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由之：为毛泽东主刀手术的日子

□余玮

唐由之，原名锟铻、昆吾，1926年7月出生于浙江杭州，1957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著名中西医结合眼科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被授予“国医大师”。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神秘的会诊

  1973年，80岁的毛泽东依然忙碌着国家大事，没有任何人感觉到他与以往有何不同。其实，毛泽东晚年身体疾病比较多，其中罹患老年性白内障最令他苦恼。这年12月，长沙马王堆出土了2000年之前的帛书，这个消息令毛泽东很兴奋。有关人员把整理好的内容写成拳头大的字让他看，但毛泽东依然很难看清楚。

如何为毛泽东安全稳妥地治疗眼睛，成为了党中央的一件高度机密的大事。为毛泽东手术治疗白内障的讨论会，首先是从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之后才召开的专家讨论会。先确定有哪些专家参加会议，如何向大家通报毛泽东的病情。参加会议的专家有十几位，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只有唐由之一人，他也不知道这个“老年患者”是谁，只知道患者有慢性肺心病、两年前休克过、咳嗽厉害、咳嗽以后常会没有吞咽反应。

唐由之回忆说：“那天，我一进会议室，就感觉情况有些异常，怎么来了这么多医生？有皮肤科的、耳鼻喉科、神经科、心脏科、呼吸科的，还有眼科的，一共有十多位。按我们过去会诊的习惯，报告完病例后就应该去看病人，但这次不一样，由专人来报告病例，病人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籍贯，更没有职业，只知道是个男性和大致的年龄。在报告病例的时候也不是专讲眼科，而是把整个身体状况系统性地讲了一遍。当时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会诊，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报告完病史后，一位领导同志就请各专业分头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比如对这个病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初步印象是什么病、你们打算如何进行治疗，等等，都报了上去。我们眼科组的意见很明确，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内障。但是这个人白内障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不十分清楚，根据病历分析只知道他的视力看书已很困难了。”

在亲眼见到毛泽东之前，唐由之先被领去做了3次神秘的会诊。唐由之回忆说：“以前的特殊病人，病历上什么身份都没有，但是最后总会让我们知道一个名字，这位病人直到看到真人前，我都不知道名字。”

  10月中旬，毛泽东决定前往湖南长沙。这时，他原有的右侧麻痹症状更加明显了，吞咽困难，吃饭时要靠别人喂食。1975年2月，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前往杭州。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专家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眼科、神经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

这年春节前一个星期天，唐由之在家里休假。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专门到他家里请他做好准备，将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唐由之回忆说：“飞机大约飞了两三个多钟头，降落在了杭州。下了飞机，我问去哪儿，随行的人说今晚住在雷峰塔那边。晚上有人告诉我们，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知道要见毛主席后，都是又高兴又紧张。”

第二天，唐由之等跟着汪东兴到西湖畔的一幢别墅里。在医疗专家中按年龄排，第四个进门的唐由之对眼前的景象大吃一惊。“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穿了一件毛巾睡衣，是补过的，旧的，穿了一双拖鞋，头发很乱，就在沙发里这么靠着。旁边有位女同志，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告诉主席：主席呀，医生们来看你了。主席一听，扳着扶手要站起来。但是他不容易站起来，张玉凤去搀他。我们看到了就跑过去，说：主席呀，您别起来了，我们是晚辈，您请坐，我们今天来给你检查眼睛的。随即我们一一通报姓名。”

那一瞬间，唐由之心里百感交集，既兴奋又难过，还感到无比意外。唐由之感慨：“因为报纸上经常讲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都是这么描写的。我当时一看他灰白的头发蓬乱得很，满脸慢性病容，反差太大，很难受的。”

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4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检查出毛泽东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专家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唐由之等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病情以及这次对毛泽东全面检查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医治毛泽东的眼病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

2月19日，周恩来带病从解放军305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当时还不是党员的眼科大夫唐由之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唐由之等医疗专家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心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3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专家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期间，大家反反复复地讨论眼科手术方案，专家们各自陈述自己见解，分析病情，然后决定治疗方案。

各种治疗方案汇总起来，其中唐由之提交的是白内障针拨术，手术只需几分钟、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技术成熟、更适合年老体弱的患者。他认为当时西医摘除白内障手术切口大，咳嗽可能会造成手术意外、会导致切口破裂、角膜裂开、房水、虹膜、玻璃体外溢等，非常危险。

会诊后，大家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白内障针拨术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手术方法是我国当时中医眼科的较成熟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而且术后视力恢复好。不过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混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实行白内障摘除手术。考虑到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各有千秋，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着手进行两种手术的实地比较，在分别对病例进行成功手术并形成经验作出治疗效果总结以后再报周恩来，由周恩来选定其中一种适合毛泽东的手术方案。

艰难的手术说服工作

  1975年初，医疗组专家开始为毛泽东白内障手术做准备工作。他们把中央直属招待所——华北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同时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白内障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中医唐由之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注意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要求总结患者术后的恢复情况。40名白内障患者的手术成功后，记录西医白内障摘除术与中西医结合的白内障针拨术病例的总结报告都呈送到周恩来面前，他批准以中西医结合的白内障针拨术来治疗困扰毛泽东多年的白内障。

其实，截至1974年，在给毛泽东手术前，唐由之已成功地做过数千例白内障针拨术。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柬埔寨前首相宾努亲王的手术。宾努亲王手术的成功，标志着唐由之的手术水平当时就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75年，中央正式决定：由唐由之主刀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那时周恩来已经患了膀胱癌，住在北京305医院，定下来后，他把唐由之叫到医院，详细地询问情况。“我切身感到周总理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忘我的爱。周总理还要我从上海专门带回一副最好的人体骨架，他要亲自研究毛主席的病情。”唐由之深情地回忆着。

决定由唐由之主刀做白内障针拨术后，他主动请求除了已定的名单外，希望能再增加一位手术助手，并希望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中增选。其实，按常规，这种手术有一名助手足矣。在唐由之内心，有一个期待：中医眼科人员肩负着这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如果能有西医眼科人员一起加入，从中体现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精神多好！他的请求得到认可，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健局最后确定的毛泽东主席眼科手术人员名单上，增补了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张淑芳作为第二手术助手。

随后，毛泽东眼科医疗小组“真枪实弹”的准备工作在唐由之的带领下全面开展起来。让他没想到的是，虽然因为白内障已经有一年多时间看不到东西了，但是最终说服毛泽东接受手术并不简单。

“他不太愿意。有人告诉过我，主席对医生的讲话，十句话只相信三句。我想主席这个人很健魄、很自强，他宁愿动员自己身体里的抵抗力来克服病痛；第二，主席清楚，医生对他肯定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就是三分病也要说它个五六分、七八分病，怕他不重视，猜到了我们的心态。”唐由之回忆说：“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为治病影响工作，他眼睛看不见还在照常工作。”

了解自己病人的情况是医生必须做的事情。接下来，唐由之提出要注意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一次毛泽东用餐，唐由之悄悄进去察看。毛泽东听力特别好，马上问谁来了，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他是唐大夫来了，毛泽东笑着打招呼：“吃饭也要看？”几次接触过后，毛泽东渐渐对这位“唐大夫”熟了起来。于是，唐由之为毛泽东讲解起老年性白内障形成的原因，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疗方法。毛泽东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唐由之想，最直接的方法也许最奏效。他干脆起身，走到毛泽东身边蹲了下来，轻轻托着主席的大手，将它握成拳头，说，“这只握着的拳头好比是一个眼球”，他一边在拳头上比划着，一边打着比喻，“这里好比是眼球前面中央最外面的黑色眼珠，叫做角膜，已经混浊的晶体就在它后面的这个位置”。停了一会儿，他又用一个指头按住拳头的另一个位置，说：“做针拨术时，这里就是进针的地方。”毛泽东耐心听着，感受唐由之在自己手上比喻的眼球结构，似乎对眼睛这个陌生的领域有了一个形象的了解。

毛泽东的书桌上堆着不少古籍，唐由之对古诗有所了解。为了从更多的方面让毛泽东了解眼科的相关常识，唐由之便另辟蹊径，找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与治疗眼病相关的诗，念给他听，以此说明这种手术在古代的历史。白居易在诗中写道：“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毛泽东听了，自然懂得诗中之意。原来自己所患的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无药可医。古人用金针一拨，如日当空，豁然明朗。唐由之接着介绍，唐代已流传的针拨内障古法手术，经过千年光阴的流转，加上现代医学方法和技术、器械的改进，已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手术。与正在使用的西医手术相比，中医针拨内障术具有手术时间短、切口小、对人体创伤小、操作简便、术后恢复得快等优点。只要病人在术前、术中、术后能与医生配合，就能取得好的疗效。毛泽东耐心地听完唐由之为医治他的眼病所做的讲解，没有说别的话。这时，唐由之认为，毛泽东已经没有拒绝手术治疗的意思。

歪歪斜斜的四行文字成为

杏林佳话

住进中南海的几个月来，唐由之亲眼看到毛泽东昼夜不分，醒了就工作，饿了才吃饭，困了才休息，没有固定的作息规律。在毛泽东的床上，半边堆满了书籍，睡觉的地方也只剩下一半。

  1975年7月13日起，唐由之带着医疗小组对即将接受眼科手术的毛泽东开展10天的术前准备。此时，医疗小组把中南海毛泽东的一间书房腾出来辟为临时手术室。唐由之亲自从苏州和上海订制的全套手术器械、医疗设备，已经在这间临时手术室安置妥当。大家等待着，万事俱备，只等毛泽东的“一声号令”了。毛泽东虽然每天都接受唐由之的术前准备——冲洗泪囊，每三天一次结膜囊培养、滴眼药水等，但丝毫没有发话做手术的表示。

一晃到了7月23日这一天，这是10天术前准备的最后一天。整个白天，医疗小组全体人员严阵以待，却没有接到任何指令。指针渐渐已近夜晚10点。屋里还是静静的，不知是谁在提议：“唐大夫，主席跟你比较熟，要不你进去问问主席吧。”“对，对，”大家不约而同地附和起来。

唐由之清楚地知道，一迈进主席的房间，无论得到的是“做”还是“不做”的回话，接下来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做——自己将真的在一位世界性的伟人眼睛上开刀；不做——将辜负重病中的总理和人民的重托。但是，凡事总得有人去担当。唐由之镇定了一下，站起身来，轻轻走进毛泽东的房间。

没有昼夜作息规律的毛泽东侧卧在床上，人却醒着。听见唐由之走近的脚步，他侧过头来。唐由之开门见山地问：“主席，今天是术前准备的第十天了，您看，做不做眼睛的手术啊？”毛泽东反问了他一句：“你都准备好了？”当得知唐由之准备好了，毛泽东又问了一句“没有问题？”唐由之说：“有，昨天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您头在沙发上动了一下，我知道有一些疼，因为麻醉没有弄好。”毛泽东爽朗地哈哈一笑，一挥手说：“做！”

这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巨手，在那个时刻的动作是那么坚定，也极富感染力和震撼力，它给唐由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回忆起来仍恍若昨日。

时钟已过22点，唐由之和机要秘书张玉凤共同搀扶着毛泽东从卧室向临时手术室走去。被通知赶到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窗外看着这一切。

毛泽东走到半路时问唐由之：“音乐准备好了吗？”唐由之回答：“哎呀！这个我没有想到。”毛泽东随即叫张玉凤去拿岳飞的《满江红》的弹词。音乐声在手术室回荡着，唐由之一边手术一边对毛泽东说：“我给您用点生理盐水，可能盐水流到嘴里，有一点咸的，都是消过毒的，没有问题。”毛泽东这时很配合，一声不吭也不动。

其实这时，唐由之不仅球后麻醉已做完，而且已经拿起手术刀，开始做左眼手术了。很快，手术按预想的那样顺利完成！唐由之将纱布放在毛泽东的眼睛上说：“主席，手术已经好了。”毛泽东有些意外：“已经好了？我还当没有开始做呢。”

手术过程只用了四五分钟，进行得异常顺利，大家都非常高兴。周恩来对唐由之问道：“今天晚上谁值班？”唐由之说：“我值班。”周总理说：“很好，你睡在哪里？”唐由之答：“我睡在门口走廊，有个长沙发。”周恩来叮咛说：“那好，要注意防止感染和出血。”

那天晚上唐由之就睡在毛泽东的外间走廊。毛泽东睡了一小觉就醒了，唐由之随即进去。毛泽东问：“谁来了？”张玉凤说是唐大夫，毛泽东吟诗相迎：“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毛泽东叫张玉凤拿笔和纸来。毛泽东双眼隔着厚厚的纱布，摸索着，用铅笔在白纸上写开了。如同他以往的习惯，每个字都写得很大，但是，这次“盲写”的每个字都没有按行“排队”，而是斜向一方，没写几个字，就得换一张纸。一会儿工夫，就默写完了这首诗。

毛泽东用铅笔把诗默写在纸上后，对唐由之说：“这首诗是当年鲁迅悼念杨杏佛写的。里有你‘由之’的名字呢。”唐由之十分激动，说“主席，请您送给我吧！”毛泽东说：“好，我给你签个字。”欣然签下自己的名字，并送给了唐由之。从而，成就了医学界的一段佳话。

这首诗既委婉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唐由之的感谢之意，也道出了此时此刻的某种心情。因为蒙着眼睛书写，字体显得有点歪扭，却依然能看出毛泽东字体的独有风韵。这几页纸的原件后来由军事博物馆做工作而被征集去，唐由之保存了复制件。

倔强的患者和执拗的医生

争执背后

唐由之没想到，更大的考验在术后。7月25日凌晨，做完眼科手术才20多个小时的毛泽东眼睛依然被蒙着，但他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唐由之回忆说：“我当时跟主席说要3天后才能拿掉纱布，结果他是这样算的——头天晚上11时做的手术，过了12时就是第二天了，再过一天就可以拆掉了，实际上只是过了不到两天。”

手术后第二天，即7月25日凌晨，唐由之要给毛泽东换药。通过这一段时间对毛泽东生活和工作习惯的观察和了解，唐由之想，毛泽东一旦发现自己能看清东西了，就肯定不会再让包上纱布，这样很容易引起感染。于是，他事先叮嘱其他医护人员，千万不要给毛泽东拿+11度的镜片试看。尽管事先有所准备，但是还是没预料到毛泽东的反应是那样激烈。唐由之回忆说：“我给他打开纱布换药，点好药后问他，‘主席您看见了吗？’大概是隔1米左右，我伸出手指试着让他看并问是几个，他说都看见了。我转过身拿纱布，这时有人还是拿出+11度的镜片给他试看了，毛泽东看得太清楚了，因此当我准备给他把眼睛再包起来时，他不同意了，说：‘我已经好了。’我说，‘没有好，主席，你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还要包起来。’他说，‘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我接着又说‘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否则眼睛容易感染啊。’最后主席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把两手放在胸前打圈，然后向外一甩。这个主席特有的习惯动作，意思是请你们走开。”

看见毛泽东抬起手向外一挥这一动作，大家都愣住了，面面相觑，不敢出声。停顿了数秒钟后，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静悄悄地退出。可是，却有一个人站在原地没动，他就是唐由之。张玉凤看到毛泽东的神情，知道此时主席已经不太耐烦，也不愿再听任何人的劝说了，就急切地望着唐由之，用眼神明确地请求他：你还是暂时按照主席的意思行事，赶快离开吧！唐由之领会了张玉凤的的眼神，可是却没有接受她善意的提示。见“不知趣”的唐由之还直立原地一动也不动，张玉凤直为他捏一把汗。

毛泽东抬起头，用轻微充血的眼睛看着眼前看似温和而执拗的唐由之，大为不解：“你怎么还不走？”唐由之如实说着心里想到的话：“主席，我不能走，您的眼睛还没包上。”听到这位倔强的医生这么说，毛泽东更不耐烦。刚才打开纱布后，多年失明带来的困苦瞬间消逝，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肯马上让纱布把光明遮住？“你非要包上我的眼睛才走（不可）吗？”毛泽东说话的语气已经近乎质问了。

唐由之直言不讳：“主席，平时您是领袖，我们都应该听您的。可是，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

两人争执了好长时间，最后采取折中的办法，唐由之让毛泽东戴上了一副特制的眼镜。这是唐由之请人用塑料做的一个周边有网眼状小孔的眼镜，而且能扣在眼周边脸上，“中间有一块+11度的镜片，罩在他的左眼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可是毛泽东的眼睛一能看见东西，就马上投入工作。唐由之担心出现意外，坐在房门口足足等了4个多小时。“张玉凤出来了，说主席的左眼很不舒服。我跑进去一检查，幸好塑料眼罩还在，没那么快感染。我用眼药水给冲洗了一下以后，赶紧再用消毒纱布给他包上。主席沉默了很久后说，‘你胜利了！’我说，‘主席您也胜利了！主席说，‘我怎么胜利了？’我说，‘因为我这个手术是按照您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方针才研究出来的呀？’‘哦！’他很高兴，这回他老人家老实了，听我的话愿意包足3天。”

  1975年11月初，毛泽东主席眼科医疗小组顺利完成特殊使命，离开中南海。临行前，唐由之代医疗小组提出与主席合影留念的请求。张玉凤经请示后高兴地告诉唐由之到主席的书房合影。唐由之和张玉凤搀扶着毛泽东穿着青灰色中山装走了过来，他那消瘦的脸庞露出慈祥的微笑，医疗组的人员很快都围在主席周围，唐由之赶紧搬来椅子放在中间，并请主席坐下。毛泽东笑了：“哈哈，我现在成老太爷了！”边说边坐下。这时，大家簇拥着过来，一个挨一个地围在毛泽东身傍，每个人脸上露出甜美的微笑，“咔嚓”声中，成就了永恒的珍贵瞬间。合影后，毛泽东高兴地对唐由之说：“明年，再请你来给我做另一只眼的手术。”唐由之激动地频频称好。

令唐由之惋惜的是，他没有机会使毛泽东双眼都重见光明了——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据唐由之回忆，他曾被安排为主席守灵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