结果颇为圆满”。同年11月30日，上海各慈善团体成立联合救灾会，王一亭又被推为副委员长，不仅认真履行救灾职责，还两次捐款共计4500元。

1937年，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两省受灾严重，上海各界于5月13日和14日先后成立川灾救济协会和黔灾义赈会，均公推王一亭为名誉会长，号召开展募捐赈灾活动。

像这样大规模、持续的赞助救济赈灾，王一亭一直身先士卒，乐此不疲。

礼金移作善款

在王一亭众多的慈善义举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将自己和家人的红白喜事礼金也移作善款，用于赈灾和救助。例如，1915年10月15日，在他49岁时所得长孙忠模满月之际，本该大摆筵席，大张庆贺，但是他没有按例为孙子大摆满月酒，而是劝说家人和亲友，将筵资200元移作上海孤儿院经费，帮助那些失去父母，更需要关爱的孩子；1916年和1926年，他先后将自己50寿辰和60寿辰的全部寿仪捐作善款；1921年2月13日，他携孙子观看城东女学学生举办的赈灾义演时，教导孙子奉献爱心，最后孙子向灾区捐献了20元压岁钱；1924年7月，母亲蒋赵太夫人仙逝，他谨遵母亲遗命不仅向中国济生会甲子水灾义赈处捐赠大洋1000元，还将亲友赙仪悉数充作济生会赈款；1931年7月6日，上海各慈善团体联合为王一亭父亲兰畦公和母亲蒋赵太夫人90岁冥寿举行公祭活动，正在南海朝山礼忏荐福的王一亭此前并不知晓，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嘱咐同人“将公祭礼仪拨作江西灾赈及普善山庄经办江浙掩埋暴露经费”。

王一亭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倡议和劝导自己的好友也这样做，一起为慈善事业添砖加瓦。宣统三年（1911年）2月24日，上海道席锡蕃观察之父席嘏卿80大寿，他和虞洽卿、叶鸿英等人倡议将寿仪移作医院建设资金，得到席氏父子赞同；同年9月4日，普育堂董理叶棣华80寿辰，他又和李平书倡议将贺仪移作善款；1919年11月1日，他乘联合上海商界领袖为盛竹书庆祝60大寿之际，与朱葆三、沈联芳、顾馨一等人安排以寿仪赈济湖北水灾；1926年1月21日和1935年1月11日，佛教界友人施省之夫妇六旬和七旬双庆，王一亭与施氏友人及佛教净业社同人发起将寿仪移作善款；1934年5月5日，沪士巨商兼慈善家陆伯鸿60寿辰，他与陆氏友人建议他将寿仪捐助闸北母心医院建筑经费，得到陆氏同意，于是寿宴变成了筹募捐款的招待宴；1936年3月29日，他与吴铁城、虞洽卿等人为宁波籍绅商陈良玉夫妇70双庆、50载金婚和旅沪4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将所受寿仪全部移充善款；1937年5月2日，王一亭又和叶楚伧、邵力子等人为杜月笙庆祝50寿辰，并倡议将寿仪移作复旦大学科学馆建设资金。

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都是清末民国年间上海慈善事业的骨干力量，是极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一批人。这批人像王一亭一样，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感，集士、商于一身的人，不妨称之为“士商”。他们秉持“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理念，积极致力于慈善事业，满腔热情地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这支骨干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因素，但应该也有王一亭带头和影响的一份贡献。当代美术评论家华振鹤2006年6月16日在上海“海上奇人王一亭与海派文化研讨会”上曾经引用美国余英时教授的观点，满怀激情地这样评价清末至民国年间这代的代表士商：“这些人或许对儒家学说并不精通，但始终实践着诗的美德，以仁爱为核心，强调社会责任心，深切关怀中国的命运，关怀社会民众利益，把他们超越于个人利益。王一亭就是这么一个诗魂商才。”确实王一亭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正如上海作家沈寂所说的那样：“清末明初，上海出现不少名流闻人、商界巨子。其中最得人心、为人称道的是王一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