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从晚清翰林到国家领导人

□杨蕊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73岁的陈叔通和张澜、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站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身旁，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陈叔通一生经历传奇，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从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到抗战前后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最后到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曾高度赞扬陈叔通过去不事权贵，坚辞蒋、汪任职的高风亮节，称其是“出淤泥而不染”。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陈叔通的秉直相谏，毛泽东又称其是“共产党的一名诤友”。

清末翰林策划反袁斗争

1876年8月7日，陈叔通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名敬第，号云渭，排行第三，其父、兄皆中翰林。陈叔通自幼继承家学，勤奋好学，特别是在诗文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02年，年仅26岁的陈叔通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接着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一门三翰林”的陈家在江南传为佳话，至今北京孔庙进士题名碑上还有陈叔通及父、兄的名字。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陈叔通忧国忧民，开始向往维新运动，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倍加推崇，希冀振兴中华。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希望能从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得到借鉴，以寻兴邦之道。1906年夏，陈叔通毕业回国，先后在宪政调查局会办和清廷资政院供职。在资政院任职期间，陈叔通看到大小官吏的尔虞我诈，开始对维新思想产生怀疑，逐步倾向于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陈叔通由浙江省推举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担任了《北京日报》经理。他以此为平台，整天为国是奔走各方，为民生鼓呼。不久，袁世凯策划复辟帝制，随即下令解散国会，其卑劣行径令陈叔通十分愤慨。陈叔通毅然参加了由梁启超、蔡锷等人发动的反袁斗争，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职务。

1915年8月，陈叔通应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菊生（元济）之邀，负责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事宜。工作的同时，陈叔通没有放弃反袁的斗争，他在上海马霍路（现黄陂北路）福德里租赁房子，作为反袁的秘密联络点，联系进步人士，共举反袁救国之事。

同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动了声势浩荡的护国运动，起义讨袁，同时，梁启超赴粤桂间进行策动。起初，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大都隔岸观火，不愿过早涉足其间，护国军进展不甚顺利。当时，江苏督办冯国璋是一位关键人物，如果他能率先发难，各省要人必将响应，护国运动必将转现有利局势。

恰巧，冯国璋的秘书长胡嗣瑗是陈叔通的同科翰林，彼此之间交谊很深。陈叔通通过胡嗣瑗的关系，借得“华密”官电本，通电各省讨袁。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各省要人收到“华密”电后，以为冯国璋已内应，便纷纷先后响应起义，宣告独立。一时，护国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护国军势如破竹、勇不可挡，袁世凯集团一触即溃、节节败退。1916年3月22日，大势已去的袁世凯被迫下令撤销帝制，至6月5日忧急身死。正是陈叔通策划的“山寨版”“华密”官电，加速了袁世凯集团的土崩瓦解。

值得一提的是，陈叔通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几年里，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有所为，有所不为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陈叔通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的正义和公理，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拒绝权贵许以的一切高官厚禄。正因为不愿附凤攀龙，他还把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

在军阀混战、遍地干戈的年代，陈叔通忧时伤怀，思救国匡时之道。他十分喜爱梅花，称赞它“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他搜求名人画梅真迹百幅，把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借以表达自己的节操。

早在任《北京日报》经理期间，袁世凯就知道这位晚清翰林的才华和影响力，托人以每月600元高薪并许以高官收买，却遭到陈叔通的严词拒绝。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长驱直入，侵占了东北三省及上海等地。国难当头，当局不但不抵抗还打压进步力量，一再贻误战机。60多岁的陈叔通对当局的这种行为痛心疾首，他在长诗《卢沟桥行》中写道：“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严厉谴责当局的卖国行径。

那时，日伪也拉拢各种人才，清朝翰林、曾留学日本，陈叔通特殊的身份背景也引起了日伪的兴趣，日伪企图拉他委任伪职，但他坚决不从，闭门谢客，与友人相约“相期珍重到晚节”。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各族人民奔走相告，陈叔通心潮澎湃，“喜而不寐，枕上作”诗，曰：

围城偷活鬓加霜，

八载何曾苦备尝。

未见整师下江汉，

已传降表出扶桑。

明知后事纷难说，

纵带惭颜喜欲狂。

似此兴亡亦儿戏，

要须努力救疮伤。

这时，一位在国民党内做官的友人邀请陈叔通出来做官，而多年的从政经历让他深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独裁专制，复信友人“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索，陈叔通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新中国走向光明与希望。内战爆发后，陈叔通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身到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革命洪流之中。随后，陈叔通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经常在有关会议上发表精辟见解，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1947年5月，上海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内战示威游行，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阴谋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陈叔通知道后，当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9位“平时潜心学术，绝少预闻政事”的老人共同签名，致函吴国桢（上海市市长）、宜铁吾（上海警备司令）、张群等政府要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十老上书”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广泛同情。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这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强迫学校解聘了进步教授30多人。陈叔通随即商请张菊生援助，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的名义，拨出经费资助这些教授。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一部分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陈叔通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持留在上海，继续斗争。陈布雷托人转告他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陈叔通一笑置之，请人转告陈布雷：“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

为独吞胜利果实，国民党政府不顾各界的反对和人民的生死，挑起了内战，因失去民心，在军事上节节失利。1948年夏，国民党发动了和谈攻势，鼓动上海一些文人政客，策划“千人通电”，企图玩弄国共谈判的把戏。有人要求陈叔通在“千人通电”上签名，他严辞拒绝，并致信友人：“此次是革命，且希望彻底革命，革命要流血。谁流血，无疑是友方(指中国共产党)。我们要与友方配合，老实说，要得其同意。否则即是不予帮助，反而打击。”他还写道：“无友方，即无今日之我们，亦无他日之我们，亦可谓明白了当。”由于各方力量的共同抵制，“千人通电”运动宣告失败。

“真心靠党路不迷”

陈叔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诚拥戴，曾写下“真心靠党路不迷”的诗句。

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时，陈叔通就拥护中国共产党并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1949年1月，在共产党的安排下，陈叔通离沪北上，辗转到达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叔通以产业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决议，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作一枚大印。周恩来将这项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了陈叔通，这位前晚清翰林寻访贤达高人镌刻，如期捧上了开国大印。

后来，毛泽东曾找到陈叔通，说想请人刻一枚藏书章。陈叔通到上海找到自己的朋友——著名金石家吴朴堂，他给毛泽东刻了块“毛氏藏书”印。毛泽东收到后，爱不释手。从此毛泽东养成了一个习惯，看书前，往往先仔细欣赏一番印章，然后运力并小心翼翼地在扉页盖上“毛氏藏书”印。

1949年10月1日，陈叔通出席了开国大典。古稀之年逢盛世，陈叔通以无比喜悦的心情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余生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在回顾自己的探索过程时，陈叔通曾对人说，过去我对中国光明只是一种憧憬，经过与党的最高领导多次谈话，我才豁然开朗，才认识到自己过去数十年的挣扎是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而旧民主主义在中国是成不了气候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并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才能站起来，中国才能独立富强，中国人民才不会再被帝国主义欺凌践踏。

正因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了如此的认识，陈叔通对党交予的工作都全力以赴地去完成。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新中国的成立使年逾古稀的陈叔通重新焕发了青春。

钱学森向陈叔通书写密信

1955年，陈叔通曾帮助科学家钱学森回国，使新中国迎来了被美国当局看来“能抵挡五个师”的世界级科学家。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监院是陈叔通之兄陈仲恕。其时，陈叔通也在求是书院执教，他结识了钱学森父子，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0年8月29日，赴美国留学的钱学森想回国效力并买到了回国的船票。得知钱学森要回中国时，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通知司法部：“决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8月30日，人们得到钱学森已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的消息。美国洛杉矶海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声称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了近800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这些全部都是技术情报。这就暗示钱学森是一名红色间谍，正准备偷运机密回国。于是美国方面把他关在了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后来，经过所在单位加州理工学院的多方努力，钱学森以15000美元被保释。但他在美国的生活开始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并多次遭到有关部门的审讯。

在此同时，我国政府也一直努力与美国沟通，要求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1955年5月，钱学森在一张中文画报上，看到了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他发现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他与父亲共同的好友陈叔通。于是，钱学森决定求助这位昔日好友。6月15日，钱学森和妻子蒋英趁看守不注意，给旅居比利时的四妹蒋华寄去了一封家书，其中夹有给陈叔通的信。此信经比利时转到中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收到了这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时，禁不住心头一震，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后，才知道原来是钱学森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并表达了自己愿意回国的强烈愿望。陈叔通觉得此事重大，当天就向周恩来汇报，并把信呈送到周恩来手里。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其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数百名教授也联名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总统，声讨美国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周恩来授意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无理扣留钱学森的美方进行交涉。

由于受到各方压力，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美双方就两国平民回国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第二天，移民局通知钱学森，对他的管制令已经撤销，他可以自由离境了。

钱学森回国后，毛泽东紧握住他的双手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世界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的回国，开创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新局面，我国导弹和火箭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还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海外学子归国潮。

回国后，钱学森对陈叔通援救他回国及其给予的关心深表感谢，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幅郑板桥真迹《梅竹画》馈送给一向爱好梅花的陈叔通,以示敬重和感激。

毛泽东称其是

“共产党的一名诤友”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陈叔通多次向中共领导人秉直相谏，毛泽东称其是“共产党的一名诤友”。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陈叔通也想亲身投入进去。对此事，毛泽东极为关心，担心陈叔通年岁已高，身体是否能允许。为此，毛泽东专门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各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这令陈叔通感动不已，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陈叔通到一些地方视察土改情况，有时还住下来，体验生活，深入了解土改情况。他还积极支持思想改造运动，并在运动中重新改造和确立了自己的立场观点。中共提出的每一个政策方针，陈叔通总是认真学习，认真贯彻。例如，中共提出“火葬”，一般人认为老年人不易同意，但他却是坚决拥护，认为这是移风易俗的好办法。

1957年春季，中共决定实行开门整风，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展开批评。4月30日，毛泽东以此为主题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出乎与会者的意料，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话锋一转，谈起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委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刮点小风。散会后，陈叔通和黄炎培连夜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两人在信中写道：昨毛泽东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泽东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是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陈叔通、黄炎培的来信经刘少奇、周恩来阅后，转到毛泽东手中。认真看完来信后，毛泽东在信的末尾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表示决心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