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纪事

□徐忠友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0周年前夕，笔者特地前往杭州大学路老浙大旧址和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与紫荆港新校区，追寻该校在抗战时期那一段西迁的曲折惊险历程。

竺可桢为浙大安危操劳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力衰弱，处于西方列强蚕食和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制造事端侵略中国的战火之中。日寇在占领了平津后，又打算攻打南京、上海等华东地区。东南战局的不利变化，让浙大校长竺可桢非常担忧。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竺可桢就提高警惕，根据战时情况的需要，成立了浙大“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他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下设总务、警卫、消防、救护、工程、防毒、研究、宣传、课程等9股，全体学生必须参加其中一项工作。与此同时，浙大还成立了战时后方服务队，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并须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另外开办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由“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所属各股分别负责办理，以保卫浙大财产和师生安全。

随后，浙大西迁的序幕终于拉开。针对刚进校的一年级新生缺乏战时生活经历的情况，为让他们安心学习，竺可桢在9月14日就与地处临安西天目山区的禅源寺方丈妙定洽谈，租借寺院余屋，作为一年级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9日21日，新生们率先开始迁至西天目山下，6天后照常上课。虽然学习条件差，远离城市，但这里是山区，相对安全。且师生朝夕相处，不仅授课答疑都极便利，而且道德品行的陶冶更为有利。所以，浙大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在当时来说，浙大试行导师制是国内教育界首创。此后，学校又决定把附设的高工和高农两校迁往萧山县境内的湘湖。

转眼间到了11月5日，日寇在杭州湾畔江浙沪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后，给杭州带来了更大危险。竺可桢决定先迁校至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外的严州古城（现建德市梅城镇）。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师生分3批出发，在钱塘江畔的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严州古城。同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用汽车或船只运至严州古城。11月下旬，浙西形势同样危急，天目山中的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竺可桢决定让他们也搬迁。从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乘车、步行、换船，经过5天的奔波，均全部到达严州古城。

浙江大学迁至严州古城的临时校舍后，所有办公室、教室、宿舍等分散在城内各处，总办公室设在严州总府前方宅，教室分设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宿舍则在中心小学、万源当、东门街一带民房。浙大师生员工加上家属不下千余人，所以每天课余饭后，街巷拥挤。加上其他迁来的学校，严州古城一时成了热闹的大学城。

“文军长征”首迁江西泰和

“淞沪会战”失败后，传来国民政府准备从南京迁都重庆的消息。接着，江苏苏州沦陷，日寇南侵已逼近嘉兴、湖州、杭州，严州自然也不是安居之地。竺可桢便与国民政府教育部联系，提出再次搬迁的意见。12月2日，他接到教育部同意浙大迁移浙江或江西南部的来电后，便亲赴江西选校址。经他多日奔波联系，江西省政府同意拔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但要求以后能集中在泰和。竺可桢返杭后立即召集特种教育委员会，决定提早迁赴吉安。会后他即派人到江西玉山接洽车辆，以便搬迁之用。在浙江省政府12月初准备迁往永康前，省教育厅便宣布省立学校疏散，从此浙大附设高工、高农两校失去经费来源，学校只得忍痛遣散这两校师生。之后，浙大就再没有高工、高农了。

如果说浙大迁到临安、严州只是西迁的序幕，那么接下来开始的是真正的“文军长征”了。1937年11月下旬，嘉兴、湖州失守；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大被迫撤离严州古城，师生们走上了极其困难的西迁历程。浙大这次从浙江严州向江西吉安搬迁，他们不像离杭时那样仓促、忙乱，而是更有组织、有秩序。学生分若干小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兰溪、金华、常山、玉山、南昌、樟树、吉安等地各设接待站。学生和教职工及眷属分3批依次在严州码头上了民船，到兰溪后有的步行、有的换乘小船，溯梅溪而抵金华。

  12月26日，浙江金华遭到日寇3架重型轰炸机的狂轰乱炸，城内满目疮痍，浙大的大批师生幸未遭害，但身经其险。竺可桢于次日到达金华，也遭遇日机的轰炸，落弹点离他所在的地方不远，幸未受伤。日本侵略军越钱搪江而直指金华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客货车都已停开，而民众逃难如潮。因此，浙大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只得集结在金华的几个临时处所。由于柴米难得，许多人已空腹多时，饥肠辘辘。在这种情况下，浙大师生没有消沉，而是更坚定了坚持奋斗的决心，有的交涉兵车附行，有的沿铁路“安步当车”，有的攀上煤车、敞蓬车、难民车和兵车西行，饱受风雨，尝尽饥寒。随兵车附行的，往往要在六七天后才能到达南昌。有一部分尚在建德的师生，听到金华被炸的消息，便要所乘的船溯水路直往衢县，转到常山，再设法往江西，几经周折，才将这些师生用汽车分批送抵江西玉山。

浙大这次迁校的目的地是毛泽东在1927年10月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所在的吉安地区所属的泰和，由于战局恶化，浙大提前迁离严州，泰和的房舍来不及准备就绪，而吉安却有两所学校正放寒假，房舍空着，所以就借了来，作为浙大临时落脚之地。

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住在乡村师范，眷属租用了当地一些居民住房，学生则全部住入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为了不致荒废学业，学校决定借屋暂行上课，以结束一学期的课程。学生上课两周，接着进行期末考试，然后休息一周，便准备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乡间。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已告期满，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由赣江和赣粤国道迁移到泰和。浙大离去后不久，白鹭洲便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

浙大新迁的校址就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浙大师生抵达泰和后，稍作安顿，师生们便继续教学，科学研究也未停止。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

教学不忘抗战，广大师生并没有忘记外部的战乱世界。由于浙大搬迁所经的严州、泰和等地都无日报，消息极为闭塞。为改变这种状况，浙大组织了情报委员会出版《浙大日报》。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内容除国内外新闻外，并酌登校闻、论著、通讯。他们先是用壁报形式张贴，采用铅印、油印后发行，并由工读学生上街叫卖，颇受当地群众欢迎。

浙大师生还先后多次进行救亡宣传，演出了《卢沟桥》《汉奸的末路》《中华民族子孙》等话剧，十几里外的村民都赶来观看；到泰和、吉安乃至赣州宣传演出，募集救护伤兵的捐款；浙大教授组织前线慰劳队，赴汉口转到前线慰劳，节约自己的膳食费作为捐款，同仇敌忾之气一时激荡赣江上游各地；学生自治会发起给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竺可桢就命人拨出两间房子作缝制场所，带头捐献以供制作费用，并常和夫人到制作场鼓励，夫人张侠魂更多次到现场指导；之后学生自治会又发起募捐活动，竺可桢夫妇率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张侠魂还发起在1938年7月7日举行“七卢沟桥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并亲自撰文以志纪念。

浙大师生留住泰和期间，为当地人民做了3件好事：修筑防洪大堤，创设澄江学校，协助开辟沙村垦殖场。浙大还做了一件意义重大、有利于保存民族文化瑰宝、免遭战火之灾的好事，就是协助浙江图书馆搬运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安全处所。

战火迫近转迁广西、贵州

日寇的铁蹄仿佛是在追着“文军”的步伐，快速西侵。到6月下旬至7月初，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也不安全了，因此，竺可桢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学校再次组成迁校委员会，竺可桢亲自出马，于7月3日在武汉找到时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同意必要时浙大可再次迁校，并说贵州安顺可以考虑。竺可桢就经长沙赴广西，到各地考察，寻找合适的校址。

  8个月后，浙大师生再度西迁，大家经过40多天艰难跋涉，于1938年10月底到达广西宜山。尽管浙江大学在宜山只有十分短暂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日子，却让古城宜山为之一振。浙大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庙、湖广会馆为礼堂、教室，在郊区搭建茅屋为学生宿舍。在此确立“求是”校训，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1939年2月15日，18架敌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就有100多枚，造成十多间房舍被毁，有100多名学生的衣物用品遭劫。此间环境已不安定，浙大准备继续往贵州遵义搬迁。

  1939年2月，竺可桢来到贵阳选择校址，与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等地方官员商议后，决定将浙大迁至贵州遵义和湄潭。遵义是浙大的总部，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留在遵义。湄潭为遵义浙大的分部，1940年6月，浙大农学院的师生陆续迁到湄潭，6月10日正式开课。与此同时，浙大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也迁至湄潭。至此，浙江大学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在贵州黔北找到了一方适于教学科研的净土，并在这里扎根成长、开花、结果。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红军长征时期前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又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此人们称它为“文军的长征”。

在这里，浙大爱国力量蓬勃发展，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有黑白文艺社、拓荒社、塔外画社、铁犁剧团等。1943年成立“湄江吟社”，有钱琢如、苏步青发起，结伴游览，吟咏颇多。同时，体育操练亦生生不息，各处空地都已成为运动场。浙大附中与湄潭中学合并。浙大对当地学风产生重要影响，当地青年往常以经商和做官为前途，自此读书风气日浓。

虽然战时师生们的生活、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涌现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浙大西迁赣、桂、黔办学后，一批浙、沪、苏、闽、皖的青年学生因经济困难和路途遥远有危险，希望就近上学。1939年1月，浙大就在浙江龙泉的剑池乡芳野村曾家大屋设立了浙大龙泉分校。虽然学校的设备条件艰苦，而师生的教学情绪却十分高涨，一到自修课，室内鸦雀无声，在昏暗的油灯下读书或作业，学习十分认真。校内有教授30多名，颇多著名学者执教于其中。当地天主教堂的3名加拿大籍牧师，也在学校任课。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如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谷超豪教授、宁波大学朱兆祥教授等等，都是当年浙大龙泉分校的学生。

纵观浙大在遵义湄潭办学7年，被称为浙大历史上最光辉的7年，是浙大办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湄潭工作和学习过的两院院士达45位，其中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代精英，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在湄潭成稿，他们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潜心研究，孜孜以求，成就赫然。他们不仅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还为贵州黔北以及湄潭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浙大师生们在战时的突出表现，也获得了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在1944年4月和10月两次到浙大访问和讲学，被浙大师生在艰苦的环境下那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诸多的论文所吸引。回到英国后，在学校演讲和《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他甚至把浙大与牛津、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浙大为“东方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