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期间，红军所到之处，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广泛团结亲善少数民族群众，将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其中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一直传为美谈，妇孺皆知。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周恩来、朱德、王震身上。这些感人的故事，是民族团结的颂歌，是红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充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发挥的牢不可破的神奇力量。

红色文物:吟唱一首首长征统战歌

□孟红

周恩来：在龙坪侗寨指挥救火

赢得民心

长征途中，周恩来在龙坪侗寨指挥救火，从而激发了侗族群众支持红军的极大热情。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当地群众把“杨氏鼓楼”改称为“红军楼”，审判国民党纵火特务的祠堂也被称为“审敌堂”，现今都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座“红军楼”耸立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的龙坪侗寨中央。成立于1956年的龙胜各族自治县是广西第一个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平等乡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侗族群众聚居的一个最大的乡镇。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进入湖南的通道侗族自治县，并召开了著名的“通道会议”。这座“红军楼”原是早先修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的侗族鼓楼，是侗族群众开会议事的重要场所，也是侗寨的象征。

在红军进入桂北少数民族地区后，国民党反动军阀派遣特务混入红军宿营的村寨，四处纵火烧粮，借以散布“红军放火”的谣言，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龙坪侗寨宿营的是红军主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在此驻扎。一天深夜，寨子一间木楼突然起火，火借风势越燃越凶，大半个侗寨顿时变成一片火海。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迅速来到寨子中央的“杨氏鼓楼”上，亲自指挥红军战士救火，同时命令红军保卫人员密查纵火特务。在红军战士和寨上群众的奋勇抢救下，大火很快被扑灭，“杨氏鼓楼”及鼓楼东面的大片民房被救了下来。当晚，红军保卫人员抓获了几名国民党纵火特务。

第二天，红军在寨上的一家祠堂召开群众大会，公审纵火特务，揭露敌特的卑劣行径，宣传红军及共产党的政策，并发放救济款接济受损失的群众。侗族群众明白了事情真相，了解了红军，认识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有着本质的不同。于是，侗族群众开始积极帮助红军，当向导、做挑夫，许多青壮年还纷纷踊跃加入了红军。

朱德：为在粤境“借道”

写出一封协议密信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份当时中央下发给红军部队的指示，它展示了红军“借道”广东突围长征的一段真实历史。同时展出的一封朱德写给粤军首领陈济棠的密信，则揭开了“借道”成功的秘密，见证了红军长征危难之际的粤境“借道协议”。

陈济棠在国民党内部号称“南天王”，但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蒋介石数次派员来粤，要紧临中共苏区的陈济棠出兵赣南围攻红军。陈济棠认为，这是蒋介石以红军力量削弱并消灭粤军的“一石二鸟”的阴谋。迫于蒋介石的压力，陈济棠不得不派兵进攻红军。红军给自己部队造成的损伤，更让他忧心忡忡，深惧蒋介石趁乱攻粤。如果红军再乘虚而入，他将陷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处境。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和红军作战，陈济棠在1934年秋天通过秘密渠道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函，并派密使前往瑞金。周恩来和朱德非常重视与陈济棠的合作，马上派出代表进行密谈。朱德为商谈停战等事宜，还亲笔写了一封密信给陈济棠。朱德向陈济棠作出停战、互通情报等承诺，解除了陈济棠的心病。最终，双方达成秘密的“借道协议”。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秘密集结，作突围准备。陈济棠按照“借道协议”，在红军行动方向，让出了一条40华里的通道，同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出击不准开枪”。这样，红军顺利突破了蒋介石的前两道封锁线。

刘伯承：与彝族首领歃血为盟

并亲授队旗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特殊的队旗，即“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它就是长征途中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沽鸡（又做沽基、果基、古鸡）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时亲手赠送的一面红旗。红旗用红色锦缎作旗面，右上方缀着一颗五角星，中间是镰刀斧头标志。凝视它时，驻足观看者仿佛穿越时空，被拉回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那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美谈中。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铁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后，刘伯承、聂荣臻率部出发，5月17日攻占昌德，5月20日进抵泸沽。经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后，刘伯承、聂荣臻决定避开敌人重兵设防的富林，取道大凉山彝民区，即取道冕宁至安顺场渡大渡河，并将这一决定报告中革军委获准。

出发时，毛泽东曾嘱咐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这样，彝民不仅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在进入彝族区时，红军总司令朱德还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之后，刘伯承、聂荣臻率部从冕宁出发，经大桥镇翻越瓦山，进入彝民区。当红军先遣队到达彝海地区时，沽鸡等几个彝民家族联合起来对先遣队发动了袭击。尽管如此，红军遵守命令，始终不还击，只是喊话宣传。刘伯承、聂荣臻走在队伍中间，行至彝海（原名鱼海）边，命令队伍停止前进。此时，红军被前面的沽鸡家族、后面的罗洪家族、东面的倮伍家族包围。

在红军面临前有围阻后遭袭击的局面下，先遣队始终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一面经通司（翻译）向彝民喊话作宣传解释，一面派代表欲同他们的首领谈判。

这时，沽鸡家族首领沽鸡约达（小叶丹）因听懂了红军的宣传，见红军军纪严明，又得知刘伯承愿与自己结为兄弟，便表示友好，派沙马尔各前来联系。红军向他进一步宣讲了我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沙马尔各回去汇报后，小叶丹遂带人下山，在江家店找到红军，并表示愿意讲和。

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刘伯承一拍大腿，高兴地说：“小叶丹和咱们想到一块儿啦！”他立即真诚地邀请小叶丹前来做客。

 5月22日下午，刘伯承先于小叶丹来到彝海边，见到前来的小叶丹后十分高兴，两人谈得甚是投机。刘伯承重申了红军北上的宗旨和帮助彝族人民解除外来欺压的承诺。心悦诚服的小叶丹提出要与刘伯承结拜兄弟之盟。

结盟仪式结束后，刘伯承邀请以小叶丹为首的大小18位沽鸡族首领，到红军营地大桥镇祝贺结盟。席间，刘伯承向小叶丹讲解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道理，并形象地指出，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大，就能消灭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等等。刘伯承还郑重地代表红军将一面绣有一颗五角星及“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字样的队旗，授予小叶丹。同时当场写下委任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任命其弟沽鸡尔拉为副支队长。

小叶丹按照刘伯承的嘱托，组织彝民为红军带路，整整忙活了7天7夜，护送红军后续主力部队顺利通过了危机四伏的彝民区。为中央红军取得强渡大渡河、夺取泸定桥的胜利赢得了宝贵时间，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叫嚣的“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

日月如梭，十几年过去了。1950年，冕宁县解放。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拿着这面一直珍藏在身上的队旗，同一群彝民群众一起找到驻地的解放军，将这面保存多年的红旗交与驻军领导，请他们转交刘伯承司令员。后来，刘伯承又将这面队旗转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见证。

贺龙：题赠锦幛赠藏民

留下民族团结佳话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里，完好无损地悬挂着一幅穿越时空80余年的大红锦幛。锦幛长2米，宽0.6米，上面书写“兴盛番族”4个大字，落款为“贺龙”。

  1936年4月底，长征中的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并按原计划进军云南西北部的中甸地区。中甸位于滇西北藏民聚居区，人烟稀少，贫穷落后，藏民笃信喇嘛教，是一座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僻山城。城外有一座很大的喇嘛寺，即“归化寺”，是当地藏民区的宗教圣地，也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统治中心。寺内僧侣很多，最高统领是松本活佛。

 4月30日，红二军团前卫四师十二团进驻中甸县城，按贺龙等事先的指示，找了当地的翻译，撰写宣传标语，四处张贴。

为了在中甸顺利休整，补充给养，并通过藏族地区，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于5月1日，即进驻中甸的第一天，就及时向广大指战员介绍藏族的情况，并进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教育，强调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切实按照党的民族政策行事。之后，贺龙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主席的名义颁发布告，声明：“本军以扶住（助）番民、解除番民的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康川。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幸望沿途番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其安居乐道，勿惊惶逃散……”

贺龙首先以身作则，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经堂（寺庙）两侧的耳房里，带头不进寺庙的大殿，尊重藏族宗教信仰。红军广大指战员身体力行，公平买卖，凡筹措物资均用现金交易，取用藏民的粮、盐，均折价留下银元和字条。同时坚持不进民房，注意保护寺院。

为了顺利与当地宗教领袖取得联系，通过多方努力，贺龙于5月1日在中心镇经堂接见了归化寺的代表夏拿古瓦和当地几位带头人，给他们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还对他们提出的疑问一一作了回答，并以个人名义向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信。信中记述：“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支付金钱；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5月2日，喇嘛寺的八大老僧见红军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而且真的夜宿街头，不进扰民宅和寺院，纪律严明，非常感动，相信贺龙的来信所写应当为真。于是，决定破例举行“跳神”仪式，即一种每年冬月举行的庆祝丰收和吉祥如意的宗教仪式，正式欢迎红军，并恳请贺龙题词留念。

通过夏拿古瓦的联络，贺龙于当日率40余名着装整齐的红军代表应邀赴会，受到归化寺全寺众僧的热情接待。掌教八大老僧及30余名喇嘛身着盛装，以极为隆重的仪式将贺龙请进大寺直仓（佛厅）。随后，贺龙将一幅大红锦幛赠送给归化寺，锦幛上书“兴盛番族”，抬头为“中甸归化寺存”，落款为“贺龙”。这是贺龙事先亲笔题写的锦幛，用以表达希望藏族人民繁荣昌盛的良好心愿。归化寺的僧众并不知晓此事，松本活佛接旗后，深为感动，当场表示要帮助红军筹集粮食等物品。

“跳神”仪式完毕后，归化寺不仅开仓卖粮给红军，还令当地商人、富户、喇嘛把粮食、马料、盐、糖等物品拿来出售，有的藏民还无偿地把粮食送给红军。在归化寺和当地藏民的鼎力相助下，红军在短短两天时间内就筹集了10万斤粮食，同时还筹备了过雪山的牦牛和必备的辣椒水，这对于仅仅几百户人家的中甸来讲，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了。

 5月3日，贺龙又专门写信，请归化寺派兵护送红二、红六军团通过藏区。归化寺遂派出护寺武装人马数骑为向导，带红军顺利通过藏区。5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从中甸出发，在藏民的帮助下，连续翻越几座终年积雪的高山，终于在1936年7月2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王震：联合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

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是一所同样烙印着红军长征期间善于做少数民族工作、高举统一战线旗帜的红色遗址，它位于毕节市和平路74号，建于清末。该馆曾是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先生的住所。

  1936年2月初，红二、红六军团渡过乌江，占领黔西、大定和毕节三县，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黔滇川革命根据地。为此，蒋介石从南京急飞贵阳，亲自坐镇指挥，并调集80个团的重兵前来“围剿”。为挫败敌人的进攻，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红二、红六军团一面由贺龙、萧克等人率红军主力迎敌，一面由任弼时、王震和夏曦率部分红军做统战和地方宣传工作。

红六军团直属部队进驻毕节县城，由王震主抓该县的工作。为了更好地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建抗日武装，按照团结民众和一切爱国志士加入抗日队伍，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分，一致联合起来，王震将这支队伍和已由当地地下党掌握的另外两支部队合编在一起，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

当了解到当地有名的开明绅士、同盟会元老周素园的一些情况后，王震马上意识到，做好此人的统战工作，对红军将十分有利。他亲自和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一道登门拜访。在寒暄中，听说周素园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深入研究已达十年之久，王震便和蔼地问道：“你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周素园连声说道：“赞成！我完全赞成！”

在王震的引荐下，任弼时也亲切会见了周素园。王震和任弼时等人经过商定，将周素园请来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司令部设于毕节城区和平路周素园的住宅内。

不久，这支部队成功地与红军进行了合编，使红军实力大增。被红军诚意所感动的周素园还动用私人关系，分别给他的老相识、云南省主席龙云及其部将孙渡写信，动之以情，晓以利害，劝其不要帮蒋介石攻打红军，从而使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其他几路来犯之敌。后来，当红军撤出毕节时，周素园还以六旬高龄跟随大部队继续一同北上，到达陕北时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赞誉，毛泽东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与此同时，为了深入广泛地发动毕节的革命群众，进一步壮大红军的力量，王震还在苗族人民中建立起一支地方武装——苗族独立团。王震除了给该团发放枪支弹药外，还给其委派了党代表。在激烈艰苦的斗争中，苗族独立团很快发展成为一支下辖6个大队，拥有1000多人的队伍。苗族独立团与贵州抗日救国军一道，为巩固和发展黔滇川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组织毕节各界人士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团”等民众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军北上时，第二支队被编入红军随军北上，第一、第三两个支队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直至解放。

“贵州抗日救国军”是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抗日武装。1985年，为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省、地、市拨出专款，对司令部旧址进行全面修复。同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司令部旧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所挂的金匾为萧克老将军所题。现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着许多游人前来观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