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四项举措助推基层商会改革试点

杭州市西湖区作为杭州市唯一的省级基层商会改革发展试点单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商联所属商会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在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商会组织改革和发展路径上集思广益，不断将其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更好地服务全区民营经济发展。

一是准确把握重点，分步推进商会试点改革。在充分征求各部门、乡镇（街道）意见建议，调查听取各企业、商会意见的基础上，西湖区制定出台《杭州市西湖区基层商会改革发展试点方案（草案）》，区委统战部多次召开部务会议、工作会议研究讨论，进一步修改完善，西湖区将通过政治引领、治理规范、平台创新、服务优化、制度创新等五个内容来具体实施，将从部署启动、全面推进、回顾小结、改进提升等四个阶段来实行。

二是强化党建引领，推进基层商会组织建设。统战工作向商会组织有效覆盖，很重要的是要发挥商会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和商会党建是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重点，商会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两新工委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党建工作，支持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支持会员企业加强党建工作。进一步加强会员的思想政治和自律教育，把握好商会工作的政治方向，引导会员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守法，遵守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积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选优配强班子，不断增强队伍凝聚力。西湖区首先挑选了四个单位试点，分别在蒋村街道、三墩镇、云栖小镇、骆家庄等基层商会率先开展改革试点，改革的关键是领导班子人选的组建，西湖区将积极选优选强，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挑选一批政治积极、求真务实、吃苦担当的非公有制企业人士担任商会领导。注重基层商会规范运行管理，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会员的吸收发展以提高商会凝聚力为目的，避免出现“僵尸”商会。基层商会的改革和发展始终牢牢把握“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和“三性”有机统一，确保商会工作的正确方向。

四是积极探索创新，激发基层商会活力。基层商会改革的目的是要在党委、政府与商会、会员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和发展合力，要在助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供社会服务、创新社会治理、加强行业自律、扩大对外交流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鼓励基层商会根据形势适时转变工作思路和方式，大胆探索创新商会运行机制、活动方式、服务手段，提升商会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同时引导基层商会要根据所在行业和区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密切与各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联系，推动各相关商会间的交流合作，为会员拓展更多服务渠道，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杭州市西湖区委统战部）

“双带双促”加强宁波市鄞州区商务楼宇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

宁波市鄞州区集聚了约31.4万名党外知识分子。近年来，鄞州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有意设计、无意灌输、潜移默化、同心凝聚”的工作理念，着眼区域商务楼宇集聚的实际，以“双带双促”为载体（党建带统战、党内带党外；统战促引领，统战促发展），建立以汇鼎大厦“知联驿站”为旗舰的楼宇统战阵地，全面推进楼宇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促进楼宇党外知识分子自身发展与商务楼宇品质提升和谐统一，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注重“源头孵化”，育阵地、强培训。按照“党建带统战、党内带党外”的理念，依托、借力大党建平台，在大厦七楼公共空间嵌入统战元素，建立统战阵地，设计“4K”（K即knowledge，知引、知创、知融、知优）核心概念，营造“同心”知联的浓厚氛围。同时利用该阵地，组织楼宇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学习培训，学习党的十九大及历届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统战新理论，不断增强他们的“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注重“五心联动”，造平台、延手臂。借助楼宇内统战资源，立足党外知识分子实际需求，精准打造连心联谊平台、安心成长平台、同心议事平台、爱心公益平台五大平台，以五大平台为手臂，延长楼宇统战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如通过安心成长平台，与浙江万里学院等区内高校联动，发挥大学生就业实习基地优势；通过同心议事平台，开展电商系列分享会、HR绩效考核沙龙分享、创新创业专题研讨会等，引导党外青年知识分子脑力激荡、成长成才。

三是注重“双促融合”，聚人心、助发展。通过上下结合、多方联动、党群一体的工作组织运行机制发挥“双促融合”的最大效应。统战促引领，把服务创业企业与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后备队伍的培养锻炼结合起来，培养在业务上、政治上、群众影响力上都过硬的三栖“优才”，培养标杆型人物，发挥好引领作用。统战促发展，通过完善企业服务载体，挖掘企业平台功能，加强政策联接，为入驻党外知识分子提供“一站式”创业孵化服务。                   

（宁波市鄞州区委统战部）

乐清市打造离岸科创平台，助力新时代企业家健康成长示范区创建

为助力加快打造浙江省新时代企业家健康成长示范区，促进乐清市高新技术产业、新型产业发展，重塑乐清非公有制经济先行优势，乐清市全力打造两大离岸科创平台，致力于实现企业域外创新。

一个平台是浙大—乐清智能电气研究基地，位于杭州森林客厅紫金小镇。主要定位于围绕乐清主导电器产业和企业创新需求，依托重点城市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科创资源优势，在技术创新、成果转移、高端人才、产业项目等领域开展合作。目前，首批11家企业已完成进驻，涉及智能电网、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传感器等30余个产业技术创新项目，合作创新团队13个，项目合作金额超2000万元。

另外一个平台是乐清･南翔科创合作基地，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的南翔智地仪电产业园。基地定位为企业离岸研发中心，为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健康医疗、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领域的优秀项目提供离岸研发载体，实现项目研发在上海，生产落户在乐清。基地于2019年1月初完成装修工程，通过前期排摸、调查和对接，目前已与3家企业签订入驻协议，并交付企业基地钥匙。此外，基地已初步落实两家企业研发团队入驻，分别为安德利集团（智慧配电解决方案）和鸣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航拍无人机系列产品）。

（乐清市委统战部）

平湖市强化商会参与“三服务”活动力度，全力助推企业发展

今年以来，平湖市工商联、总商会积极开展“三服务”活动，切实帮助企业协调和解决实际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涉企服务与营商环境。

一是做好科技文章，服务企业创新。指导商会积极走访辖区内企业，做好2019年科技服务工作，指导平湖市天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嘉兴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平湖市志盛厨具有限公司、浙江海北勘察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做好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为解决企业高层次人才需求问题，走访浙江汉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嘉兴海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做好海外专家引进工作。积极引导企业参与科技创新，争创高新技术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中心。

二是收集问题解决困难，提高涉企办事效能。通过去实地走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围绕企业招工难、融资难、转型升级遇到瓶颈等问题开展 “三服务”工作，今年以来已走访会员单位企业81余家次，进行重点梳理，及时对接上级有关部门，能够解决的及时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也对上级部门及时反馈，同时也多方面听取企业呼声，尽力帮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商协会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协作，支持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为企业营造更加便利高效的政务环境。

三是注重人才服务，助推“人才环境创优”。人才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是人才成长的摇篮。人才是企业和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当湖商会通过走访企业，了解员工到岗率情况，掌握企业用工情况。帮助企业化解人才难留困境。为支持高层次人才引荐工作，商会将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探索对接一批人才项目。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发布、生活服务、学习提升、互动交流等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为响应4月8日“嘉兴人才日”活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特举办《改善候选人体验 重塑人才获取新方式——数字化时代引才新实践》活动。

四是发挥青企作用，助推“服务企业”行动。发挥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作用，聚焦企业事，积极深入企业，以“企业同心家园”“商协会调解中心”为活动阵地，服务好企业群众，力所能及地解决一批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4月18日下午，青企会长庄晓萍与当湖街道俞春峰走访嘉信箱包、沪林服装等企业，将走访企业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收集汇总，建立“问题清单”“落实清单”“责任清单”。为企业提供升级版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一次都不用跑”和“办得快”“办得好”转变。      

（平湖市委统战部）

海宁市统战信息管理系统正式启用

2019年，按照“数据化、集约化、高效化＋统战”的理念打造的海宁市统战信息管理系统正式运行使用，着力打造一个集信息采集、服务管理、工作联动于一体的信息管理平台。近日，海宁市统战信息管理系统操作推进会召开，全市各乡镇（街道）、平台统战干事，市委统战部各科室及市委办（台办）台湾工作科负责人参加会议。

海宁统战信息管理系统于2018年开始开发，定位上体现“服务和管理”并重的理念，有数据查询、导入、导出、分析等功能按钮，主要实现“统一战线的数据库”“统战部各科室的工作台”“各乡镇（街道）统战网格的记录本”三大功能。系统的启用为加强统一战线成员信息管理，提高统战干部的工作效率，夯实统战工作基层基础，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海宁市委统战部)

第二届“香港･绍兴周”举办

5月7日上午，2019年“文化绍兴”书法展在香港举行，拉开了以“文化名城,魅力绍兴”为主题的第二届“香港･绍兴周”的帷幕。

千年古城，走进了香江之畔，开启了文化之旅。作为“香港･绍兴周”的首场活动，“文化绍兴”书法展以“浙东唐诗之路”为题，展出100多件书法作品，这也是绍兴首次在香港集中展示如此高质量、大规模的书法作品。

当天上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2019年香港国际食品展上，绍兴黄酒文化展示活动也正式开幕。活动中举行了酒道表演和开坛仪式，邀请嘉宾现场品尝。据悉，绍兴共有15家企业参展，现场展示了黄酒、茶叶、酱菜等地方特色食品。

据悉，活动在4天时间内还陆续举行阳明心学高峰论坛、文化旅游推介等一系列活动。                      

（绍兴市委统战部）

开化县委统战部“三个+”打通司企屏障，护航百家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

开化县委统战部为进一步充实“三服务”活动内涵，助力最优营商环境创建，挂牌县“两院”，建立联络室，进一步完善司法机关和企业的双向联络沟通机制，为开化百家非公有制企业开通司法“绿色通道”，为企业健康发展助力护航。

一是“联络+联系”，打通司企联系屏障。与县检察院、公安局建立检察官联络室和警务联络室，对涉非公企业法律服务事务优先接待、优先处理、优先服务，确保非公有制企业有关问题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选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企业家为法院人民调解员，目前已确定6名执委企业家为县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二是“定期+常态”，打通司企沟通屏障。聘请法院、公安、司法和检察院等相关负责人为县总商会顾问团成员，定期沟通、常态化联络，对问题早发现、早预警。通过开商大讲堂等方式进入企业进行现场普法、现场咨询，目前已开设4期专题讲座，法治专题讲座1期，参加人数共415人次，服务非公企业共156家。三是“畅通+精准”，打通司企服务屏障。与公、检、法、司等职能部门共同开展企业法律健康体检等服务，构建精准法律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组建非公有制企业律师服务团，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企业开辟“绿色通道”，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等服务。2016至2018年开化县涉企民商事案件共5582起，其中2018年涉企民商事案件2150起，2019年截止到目前为止，共426起，判决占比49.71%，调解占比50.29%。县委统战部将继续以“司法暖企”为抓手，做好贴心服务，促进全县各类企业做大做强。  

（开化县委统战部）

舟山市委统战部充分发挥文化大讲堂作用，激活思想政治教育正能量

为引导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面宣传导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舟山市委统战部积极探索实践，不断创新载体，努力激活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能量，并于2018年11月份，创建了由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主体的文化讲堂——“新舟大讲堂”。“新舟大讲堂”成立后施行了“月讲”制度，深入挖掘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资源，凭借党外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资源丰沛等优势，组织开展各类社会公益讲座。大讲堂坚持每月一主题、每月一讲座，让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己策划课题、设置授课内容，统战部统一把关，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新舟大讲堂”成立半年以来，举行了《从战乱叙利亚、也门回来说和平》《国学传统与社会人生》《谈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我与参政议政”经验分享》《“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书画摄影展”作品鉴赏》等多期讲座，授课形式丰富，课堂内容生动，反响热烈。

通过统战融入、资源整合、多方联动，大讲堂成立以来不仅成为了舟山市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舟山人崇德尚学、涉猎知识的好去处，更成为了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主开展教育培训、联谊交友、建言献策、社会服务的创新工作基地。             

（舟山市委统战部）

全国首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学院助力非公有制企业发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三服务”、市委“两抓年”活动，5月21日至22日，黄岩新联学院联合浙大台州研究院组建专家团，开展黄岩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深入推进“三服务”暨“护企法律财税专技体检”活动。

黄岩新联学院于2019年1月在台州黄岩正式揭牌成立，是全国首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学院，由台州市委统战部、台州市黄岩区委联合成立，同时成立了由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台州市委统战部、浙大台州研究院、黄岩区委负责人为成员的指导委员会。该学院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学习培训、联谊交友的重要平台，是统一战线巩固思想基础、凝聚政治共识、提升能力素质的重要阵地，是汇聚最大正能量、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又一新型载体。

据了解，此次专家团是由黄岩新联学院联合浙大台州研究院涉及法律、税务、机电、汽摩、设计等方面的18名专家组成，前期根据企业产品类别和具体需求，进行了专家的精准对接和匹配。活动当天，专家团成员分成两组，每一组都由黄岩区委统战部和浙大台州研究院领导共同带队，先后赴华日控股集团、西诺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精进药业有限公司、联顺模塑有限公司、旭日工贸有限公司、光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十家非公有制企业，采取“入车间 看现场 听汇报 共探讨”相结合的形式，针对每家企业不同的实际情况专家团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从产品的创新设计、智能制造车间、车间物联网改造、精密测量、信息化管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原料药的深度加工及产业化应用等多角度入手，并重点就律税服务、产品研发、技术提升、人才引进等方面开展“把脉、问诊、开方”。

（台州市黄岩区委统战部）

临海市委以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成效显著

2019年3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良好政商环境和干事创业氛围，临海市委特制定临海市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其中，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各7条，企业及企业负责人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7条。临海市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 既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交往行为，同时也为企业及企业负责人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正当交往行为提供基本遵循。

试行2个月以来，“正负面清单”得到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家们的欢迎和好评，作用发挥明显，他们纷纷表示，对照“正负面清单”处理交往过程，解脱了人情社会的关系束缚和面子影响，让双方在愉悦的氛围中服务合作，不欠彼此，实现清中有亲，清上加亲。                       

（临海市委统战部）

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近年来，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大国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面对这一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着眼中长期发展趋势，人类社会正在经历许多深刻而又积极的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之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不断孕育和成熟，人类的生产模式、生活模式、交往模式必将发生革命性变化，经济全球化也将迈向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二是世界经济重心之变。随着亚太地区的快速发展，延续几个世纪之久的大西洋时代正在走向大西洋与太平洋并驾齐驱的新时代。三是国际格局之变。随着一大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的态势更加明显。四是全球治理结构之变。随着部分西方国家国际责任意识的明显下降以及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形式都在发生显著变化。五是人类文明多元之变。随着众多亚非拉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文化自信，人类社会的文化、观念、思想和制度正变得日益多元。以一种大历史的视野观之，世界范围的利益、权力和观念格局正在悄然发生重大转变，自近代以来延续几百年之久的国际秩序正在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为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并由此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中国自身的发展本身就是推动国际秩序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从根本上决定中国外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是国际战略平衡的重要维护者，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我们要善于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也要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维护好自身的核心利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中国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显著提高了。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摘自《学习时报》）

人才流动加剧影响城市格局

自2017年以来，城市间人才流动加剧。根据多个城市发布的2018年统计公报来看，过去一年里的人才流动，以南方的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以及部分中西部城市吸引的人才为多。其中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深圳、广州，其次是西安、杭州、成都、重庆、郑州、长沙、宁波与合肥。

以中国当前60％左右的城镇化率，如果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75％～80％的高城镇化率，则必然意味着这种部分省份人口的流失与城市的收缩现象将继续存在。同时，这种人口的转移也必然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有关。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人口流失、城市收缩之时，城市相应的产业政策、城市规划是否能够相应调整，以更切合自身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展模式与产业规划，适应新的形势，最终实现区域发展的整体平衡。

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城市中人口的流动以及迁出，恰恰是人口在空间上实现更优化配置、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的结果。所以，对于各城市或各省份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在掌握本地区的人口流动情况下，调整相应的规划及政策，改进城市的产业生产布局，调整相关管理职能。

对于中国而言，未来人口的流动必然继续进行：一是以都市圈的崛起带来的城市间人口流动与转移，人口不断向都市圈聚集。二是城市与农村间的人口转移，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前者将主要发生于东部发达经济省份，而后者则可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崛起的城市中。但不管如何，不能依旧假设城市与经济的增长是无限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商业配套措施、住宅开发、产业布局、经济增长点等，都需要适时加以转变。

（摘自《新京报》）

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出炉：中国香港、上海、北京居“三

五九”席位

第25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在近期迪拜“全球金融峰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依次为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上海、东京、多伦多、苏黎世、北京、法兰克福。

分地区来看，亚太地区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亚太地区的前20个城市，仅有大阪的得分略有下降，其余19个城市的得分全部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内地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青岛和天津6个城市在亚太地区的前20榜单上，这些城市在全球的112个城市中排名分别为第5名、第9名、第14名、第24名、第29名和第81名。

这份指数报告也对金融中心的一些越来越重要的元素进行跟踪分析，比如金融科技。对于一个金融中心而言，能吸引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四个最重要的元素在于，监管环境、人才、融资渠道和基础设施。与此同时，金融科技行业最重要的几大发展领域在于大数据分析、网络安全、支付交易系统和交易平台。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海归”不只为“卖个好价钱”

近日，某留学生职业教育机构发布了《2019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初次就业的近三成“海归”，实际年薪不到10万元人民币，与国内一流高校毕业生相比并无多少优势可言。

就业市场上，“海归”群体曾经在企业的争抢中享受过尊荣。然而，随着归国留学生的数量与日俱增，这种追捧迅速退潮，许多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也因此陷入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尴尬境地。

事实上，很多留学生在自己选择出国，或被父母送到国外的时候，对国内就业环境的现状都缺乏了解。相比于瞬息万变的就业市场，学生和家长头脑中的观念，往往高度依赖于旧有经验，因此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出国留学都是一件极其艰难也极其风光的事情，海外名校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更是实打实的“硬通货”。当时，在许多专业领域当中，国内高校的教育水准都低于外国名校，而能够出国留学并且愿意在毕业后归国的人才又凤毛麟角，因此，市场对“海归”的追捧，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但是，市场永远有市场的逻辑。抱着“镀金”心态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海归”人才的稀缺性迅速消失。而国内高校近些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在无形之中削弱了“海归”的竞争优势。

其实，归国留学生群体的海外学习经验自有其价值，问题在于，衡量他们才华与能力的标准，并不只有初次就业的薪资这一条。留学经历的宝贵价值，也并非只体现在就业市场上“卖个好价钱”。留学生的独特经历，使得他们在国际视野、适应性上占据优势。如何认清自己，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将决定他们人生道路的宽度。

（摘自《中国青年报》）

需要增强制造业的就业吸引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表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是有一些情况也要引起重视，一是就业总量压力不减，二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三是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

结构性矛盾是指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一方面，求职者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有机构的调查显示，在一些地区招聘的多于求职的，制造业招工尤其难。一些媒体用“宁愿送外卖，不愿去工厂”描述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择业心态。

实际上，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就业数量并不够大，美团的骑手只有几十万，滴滴司机达到千万级，但其中大多数是兼职。如果制造业就业持续菱缩，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优质就业是不足以弥补空缺的，更何况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就业在快速增长之后也会放缓。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制造业就业持续菱缩也是不利的。2017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降到了28.1％，只略多于德国、日本。如果制造业竞争力削弱，将不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国需要增强制造业对就业的吸引力。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毛泽东品评三国人物

毛泽东很喜欢《三国演义》，1957年他曾举三国故事为例：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毛泽东对刘备的赞赏，主要集中在他善于用人，善于团结各方人士，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但毛泽东认为，刘备的缺点也很明显，最显著的是他不能区分主次矛盾。在三国成鼎立之势后，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刘备急于为关羽复仇，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

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毛泽东对曹操“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及“不杀降”的政策均十分认可。然而，毛泽东对曹操也有过一些批评。1966年，毛泽东曾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毛泽东以此为例批评曹操刚愎自用，不能采纳良策。此外，毛泽东还曾批评曹操不能严于律己。《三国志》中的《武帝纪》中，讲述曹操“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圈画了这一段，并写道“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赤壁之战，是曹操亲自领军，亲自决策的一个重大失误。曹操却又未能自罪，可见他宽己严人，处事不公。

（摘自《学习时报》）

“孙中山”的由来

孙中山一生中名字不断出现变化。

出生时，父母为其取乳名帝象。后根据族谱，取名孙德明。上学后，改名孙文，字载之，寓意“文以载道”。清朝档案中故意把孙文的“文”改成“汶”，带有贬义。“汶汶”，表示昏暗不明、玷污，以贬低孙文是“国贼”“海盗”。

孙文，又号日新，取自《大学》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广州话里，“日新”常被误读为“逸仙”，久而久之，“逸仙”取代了“日新”，号也喧宾夺主变成了名字。

孙文在日本期间，为便于秘密开展活动，曾为自己取日本姓“中山”，又取了一个很谦虚的名字叫“樵”。日本友人都称他为“中山樵”。

章士钊在朋友王慕陶处见到孙文亲笔信，见其“字迹雄伟”，才对“海贼孙汶”心悦诚服。恰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之梦》一书在日本出版，其中记载自己参加孙文革命活动的内容。章士钊就将这书中有关孙文的段落翻译为中文，书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原书中注明：“孙文即中山樵先生”。因为章士钊不知日本姓氏规矩，便贸然以“中山”缀于姓氏“孙”下，译成“孙文即孙中山先生”。后来此译本再版，更名《大革命家孙中山》。此书刊印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于是“孙中山”这个似是而非的名字竟成了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大名。

（摘自《中山先生的一天》）

黄警顽：老商务印书馆的“客服”

中国现代出版大家胡愈之晩年回忆商务印书馆的同仁时,除沈雁冰、高梦旦、郑振铎、王云五、杨端六之外,还“特别要提到一个职工”,这个“职工”就是黄警顽(1894‒1979)。胡愈之称:他是商务印书馆最特别的一个人，“别的书店没有这样的人”。

黄警顽是个地地道道的“阿拉上海人”，他19岁便进了商务印书馆，25岁时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第一届学徒考试，当时是由张元济亲自主考和面试。黄警顽后来自称“我在店堂里从1913年（先是学徒,后调至发行科）一直奔走到1946年，前后33年，变成一张会说话的活动柜堂，一本没有字的人名大辞典，一具商务印书馆的活广告”。

1919年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管理者意识到“交际”对发展业务的重要性，遂在店堂内开辟了两间图书陈列室，作为与社会各界及读者沟通、联络的场所和基地，黄警顽和赵廉臣两人皆为招待员。其时，赵廉臣的年龄长于黄警顽，遂专门负责接待中年人和外地同业。黄警顽则负责招待本市和外埠的教育界人士与青年读者。据他回忆,曾接待过大约300万人次的读者。据说黄警顽的看家本领是记忆力超人，他自称：“有些人经过两三次交谈，我就能记住这个人的姓名、职业和通常需要的书籍。”

黄警顽的另一个长处，据其所说，是他“居常仰慕晏平仲为人，勉尚侠义”。他对人格外热情。对读者服务周到、办事认真，故而在广大客户和读者中获得了广泛好评，尤其是南洋的侨界，对他的接待更是赞不绝口。据他回忆，在商务印书馆“业务繁盛的过程里，我也费了不少的精力——我认识了许多学者和作家，为馆方拉了不少稿子，还同南京政府与教育和出版有关的高级行政人员，建立有利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警顽早已是“上海闻人”之一了，那时他除了为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奔走之外，还热心于社会的公益活动，如创办“民生工艺场”“晨更工学园”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他热情地投入到创建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事务中。那时在《申报》的“社会新闻”栏目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消息。1941年，《申报》成立社会服务处，请黄警顽兼任处长，负责助学、济贫、救难、处理读者来信等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1947年，应徐悲鸿之邀，黄警顽去北平中央美院工作。1957年，黄警顽退职回到上海。1979年，黄警顽因病去世，终年85岁。

（摘自《文史博览》）

西方歌剧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西洋歌剧走进中国差不多是在19世纪，1896年沙俄政府通过《中俄密约》等条约款项，在中国取得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海参崴的铁路建筑和使用权，这就是“中东铁路”。为了修建铁路，一批批俄国人到达中国东北，也带来了他们生活里不可或缺的歌剧艺术。

1920年，俄国人帕图申斯基组建哈尔滨歌剧团。他们不仅在哈尔滨演出，还到上海、青岛、烟台、北平、汉口等地做巡回表演。

1922年4月初，剧团来到了位于北平珠市口大街路北的“第一舞台”。鲁迅先生曾在这里观看了哈尔滨歌剧团的表演，并撰写《为俄国歌剧团》一文。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有人提出学习西方歌剧形式，用这种新方式展示新思想，从而摆脱旧束缚。但是，西洋歌剧在中国遭遇了水土不服。歌剧华丽的演唱形式与西方的悲喜故事和中国人的审美与理解都相去甚远。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黎锦晖非常热爱音乐，他普及歌剧的方法是“从娃娃抓起”，尝试在接受度较高的儿童歌舞剧中加入歌剧因素。1920年他和乐友们成立了“平民音乐会”，主张“中西合璧，雅俗同赏”。从1920年到1929年他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并公演多次，这些儿童歌舞剧被看作中国歌剧的萌芽之作。

在中学任数学教员的业余音乐爱好者阎述诗，一直渴望用音乐抒发情怀，激起人民反抗压迫的斗志，他看中了歌剧这种写实和充满张力的艺术。他在沈阳组建了“谐和音乐团”，并独创多部歌剧。他采用更自由的民族唱法代替西洋歌剧的美声唱法，同时又发挥歌剧的独唱、齐唱、对唱、合唱等声乐功能，这种边唱边演的别样形式使人耳目一新,受到观众欢迎。

20世纪20年代，中国音乐高等教育尚处在萌芽阶段，歌剧演唱的人才更是稀缺。1927年，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成立，培养专业音乐人才，四大女高音中的喻宜萱、郎毓秀、周小燕均毕业于此，“中国第一女高音”黄友葵也曾在这里工作和学习。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故事和情感怎样在歌剧中体现？

田汉和聂耳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和创作家，他们共同谱写过大型歌剧，其中最有影响的要属《扬子江暴风雨》。

《白毛女》更是为人所熟知的中国歌剧，由鲁迅艺术学院创作和演出。从1945年在延安首演成功后到1962年经历过多次修改，愈练愈精。

还有一部歌剧走出了国门，成为首部登上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的中国歌剧，它就是《原野》。《原野》本是曹禺的话剧，后来被他的女儿万方改编成了四幕歌剧。1992年1月，这部歌剧走出国门，获得很大成功。《华盛顿邮报》评论称：“《原野》将成为在国际保留剧目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歌剧。”西方人对中国歌剧开始有了新的理解。

（摘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