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用巾帼英气谱写战斗诗篇

冯晓蔚

何香凝，号双清楼主。1878年6月27日出生在香港。她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妇女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1972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

“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

1897年10月，经媒人介绍，何香凝同廖仲恺在广州结婚。婚后，他们两人志趣相投，互相敬爱，感情甚笃，经常研读诗文，抨击时政，倾诉救国救民的夙愿，并取人、月两清之意，将自己的小屋命名为“双清楼”。

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纷纷到日本留学，廖仲恺也有此愿，但苦于没有路费和学费。何香凝毅然将自己陪嫁的珠玉首饰卖掉，凑够了1000多元，于1902年秋，帮助廖仲恺东渡日本。两个月后，她自己也赴日本，先在补习学校学习日语，第二年初，考进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后转入女子师范预科。

在东京，何香凝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结识了革命青年苏曼殊、黎仲实、朱执信等人。在他们的鼓励下，她逐渐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9月的一个晚上，她在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集会上，首次见到了仰幕已久的孙中山，倾听先生的激动演说。几天以后，她同廖仲恺和黎仲实专程前往孙中山的离所拜访。孙中山亲切会见了他们，给他们讲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的道理。此后，她还多次去拜访孙中山，聆听教诲，并接受委托，在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1905年秋，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积极开展筹备成立同盟会的活动，因在旅馆开会不便，黎仲实找何香凝商量要以她家作为开会地点。为了安全，必须解雇女佣人，何香凝欣然同意。此后，她的寓所成了革命党大集会的场所和秘密通迅联络站。她亲自操持家务，洗米、生火、烧饭，样样都学着干。总之，凡是对革命有益的事，她都热情地去干。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何香凝第一批入盟，而且是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入盟以后，她更加勤奋地学习和不辞劳苦地工作。这时，她一面参加反对保皇党的活动，痛斥保皇党宣扬的“革命就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谬论，一面与廖仲恺、朱执信等联名写信给美洲等地华侨，争取华侨加入同盟会，投入反清革命的行列。这时，孙中山有关策划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都是在她家里部署的，她除了要应付学校的功课之外，还要照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07年，她转入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后来，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很多都是由她描绘和缝制的。

1909年夏，正是她的爱子廖承志出生一周年，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移密回国做策反工作。行前，她赠诗廖仲恺：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这情深意重的诗句，既反映了她崇高的革命情操，也表达了她坚强的革命意志。在孙中山的指引下，这位女革命家在斗争的锤炼中，已经成长起来了。

“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

1925年初，孙中山在北平病重，何香凝于1月4日前往侍病。3月11日下午，孙中山在弥留之际，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连喊三声：“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何香凝掩泪表示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3月12日，孙中山溘然长逝。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对准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恺。何香凝坚决支持她的丈夫为捍卫“三大政策”所进行的斗争。1925年8月20日，何香凝偕廖仲恺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今广州市越秀南路93号）开会。当他们走入党部大门时，刚步上台阶的廖仲恺即被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收买的凶手所杀害。当时，子弹从她的头顶呼啸而过，她也险些丧生。廖仲恺遇难后，她悲愤至极，同时，也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关怀和慰问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她把“精神不死”四个大字，贴在自家的门口，表示要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不久，她又激昂地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这一事件，虽然使她受到很大的打击，但也使她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从而坚定了她为“三大政策”不怕牺牲的决心，促使她的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6人，约六成是共产党员。何香凝以中央妇女部部长身份，出席了大会。在大会上。她针对“西山会议”背叛“三大政策”的罪恶行径，发表《廖仲恺遇害事略及其感想》的讲话，回顾廖仲恺协助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艰难历程，及其为此而献身的事实，号召国民党人要继承孙中山、廖仲恺的遗志，真诚地“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在这次大会上，她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继续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

国民党内以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为首的新右派集团，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们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力量的日益发展恐惧不安，阴谋策划一系列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无端生有，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苏联顾问办事处和往宅，并速捕了共产党员李之龙等人。何香凝闻讯，甚为激愤。当时全市武装戒严，市内交通断绝，她在没有口令的情况下，冲破重重阻挠，几次以大义和真理说通了岗哨的盘问，在钱局（即旧造币局）找到了蒋介石。她含泪痛骂说：“总理死后，骨尚未寒，仲恺死后，血也未干，你不想想，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只有苏联，才可以帮助打通中国将来革命的出路前途，你昨那样对待苏联人，太背信弃义了。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蒋介石听了之后，马上打电话到司令部，“命令包围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宅的军队全部撤退。”

从这时起，何香凝再次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预见到蒋介石日后必然走上背叛“三大政策”的道路。每当夜深人静，月光如水之时，她静卧窗前，引起了阵阵忧思，既哀悼死者，又忧虑将来，辗转反侧，不能入眠。3月23日这天晚上，她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借以抒发自己忧愤的心情：辗转兰床独抱衾，起来重读柏舟吟。月明霜冷人何处？影薄灯残夜自深。入梦相逢知不易，孤魂无术恨难禁。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

“请看今日众苍生，革命高潮如火热”

1928年初，蒋介石派人来上海请何香凝到南京去。何香凝觉得这是最后一次劝诫蒋介石的机会，便不顾在港母亲的病危，毅然前往。到了南京后，她被安排住在牛皮巷军委会招待所中一栋中西合璧式住房里。有一天，宋美龄带着礼品来看她，谈了不到20分钟，就被她高声训斥起来。当宋美龄红着脸走出来时，她还跟着出来继续训斥。过了几天，蒋介石亲自来了。他穿着全副军装，显得很神气的样子。但也是没谈多久，就遭到她的高声训斥。讲到激动时，她还不停地拍桌子。蒋介石倒沉得住气，走到客厅时转过身来脚跟一碰，挺直腰板，举手对何香凝行了个军礼，悻然离去。她余怒未消，对着蒋离去的背影，依然数落了好一阵。这次劝告未能奏效，几天以后她便回到了上海。

1928年2月1日至7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何香凝为了使国民党当局改弦易辙，回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轨道上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她提交了改善民众运动、切实扶助农工等包括七个方面内容的提案，指出：“农工占我全国人口十分之八九，其所受之压迫与痛苦独深。如农工之痛苦一日不解除，即革命一日无成功之望。”“故本党对于切实扶助农工一节，亦为目前刻不容缓之要图。”同年12月，在国民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鉴于最高当局继续背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了表明心迹，她公开谴责最高执政当局说：“孙中山先生临终签字在遗嘱和给苏联的遗书上曾经说过：‘在我们旁边，四面都是敌人，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与苏联友好，联合抵抗帝国主义’。座中诸君，还有十六七人都是亲耳听到过这话的。在孙先生临终前，我既然答应过他，矢志遵守改组国民党的主张，遵守“三大政策”，联合苏联，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而且仲恺也为此付出了生命。我现在身负两大重责，我绝不能违背他们的遗志。你们这样反苏反共，我要辞去国民党内一切的职务，我要继续与共产党、苏联来往，国民党的法律不能制裁我，我是遵守总理的遗言，蒋介石也无权制裁我。你们反苏反共是你们的事。”此后，她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任何会议，也不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一文钱津贴，靠绘画、卖画为生，过着清贫的生活。1929年7月，何香凝取道香港赴西欧寄居。

“想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回到上海，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两年多前，她满怀悲愤，流亡国外。如今回国，她看到的仍然是满目疮痍，内战连绵，人民在死亡线上呻吟、挣扎。对祖国和对人民深沉的爱，使她不能沉默。她不顾旅途的劳累，踏上国土就接连向报界发表谈话，指出“暴日侵占东省日益猖横”，救国“是我中国四万万同胞所同具责”；她自己“将以国民资格，办对日之伤兵救护等事宜” 。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奋起抵抗，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何香凝闻讯，兴奋得热泪满眶。她不顾体弱多病，立即投入组织慰劳队、救护队的紧张活动。1月29日，她约请上海知名的爱国妇女在她的寓所开会，同时邀请一些医生、护士、慈善团体的负责人、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参加，共商支援19路军的办法，作出了组织妇女到前线慰劳的决定。会议结束后，各界当夜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第二天，她率领救护队、慰劳队往吴淞前线劳军，给抗日将士以很大的鼓舞。在太阳庙前线慰问时，复旦大学学生宣传队的队员整理好队伍，请她“训话”。她十分亲切地叫了一声“孩子们！”便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停了一会，才接着说：“中国不会亡！中国没有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们的老百姓都爱我们的国家！日本人在四十个小时内扫平上海的狂妄恫吓已被我英勇的十九路军粉碎了！我们要打败日本侵略军！你们是国家的主人翁，要为国家争气，要向十九路军学习！”听讲的学生十分激动，一致举手高呼：“我们向您保证：愿为反抗侵略、保卫国家不惜牺牲一切！”接着，悲愤、高昂的口号声和救亡歌声，震动着太阳庙。

正当19路军与敌激战方酣之时，国民党政府却派代表与日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秘密举行谈判，炮制卖国条约。何香凝闻知，立即发电强烈谴责这种卖国行径。她指出“中日停战会议，我方如允签订丧权辱国之条约，我民众当一致反对，万难承认。”

为了鼓舞士气，激起血性军人的抗战热情，何香凝于4月15日写了一首诗，寄给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革命军第23旅旅长孙元良转前敌将士。诗云：日人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炮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想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后来，这首诗在前线广为流传。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统治权的要求。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史称“何梅协定”），攫取了我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使华北名存实亡。消息传来，何香凝十分愤慨。她拿了自己的一条裙子，把她以前写的一首诗抄在上面，托人送给蒋介石，愤怒鞭挞其不抵抗政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枉自称男儿， 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何香凝立即联络宋庆龄等20多人，率先响应，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把“反蒋抗日”策略转变为“逼蒋抗日”。何香凝完全赞同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加入了“逼蒋抗日”的战斗行列。同月，她抱病接见记者，针对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紧急维持治安办法》和正在与日本谈判的《中日防共合作条约》，愤怒地谴责国民党当局“这种替帝国主义做清道夫”的行为，旗帜鲜明地表明她坚决反对压迫救国运动，屠杀爱国青年及爱国分子，反对统制文化，压迫與论的坚定立场，呼吁国共合作。她声泪俱下地说：“联俄联共是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先总理和廖先生的主张……我们不能做帝国主义的傀儡。”这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何香凝被推选为理事。此后，她更加精神抖擞地参与领导全国各界的救国运动。

9月18日，上海各界人士召开纪念“九一八”5周年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袭击，当场死伤多人。何香凝闻讯，立即与宋庆龄联名发表通电，痛斥国民党当局镇压爱国群众的暴行。她还在《救亡情报》上题词，指出：“国破是中国人之中国，凡是国民应迅速起来共同救国，九一八是我们最可耻的纪念日，如对于这国耻纪念要摧残压迫，无异于鼓动国民无耻卖国。”

“前者牺牲后者师，家家儿女送寒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武装进攻中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纷纷起来抗敌，全面抗战开始了。

何香凝立即投入发动妇女参加救护慰劳的组织工作。经过紧张的筹备，7月22日，由她组织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上海成立，她亲任常务理事会主席。她在成立大会上说：“中国的男子，有许多都在前线流血受伤，为了要对得起我国光荣的历史、我们的祖宗，以及和男子们共同负起平等的责任来”，我们要“一心一德，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而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是时候了。”为了培养救护人才，她在上海举办了妇女救护慰劳工作训练班，两个月内训练了2000余人，分派到前后方医院和部队服务。这时，她虽然身体不适，但为了抗战，仍“以抱病的身体，精神百倍地参加抗战工作。虽然病在床上，却每天拿着电话筒，指挥工作，忘记了疾病，忘记了疲劳，个人的一切都献给了抗战。”

转眼到了秋天，何香凝十分关心前方抗敌将士的御寒问题，发起了缝棉衣运动。短短一个月时间便募捐得50多万件，解决了战时冬衣之急需。对此，她曾热情赋诗，表彰人民群众的爱国精神，诗云：前者牺牲后者师，家家儿女送寒衣；感君勇敢沙场去，留得忠名万古垂。

9月，为了给抗日将士筹集更多的冬衣，何香凝还致函在外地的朱家夫人，祝她“倘能在贵地组织妇女缝纫团为我将士缝制棉衣、棉裤、棉被及鞋袜等项，组织烹饪队，为我将士制造干粮等等，输送前方，实为目前必须之任务。望夫人登高呼，则贵省妇女必能群起响应也”。

1938年1月初，因日伪活动猖獗，何香凝离开上海前往香港。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何香凝鼎力相助，担任中央委员。此时，她虽年已六旬，且身体多病，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如经常致函致电海外侨胞要求援助国内抗战。据当时旅居英国的陆晶清回忆，她就收到“何先生从香港寄来的信，信中指示两点：1.积极组织力量，宣传中国全面开展反侵略战争不仅为自救，也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外国人的同情支援。2．对华侨的宣传，斟酌情况，可用何先生的名义，要求华侨发扬传统的爱国热忱，关心和拥护抗日战争，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希望每一个华侨做一黄帝子孙应该做到的事。”陆晶清遂以何香凝的名义来募款。因为何香凝在海外享有很高的声望，只要提起“廖夫人”，老一辈的华侨都表示高度的崇敬，旅英侨胞纷纷把现金和药品、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罐头食品等各种物资，有的甚至把自己身上穿的冬衣脱下来，把自己床上用的毛毯抽出来，送到全英援华总会，然后运到香港后何香凝又亲自组织包装、运输，将其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物资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表彰何香凝对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1938年8月，中共中央派邓颖超专程到香港探望她和宋庆龄。

“香江遥向中原望，力可回天尚有人”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由此开始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何香凝立即接见了华商报记者，发表了以反对内战为题的谈话，愤怒谴责蒋介石发动内战、涂炭生灵的罪行。

6月30日，何香凝与彭泽民等百余人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颁永久停战之令”“化干戈为玉帛，切不可‘箕豆相煎’”。7月，她又与彭泽民等44人致电全国同胞，号召大家“一致督促政府，本中山先生之遗教，遵政治协商之决议，立化干戈，与民体息”。她的文章和通电，对解放区军民是有力的声援，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反内战运动的高涨。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何香凝无限悲愤，与彭泽民等先后驰电李公朴夫人和闻一多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电文指出：“同人等一息尚存誓与民主逆流特务暴力，奋斗到底，以竟公朴、一多二先生之遗志”。1947年元旦，她与彭泽民等9人发表通电，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伪国大的电文，称“此次国民大会，其召集既出非法，而代表中国第二大党之中国共产党与第三方面之民主同盟，又未参加，其所通过之宪法，根本已失合法之根据，况其内容非驴非马，既非‘政协宪章’，距民主原则远甚，尤以所谓‘行宪办法’十条，乃预为中国之内战独裁作张本。”同年6月17日，她又和李济深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同志书》，历数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八大罪状，然后指出：“今日之独裁派统治区，已成人间地狱”“今日内战之责任，应由国民党独裁派负之。”稍后，她还发表了《告全国军政人员书》，为揭露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不遗余力。

蒋介石推行独裁和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残酷现实，使何香凝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她在1947年的一首诗中写道：忽听歌弹国破音，卅年回忆倚栏吟。兴邦追念前人训，卖国求荣霸业崩。丧了同盟诸烈士，凭谁博爱众苍生？香江遥向中原望，力可回天尚有人。同年，何香凝和李济深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宋庆龄任名誉主席，李济深任主席，何香凝任中央常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在国民党内民主派和反动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分化出来的。它一出现，就以革命派的崭新面貌和战斗姿态站在人民一边，为团结进步力量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

1948年2月16日，何香凝等42人联名发表了《声援上海抗暴运动宣言》，使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更陷入四面楚歌之中。5月，她和香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4月，应中共中央之邀，何香凝在廖梦醒的陪同下，带着孙女、孙子，乘船离港抵津，廖承志专程前往天津迎接。他们在天津住了两天后，全家乘火车前往北平。当火车徐徐开进北平站时，朱德、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热情地向她招手，来车站迎接的还有许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著名将领以及民主人士等，几乎把车站都挤满了。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设宴招待何香凝，对她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6月，何香凝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她以“民革”代表身份，出席了新政协会议，入选为主席团成员，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并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她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以无比欢愉的心情，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