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战时香港文坛

袁小伦

知识分子问题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兴衰，也是统一战线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抗战时期，周恩来审时度势，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中共驻港机构领导和影响香港文坛，树立了一个文化统战范例，在中国革命文化史和统一战线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将香港文化人组织起来

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锁，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主要渠道。这对中共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香港的政治形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共活动的方向变化着：港英当局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从高压政策到“睁一眼闭一眼”的转变；香港群众尤其是工人和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香港的自由港性质使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以商业活动为幌子开展政治角逐，客观上也形成可为中共利用的统战工作环境。

根据香港的战略地位和政治环境，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决定加强对香港工作的领导。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面商在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并派遣具有主持海外统战和上层统战诸多优越条件的廖承志担任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以拓开香港工作局面，即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等等。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陆续将内地例如沪宁等沦陷区的一批文化人转移到香港；广州、武汉沦陷前后又部署一批文化人到港。另一方面，指导廖承志等在港负责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廖承志等人认真总结过去中共在香港活动的教训，努力克服轻视知识分子现象，争取“大量地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并有计划地培养和领导非中共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适应内地文化人来香港和即将到来的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势。

接着，为了把到香港的文化人组织起来，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周恩来指示廖承志和中共驻港组织运用统战策略，一步一个脚印占领香港文化阵地。从1938年初开始，“香港八办”在支持和协助宋庆龄建立以“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为宗旨、由一批中外名流和著名文化人组成的保卫中国同盟等团体的同时，通过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创办或恢复了一些抗日报刊和新闻机构。对分属不同政治派别、对中共抗战主张认识各异的香港10多家报刊，办事处则派员主动走访各报刊主编、编辑，商讨抗战形势，坦诚相见，求同存异。

针对一些文化人想返回内地的情况，1940年6月10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廖承志和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语重心长地说：“这里环境不好（指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香港这个地盘很重要，不能放弃；能坚持几天就要坚持几天，你们回港后做好大家的工作，努力工作，坚守住香港这块阵地。”这个指示包涵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也非常有预见性，其重要性在半年后的皖南事变便清楚地体现出来。

打开抗战文化宣传新天地

在竭力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香港八办”为适应新形势，拓展新局面，一方面加强华侨统战工作，并打破香港的新闻封锁，派遣胡愈之、梁上苑、黄薇、杜埃、林林等10多人到东南亚各国创办华侨抗日报刊或参加当地进步报刊工作；另一方面在香港新成立的群众团体和举办的宣传活动中，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名称，或去掉“抗敌”“抗日”字样。到1940年，香港已成为华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南方局书记兼文委书记周恩来认为中共在香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基地的时机到来了。同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向茅盾布置任务时说：“我们建议你到香港。38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现在香港有了很大的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战线。”

在紧急疏散、转移内地文化人过程中，周恩来和南方局可谓部署精心，安排周密。皖南事变爆发后，南方局文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多次派人到国统区各地向文化界传达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需要安排转移的文化人则指明路线并为之筹划经费和护送人员等，使100多位知名文化人安全抵达暂免战火的香港等地，体现了中共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部署大批文化人到香港的同时，周恩来多次致电廖承志，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建立文化领导机构和宣传基地作出一系列指示。他特别指出：“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一张我们的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约请邹韬奋、夏衍、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张明养、胡仲持等商讨创办大型报纸。他们认为，周恩来确定的“不用共产党出面，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的策略十分切合香港实际。于是，香港中共组织请廖承志的表妹夫、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和他的哥哥、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公开出面向香港当局注册办报。报纸名称叫《华商报》，意思是“华侨商人的报纸”。4月8日《华商报》出版，“基调是主张团结、民主、抗战，但不像《新华日报》那样以共产党的姿态出现。如果把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比作茫茫黑暗中的一座灯塔，那么，《华商报》则是上世纪40年代高挂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

继《华商报》问世之后，中共又相继支持创办或复办几家进步报刊。此外，还有宋庆龄任名誉会长、颜惠庆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张一、许地山主持的新文学会和世界语协会，胡一声、吴全衡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丁聪等主办的新美术社，司徒慧敏等主持的旅港剧人协会等。这样，中共“可以说把港九的文化阵地基本上都控制下来了”“实现了周恩来当初的预想，在那里打开了一个抗战文化宣传活动新天地。”

巩固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

至1941年上半年，旅港知名文化人有数百人，此外还有一大批流亡青年知识分子，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香港文化界人士最大范围地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是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关注的大问题，因为从抗战全面爆发后到1941年春香港文化界一直存在矛盾和争论，且“问题的争论有多半是带着人事问题在内的”。

这些论争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已影响了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巩固，而这些论争和矛盾的发生与中共对党内外文化人的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1941年5月7日，周恩来就“领导文化工作者的态度”给廖承志发出电报指示：“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甚多，要你一人招待疏散，想见你的烦忙，不过我们仍要向你提议对待文化战线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第一，不能仍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为他们已进步了，已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保留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这虽然如高尔基、鲁迅也不能免的，何况他们乎。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才能帮助和提拔这般文化人前进。”电文接着提出了婉转的批评意见：“毛主席告诉我们要重视这支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因为他们正是群众革命精神的宣传者和歌颂者，我这一年来在此收获不少，希望和建议你们本此精神做下去，原则的问题不能放松，工作方法上处事态度和蔼。作风不能尽人一致的，以前那种有时失之轻浮，有时失之圆滑，有时失之谦虚、有时骄傲的态度是不适当的。……望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随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香港文委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5人组成。文委下设由夏衍负责的文艺小组，由胡绳负责的学术小组和由张友渔负责的新闻小组。小组之外还组织了各种文化人参加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在团结和帮助文化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抗战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与内地形成鲜明的对比：皖南事变爆发后，抗战文化运动在内地国统区开始进入最低潮时期，在香港却空前活跃起来。

竭尽全力营救文化人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同一天，日军进攻香港。25日香港总督杨慕奇宣布投降。由于港九战争爆发突然，结束也快得出乎意料，在港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顿时陷入被日军包围、逮捕、杀害的危险之中。危难之际，周恩来紧急部署“秘密大营救”，体现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又加深知识分子对中共的信赖。

1941年冬，周恩来致电在港张友渔，指出日美有开战可能，要求在港人员做好准备。在一封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发出的致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和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原件中，已对“抢救文化人”做出部署。12月7日，周恩来两次急电廖承志等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居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或东江转入后方安全地区。12月9日，周恩来致电廖、潘、刘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菲律宾均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估计香港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西亚。 1942年1月20日，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刘少文急切询问：“港中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尤其九龙的朋友已否撤出”“少文对工作如何布置，能否有一部人隐蔽”“承志与港政府关系如何”“在港所存汇款如何解决？”遵照周恩来和南方局的紧密指示，“香港八办”和东江游击队在廖承志等领导下，迅速而秘密地展开了一场史称为“抢救文化人”的大营救活动。

在大批文化人撤回东江等地后，周恩来就如何妥善安置他们又作出一系列指示。遵照周恩来的部署，游击队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疏散办法，至5月，除暂时隐蔽于梅县的邹韬奋外，文化人全部安全离开了广东。到桂林的文化人，由南方局属下的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李亚群及脱险归来的夏衍、张友渔利用李宗仁、李济深提供的经费，或留住桂林，或顺水推舟把可以公开的送到重庆，把不宜公开的转送苏北新四军等处。在重庆，周恩来亲自对自香港脱险归来的文化人的生活和工作作了部署。例如3月12日，他致函郭沫若，请郭约老舍一起，会面共商对到达广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4月9日，他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文化人分批安全撤离的情况汇报，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要夏衍在重庆争取公开合法，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不久，得知于伶、宋之的等人从香港到达重庆，当即指示组织一个话剧团，使他们有演出的机会；6月14日，周恩来复函柳非杞：“亚子先生出险，欣然无量。其行止自以在桂林小住为宜。退隐峨眉，亦未尝不可重整南社旧业，设并此自由亦不可得，弟恐亚子先生不敢作入蜀想矣。生活之维持，凡吾后辈，责无旁贷，亦义所当然也。”

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者的“秘密大营救”历时数月，共抢救出文化人及家属近四百人，并接应了数千回内地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被营救的文化人在其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共产党人在危险之际是怎么把他们当成国家精英和瑰宝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的，也自然而然地感受到香港沦陷前后国共两党对待文化人天壤之别的态度。

后来的历史，诸如抗战胜利后，文化人不顾国民党的迫害支持中共，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夕，他们接受中共的邀请，冒险从国统区和香港等地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文代会，共商建国大计；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他们出任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工作，尽善尽美地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等等，说明“抢救文化人”之举，“为共产党与文化人、民主人士之间互相信任，共同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就是在今天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