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才女林徽因，许多人都知道，她是在杭州出生的著名女诗人，同时是新中国建筑科学的奠基人。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她的父亲林长民，他不仅是一位在杭州成长的诗人和民国时期“海归”政治家，而且还是五四运动中的大功臣。

出生在思想进步的名门望族之家

林长民的父亲是林孝恂，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上进士，与康有为同科，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金华、石门（现桐乡一部分）、孝丰（现安吉一部分）、仁和（现杭州一部分）知县和海宁知州等职，为官亲民，造福多方。

童年时林长民在林氏家塾中读书，受业于饱读诗书的闽中名士林纾，也由此获取了最初的西学知识。林长民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考中秀才，但他为了更大的志向放弃了科举，开始在家苦学英文、日文。其父为他请了两位“洋老师”，一位是加拿大籍，另一位是日本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林长民赴日留学。留学时期，林长民热心社会公益，乐于为人排忧解难，一度还担任留学公会会长。林长民十分注重广泛的交流结纳。用林长民的话来讲：“政治家须有容人的雅量，中国前途不可知，尤须联络异己，为沟通将来政治之助。”

除具备政治才干外，林长民的书法功底也非常深厚，还兼擅诗文，艺术禀赋超乎寻常。林长民诗歌数量相当可观，绝大多数是旧体。据称，上世纪20年代初王世澂、黄睿办的《星报》，几乎无日无其诗作。

1909年，林长民从日本学成回国，进入杭州东文学校学习。由于成绩优异，林长民毕业后再赴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及大学部政经科留学，学习政治、经济。

在五四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林长民离开杭州，前往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宣传革命。不日在南京下关车站遇刺，所幸有惊无险。但林长民矢志不悔，他自信有政治异禀，欲做“治世之能臣”。此后他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秘书长，参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便与民国政治风云结下了不解之缘。次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兼秘书长的林长民，也随同先前加入的民主党一起转为新组建的进步党成员，并就任该党政务部部长一职。

1918年12月，为及时进行外交决策，总统徐世昌特命在总统府内设立外交委员会，林长民因其办事才能杰出，受命为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在随后出现的几个有影响的民间外交活动团体中，他也常担任要职。如1919年2月12日成立的国际联盟同志会，他任总务干事；2月16日宣告诞生的国民外交协会，也推举他任理事。后一组织在五四期间表现突出，把“国民外交”的真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1919年4月中旬，《晨报》等报界披露，北洋政府外交部曾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令其在对日交涉中让步。22日，国民外交协会的职员面见徐世昌，质询此事。林长民进而提出，鉴于巴黎和会已时日无多，政府应立即指令和会代表，尽快提交我方各项要求。而其提案应以国民外交协会议决的七条纲领为依据，此即由林长民等人2月21日提出，3月底发给驻法公使胡惟德和会代表的电文中列举的请愿大纲：1.赞助国际联盟之实行。2.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3.废更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4.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5.力争关税自由。6.取销庚子赔款余额。7.收回租界地域，改为通商市场。林长民还指出：此七条既“已承总统批交外交委员会核议，明日该会开会，即可议及此案。倘能将此七问题完全通过，请由政府电饬巴黎专使提出，实为一般国民共同希望者也”。面对林长民所代表的国民公议，徐世昌亦不得不答应“此节自然照办”。

当时进步党在北京地区握有两家重要的报纸，一为其机关报《国民公报》，另一为在知识界颇具号召力的《晨报》。以林长民在党内的资历，加以主持《晨报》编务的刘道铿为林长民的同乡，因而，其与《晨报》的关系自更为密切。林长民在该报连载《铁路统一问题》的长文，开宗明义揭出问题的核心：“铁路建筑权及其投资，即为势力范围之表征。”而其中“根据条约者，为政治性质之路”，此即“以铁路所及为占据领土之变形”“凡此政治性质铁路经过之地，几即为他国领土之延长”。因此，林长民坚决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中国路权，统一由交通部管理。

《晨报》随后披露了来自巴黎的消息，山东将不直接交还中国，而暂由英、法、美、意、日五国共管，以及日与除美之外的三国订有密约，英、法、意将不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该报又发表《山东问题之警报》加以证实，并疾呼：“国内若再无一致之精神以对外，则此次外交之失败，即足以亡国云。”

在恶报频传、形势迫人之际，《晨报》集中发布了代表国民外交的声音。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社论：“呜乎!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洲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文章最后表示：“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向国民揭露政府这一卖国行径。此不足300字的新闻一经发表，顿时激起千层浪。1919年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等出席，会上作出四项决议:一、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关于处分山东问题之密约；三、如和会中不得伸我国之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馆声述国民之意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汇文大学等12所学校的3000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由此爆发。总统徐世昌怀疑林长民就是学生运动的幕后主使，将他召到总统府严加训斥。

由于林长民在反对和约中态度鲜明，亲日派视其为眼中钉，“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日本政府更是对其恨入骨髓。5月4日晚，林长民即与汪大燮、王宠惠一起面见徐世昌，次日又具呈警察厅，要求保释被捕学生。两请虽未得允，各校各界掀起的联名具保活动，却最终迫使当局提前放人。6日，因政府有阻止“五七”大会之说，林长民专门入总统府面见徐世昌，提出三项要求：请政府对于山东问题表示一种决心，以维民望；请将被捕各学生保释，免再激生风潮；七号必开国民大会，请饬军警勿用强力解散或加无理干涉。因徐世昌对开会的事仍坚决不允，林长民回国民外交协会报告后，又与熊希龄、范源廉、王宠惠一同具名，答覆钱能训禁开国民大会的来函，引会员“集会自由载在《约法》”之言，回拒钱能训，并进而警告当局“慎重和平，勿致发生意外，致蹈前清川路覆辙”。

为此，日本公使要求中国政府禁止此类言论之发表，并威胁说:“若果放置此等风潮，不特有酿成贵国内治意外之扰乱，怕有惹起两国国际重大之事态。”日方充满敌意的言词中，恰可证明林长民其时在舆论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及在促使五四运动爆发中确实发挥了引导作用。对于日本的挑衅，林长民当即给以回击。25日，林长民上书总统徐世昌，请求辞去外交委员会职务，以免政府为难，但警惕日方阴谋的态度无稍改变。文末还专门列举了日本报纸中有关日本对山东拥有权利的言论，要求训令驻日大使质问抗议。

此后不久，林长民又以曾经赴日者的身份，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敬告日本人》的长文，反复开导“吾亲爱之日本人”，详细陈述中方愿望。文中逐一驳斥了日本人关于山东问题的主要论调，提出处理国际关系应遵守同一准则:“正义人道一涉本身利害问题，便设许多例外，吾不能不为正义人道哀。此当向世界各国今日所号称强国者进一忠言，勿为伪善，尤望亲爱之日本人毋自欺以欺人。”说到中国人民对日本人的感情，林长民也坦然相告：“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国人之对君等实有不可讳言之痛矣。除极少数之人外，不论阶级高下、知识深浅、思想新旧，观察纵有异同，饮恨几于一致。经一度事变，便增一分怨毒，毋谓吾人爱国无持久性也。假令事变之生，继续不已，君等怙过，迄无悛心，相激相荡，终有不堪设想者。”

林长民事后总结平生，称五四运动前后为一转折点，其政治主张从“偏于缓进”变为“勇往迈进”；自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乃得实行所信，与诸君呼号奔走，稍尽棉力”。正如其所自白:“长民政治生涯，从此亦焕然一新。”可以补充的是，五四运动的发生，确为其一生事业最光彩的顶点。

在反对军阀战乱中不幸中弹身亡

1920年4月，林长民携带16岁的女儿林徽因到欧洲考察。在之前的3月12日，国民外交协会为其饯别，席间干事张超赞扬，“五四国民运动发生之后，林理事不避嫌疑，益为本会尽力，国人尤深感激”。

同年10月，林长民回国后，便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合上书，向政府建议恢复国会，完成宪法。他们的建议得到了当时总统黎元洪的采纳，林长民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了制宪工作。

1921年，世界国联大会在意大利米兰召开，林长民作为世界国联总会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时的林长民又变得踌躇满志，他试图把自己在欧洲考察的所学所得一一实践于中国政治。在制宪过程中，他提出应把劳工制度订入宪章，还关注生计制度的议定，并被推举为生计章起草委员会委员长。然而，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成功，林长民所主张的生计制度与地方制度被搁置，他的政治理想再次成为泡影。1924年，他回到福建任大学校长。

1925年军阀张作霖依靠日本支援，一时做大，权力欲膨胀。张作霖当时执意数路出兵攻打北京，意欲自立总统。时任东北军第三方面军高级将领的郭松龄叛出东北军，自建东北国民军，并发表《反奉通电》。郭松龄邀请林长民出关，并许诺于林长民，他日取得东北政权，任命林长民为东三省总理兼奉天省长，可推行其政治主张，进而推向全国，实现中华统一。

林长民感念郭松龄知遇之恩，于11月30日晚乘郭松龄专车秘密离京。但因郭松龄在反奉战争中失败，郭松龄带上林长民逃跑，最后还是被张作霖手下王永清的骑兵追上。此时，双方交战，毫无战场经验的林长民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终年49岁。他的好友梁启超为其写了挽联“天所废，孰能兴，十年补葺艰难，直愚公移山而已；均是死，容何择，一朝感激义气，竟舍身饲虎为之”，以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