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同心卫中华

——少数民族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叶介甫

半个多世纪以前，全国各族人民为了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团结感人事迹。

制定民族政策为革命斗争服务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起进行斗争，少数民族人民的觉醒和革命斗争，反映出党在民主革命中动员群众的广度和深度，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我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提出:“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膨胀，一方面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帮，再联合成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宣布了在苏维埃法律面前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少数民族不能加以限制、歧视，消灭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等等。在苏维埃时期，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尊重。

1934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指出:“由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斗争的高涨，党在少数民族中工作的不可容忍的薄弱亦清楚地暴露出来，党必须加强在蒙人、回族、苗族、瑶族之间的工作，党必须领导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与自主(包括分立权)而斗争。”随后，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多次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后，对民族工作更加重视。就像毛儿盖会议决议中所指出的:“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1934年12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红军各部队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争取民族人士;严禁宰杀耕牛、土豪的牛发给群众，促进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指示》严格要求全体指战员立即克服、坚决杜绝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的行为。总政治部还组织了纪律检查队，确保《指示》的贯彻执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进一步相结合，从而对国内民族关系和现状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37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并强调：“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积极的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因此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

在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总结了领导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日的经验，提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总之，在党领导民主革命斗争中，始终把国内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发动和组织各族人民革命斗争，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革命斗争中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御敌

中国共产党从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后，一直重视处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问题，以此来保证革命的胜利，最终实现各民族人民共同解放。

长征期间，党和红军途经大西南、大西北，深入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这种与少数民族大量的接触，既团结了少数民族，又顺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黎平苗族地区时，毛泽东亲自嘱咐战士们，必须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关系，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红军将没收来的粮食、盐、布匹和衣物等分发给贫苦群众。毛泽东还把自己的毛绒衣送给一个因冻饿而倒在路边的苗族老太。朱德给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作关于民族政策的报告，强调:贵州的少数民族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但各少数民族的礼俗不尽相同。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凉山彝族地区。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布:“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除。”

这年春，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之后，尾追的国民党军已进至金沙江一线，红军必须迅速抢渡天险大渡河。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红一师红一团和军团工兵连为先遣队，由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率领，任务是迅速抢占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以便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河。此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年仅19岁的肖华奉军团首长的命令，带一个工作团，随先遣部队沿途做群众工作。

5月22日，先遣队一进入彝族地区，便遇到成群结队彝民的拦阻和袭扰。肖华指导着通司大声地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不同，不是来抢劫和杀害彝民的。可是他们仍然摆手挥刀，高声喊着“不许走”。正在混乱之际，前面山谷突然扬起一阵烟尘，几匹骡马直驰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50开外的彝人，他的到来，使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通司认出这人就是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肖华便让通司找小叶丹的四叔前来对话。小叶丹四叔欣然同意。肖华告诉他，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此来决不打扰彝族同胞。转而又告诉他，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

听了肖华等人的解释，小叶丹的四叔还是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四周，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不像国民党军那样欺压百姓，疑虑渐消。特别是听说刘司令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更加高兴，对肖华的提议答应下来。为了表示信用，肖华把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赠送给他，他也把自己的坐骑——那匹黑骡子送给了肖华。谈判成功了，肖华非常高兴，扬鞭策马，直奔刘、聂首长。刘伯承、聂荣臻此时正在为继续前进可能引起冲突而苦思良策，获悉谈判如此顺利迅速，大家都喜出望外。按照彝族的习俗，刘伯承即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为部队顺利北上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肖华作为这次歃血结盟的年轻使者，也同刘伯承的英名一起，深深镌刻在彝族人民的心碑上。

1936年4月初，红二、六军团长征通过藏区时，贺龙就对部队作出指示：要执行好民族政策，做好团结藏民工作。4月下旬进至四川得荣县，很快就走进了藏民区。部队进驻后，把当地的几个头人和一位有声望的“喇嘛头”请来与大家相见。这位喇嘛不是活佛，但在附近方圆几百里乃至整个康巴地区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与康区各有名寺庙都有来往。当部队领导向他讲述了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路过康区，以及红军有关民族宗教政策后，他表示理解和钦佩，并愿意同红军合作，帮助红军做工作。大家一听非常高兴，随即报告贺龙和任弼时等首长。

随后，向导将喇嘛头请到部队，他一见到贺龙就说：“汉官说啦，红军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破坏寺庙，还说什么红军女人的奶子都搭在肩膀上，伤风败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了，你们红军跟我们一样，是好人，汉官说的统统是造谣。”

贺龙听后哈哈大笑地说：“那些汉官都是胡说八道。红军决不伤害群众，而且保护寺庙，保护牛羊，请你们回去转告乡亲们，安心生活，照常拜佛念经，上山放牧，做生意。”又接着说：“请诸位头人回去好好向老乡讲讲，红军北上打日本，为的是全中国的老百姓不受侵略压迫。红军要顺利北上抗日，要打胜仗，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援。现在来到你们康区，山高路险，人不熟，路不熟，话也不懂，有很多事要请教你们，请你们帮助解决哩！”经过一番交谈，贺龙与这位藏族喇嘛头人的谈判取得了成功并达成了协议：由这位喇嘛头亲自出任向导，送红军一路到甘孜。

部队从得荣县出发当天，喇嘛头拿出写经文的土造纸，用笔写下一串串藏文字。写完之后，把信卷在一根小木棍上，用牦线捆了好几道，最后插上两三片鸡毛。喇嘛头把信交给年轻藏民，快马加鞭，将信一站接一站地传送。红二军团左纵队部队，沿着金沙江边的崇山峻岭逶迤北上，一直有一封小小的鸡毛信在前面飞驰引导，一站又一站，一天又一天，准确无误地从得荣到仁波、到中咱、到巴塘……一路上不仅没有人阻拦红军前进，而且人不惊，马不吠，更没有遭到藏匪的袭扰。所经之处，藏民都是笑脸相迎，热情相送，不几天红军顺利到达甘孜。

少数民族代表在革命斗争中建立功勋

在山河破碎、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的危急时刻，在少数民族当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代表，如水族人民的好儿子邓恩铭、土家族姑娘向警予、壮族好儿子韦拔群等，他们都是人民革命斗争的骨干。马本斋、乌兰夫、赛福鼎･艾则孜等来自回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优秀儿女，他们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气概，与各族人民一起风雨同舟、同仇敌忾，筑起了一道抵御外族入侵的钢铁长城，谱写了一曲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雄壮史诗。

马本斋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的创建人，抗日民族英雄。年少时，母亲白氏常用苏武牧羊、岳母刺字的历史故事教育他，使他幼小的内心激荡起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1921年，马本斋加入东北军，从士兵一路升任团长。一腔热血的马本斋，以为自己能在奉军中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但1928年，张作霖杀害了马本斋非常敬重的回族爱国志士、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马骏。马本斋悲痛之余，清醒认识到残忍的旧军阀与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是水火不容的。

全国抗战爆发后，冀中人民惨遭日寇蹂躏。马本斋挺身而出，组织回民义勇队，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但势单力薄的回民义勇队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日军长期对抗。马本斋听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冀中一带活动，于是决定派人寻找共产党。1938年，马本斋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这支回民武装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部队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经过抗日烽火的洗礼，马本斋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党。于是，马本斋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决心为回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与领导下方能实现。”1938年10月，马本斋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他带领回民支队纵横驰骋在冀中平原，英勇杀敌，打得日寇闻风丧胆。

1941年，日军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深明大义的马母宁死不屈，绝食殉国。面对国耻家仇，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愈战愈勇，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抗日劲旅。1944年2月，马本斋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临终前他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周恩来亲笔撰写悼词：“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在晚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民族压迫政策下，蒙古族人民生计困窘，灾难深重。从小饱尝民族压迫剥削的苦难，乌兰夫内心苦闷，这也激发了他朴素的民族平等思想，决心要通过斗争解救受苦受难的蒙古族人民。

1923年，乌兰夫考入北京蒙藏学校。他和几十名具有爱国思想的蒙古族学生一起，揭露北洋军阀掠夺蒙古族人土地的罪行。这引起了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的高度关注。李大钊、邓中夏等积极与乌兰夫接触，介绍他参加北京地区党组织举办的马列主义研究小组。乌兰夫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后深刻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担负起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从而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1923年底，乌兰夫毅然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蒙古族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现实斗争实践的锻炼，1925年9月，乌兰夫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乌兰夫暗下决心：“要做李大钊同志那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为蒙古民族的解放，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乌兰夫言出必践，入党后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民族团结和祖国繁荣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勋。

赛福鼎･艾则孜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培养的新疆第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青少年时期的赛福鼎･艾则孜接受了新式启蒙教育，内心向往光明与进步。1932年，新疆爆发反对反动统治的武装暴动，17岁的赛福鼎･艾则孜毅然参加游击队，与反动专制政权勇敢斗争。1935年，赛福鼎･艾则孜赴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学习，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与强大，思想受到极大触动，逐渐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1944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爆发了“三区革命”。赛福鼎･艾则孜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为确保革命方向和捍卫胜利果实，他参与创建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人民革命党并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革命的风雨中，赛福鼎･艾则孜不断得到历练和成长，更坚定了要成为共产党员的愿望。

1949年9月，赛福鼎･艾则孜率领新疆三区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三区革命”的高度评价让赛福鼎･艾则孜万分激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入党的心情更迫切了。会议结束后，赛福鼎･艾则孜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在返回新疆之际，周恩来亲自转达了党组织同意他入党的批示。此后，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