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勇敢顽强的弄潮儿精神，他们在社会大潮流中冲在前列，大胆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近年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协商民主”不仅在浙江基层蓬勃开展，有的还陆续被推广到全国。

基层协商民主花开浙江

——写在《基层协商民主案例》即将出版之际

□本刊记者 徐忠友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的新领域，其理论源自并超越了自由民主和批评理论，它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今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7种协商渠道，即：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其中基层协商民主在浙江的实践探索最为丰富、鲜活和生动。本刊这一期特介绍一些典型做法。

浙江统一战线

积极助推各地基层协商民主

  自2011年以来，浙江省委统战部派出调研组深入各地调研，不断总结经验，并在2014年5月召开了全省统一战线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现场会。同时，在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创新载体，努力构建群众自治协商平台，重视抓好典型，探索出了统一战线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四种实践模式：

  统一战线参与民主决策中的民主协商。这种模式主要包括各类议事协商会、民主协商会、民间智囊团、恳谈会、听证会、“民情气象站”等。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突出统战牵头、制度设计、督办落实。

  统一战线参与民主管理中的民主协商。这种模式主要包括：“民情合议庭”、和事佬、调解队、动迁圆桌会议、新居民联谊会等。通过成立统战社团、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积极开展社团统战工作，完善社会综合治理。如绍兴市柯桥区安昌镇前几年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针对这个问题，在区委统战部的指导支持下，安昌镇成立了21个统战社团和联谊性社会组织，镇财政每年划拨110万作为经费补贴，并与考核挂钩，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融洽了干群关系，近五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这项探索在当前县域成为群体性事件高发地带的情况下尤具意义，成为基层干部创新社会管理和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渠道。

  统一战线参与民主监督中的民主协商。这里既包括统战成员在内的各界人士参与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统一战线评议团、商议团，还有宗教场所财务代理制度等。其主要特点是人员专业化、制度规范化、评审民主化。如温岭市成立了统一战线评议团，对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的民主恳谈按领域进行民主评议，其结果作为考核依据，较好地解决了基层党派组织机构不健全、党际协商和民主监督作用难以发挥的“瓶颈”问题。

  统一战线参与民主自治中的民主协商。这种模式主要包括慈溪村务协商民主、温州市鹿城区的社区协商议事会、杭州市西湖区德加社区的“网络协商民主”等。其主要特点是公众的参与性、参与的平等性、协商的公开性、形式的多样性、议题的广泛性。以温州市鹿城区为例，松台街道成立了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在区委统战部的指导下，由街道统战委员和社区统战工作站出面，邀请交警、城管执法等部门共同参与，有效解决了“小区停车难”等问题。不仅推动社区、乡镇等运用统战理念和方式处理事务，也为发现、培养党外代表人士提供了崭新平台。

“邻里值班室”成为

杭州协商民主的一块亮招牌

  “统一战线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是浙江省委统战部提出并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着重抓的一项工作。如何在基层协商民主中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成员和统一战线社团的作用，促进基层群众在社区治理和公共事务管理中依法自治，探索适合基层特点的民主方式和渠道？杭州市上城区在这些方面迈出了先行先试的一步。

  走在杭州市上城区的一些社区里和街道上，你常常可以看到一块“邻里值班室”的牌子。虽然牌子不大，但名称里透露出一股股亲切和温暖。“邻里值班室”和值班员承担的职责就是通过协商民主解决民生问题，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当今的许多社区里，多数邻里之间要不就是见面不接触，至多点个头，门一关了事；要么为走廊的那一点小空间，或者楼下的小花坛、小车位吵得不可开交。如何解决好邻里之间的问题、做好社区居民的服务工作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而杭州市上城区就用协商民主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问题。

为了做好城市居民的工作，切实解决好邻里之间的问题，确保社会稳定，上城区统战部门在多个街道和社区设立了“邻里值班室”。这是上城区统一战线推进基层民主管理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做好城市居民工作，确保协商民主的一大创新。据统计，目前仅紫阳街道就组建了89个值班室，共有值班员365人，工作范围覆盖整个社区3800户居民1万多人。居民们亲切地把值班室的人员称为“老娘舅”，他们基本都由退休的党外人士组成，固定或轮流开展义务服务活动。只要一个电话，值班室的“老娘舅”就出发了。目前由“老娘舅”出面协商，化解邻里矛盾纠纷963起，解决率达96%。“老娘舅”不但在邻里之间发生问题时出面协商、分清是非，起到“裁判员”的作用，而且还当好“服务员”的角色。只要一个电话，从帮邻居收衣服、代接孩子、照看孤老，到协调庭院改善工程，包括自来水接入等都能看到“老娘舅”的身影。这一来，民众特别感恩党外人士和社会组织为民办实事，通过协商民主方式促进居民自治的效果非常好。

  目前，杭州上城区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先进的“邻里值班室”和先进个人：尚扬社区共融服务中心，是一家帮助社区居民开展公益互助活动的社会组织。46岁的服务中心主任沈晓艳拥有一家年产值千万的民营企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接触到失独家庭后，便觉得他们太需要帮助了。于是，她就把目光转向社区，开始帮助他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就这样，一个扶持社区下岗、失业妇女及女大学生创业的“姐妹手工坊”揭牌了。民建成员、浙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沈健虹每周来上一次课，免费为30位姐妹传授精美手工艺品的制作技能。姐妹们将手工编织的帽子、手套和围巾免费赠送给社区老人。目前，共融服务中心已成为社区开展自我服务管理的重要平台。民革成员郑凌退休前曾任民革杭州市委会调研处处长、两届杭州市人大代表，目前担任上城区政协委员。由于他的政策水平和处事能力较强，便设立了一个“政协委员工作室”，他坚持用政协委员的热情和担当为服务民生做点事情，他目前正忙于杭州著名的历史街区“思鑫坊”保护工程的民主协商工作。浙江省政协委员、省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杭州市上城区少数民族联谊会名誉会长沈少春作为市民观察团的成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都登在了报纸上。有一次水澄桥社区的群众打电话来反映，房产开发商卖完房子对后续的事情不管了，社区绿化养护不到位、监控保安系统形同虚设。接到消息，他们立即启动协商程序，在经过7个月的协调后，终于让开发商出资重新培土绿化，更新监控保安系统。

  据记者了解，在杭州的其他城区，越来越多的党外人士开始投身基层协商民主工作。民革成员、书画家阮振亚，资深媒体人、侨眷马国新，党外人士、残疾人画家沈峰等成为致力于基层协商民主决策、管理、自治的积极实践者。身处基层的统一战线成员，运用统战理念和方式，进行着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这一实践为新形势下基层统战工作的开展特别是破解基层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薄弱环节找到了新的载体和抓手，为统一战线参与社会治理拓展了新的途径和渠道，为发现、培养党外代表人士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也为统一战线的自身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

“1+5”规范有力

推动余姚基层协商民主

  2011年以来，余姚市委及市委统战部着眼新时期转变基层领导执政方式、推进基层民主科学决策、化解社会利益诉求矛盾、促进基层干部作风深入，注重发挥统战优势，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作为新时期践行群众路线、拓展民主渠道、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举措，在健全市本级协商民主的同时，不断探索推动民主协商纳入基层决策程序、融入社会治理创新。

  为了实现“要我协商”到“我要协商”的转变，余姚市委及市委统战部对“协商什么、与谁协商、怎么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转化”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2013年5月，余姚市委、市政府专门研究出台了协商民主“三化”建设“1＋5”制度等规程，以市委文件形式下发，对协商民主的发展定位、目标任务、制度机制进行了总体设计，对协商民主的内容、形式、渠道、主体、程序等分类分层进行了细化、具体化。

  在贯彻实施“1+5”制度中，余姚市委、市政府及市委统战部还提出了“三在前、三在先、三不得”的基本要求，即基层重大事务必须协商于党组织决策之前、法定会议表决之前、行政组织实施之前，重要政策决策必须先协商后制定、先协商后通过、先协商后实施，未经民主协商的不得提交决策、表决和实施，切实增强协商民主制度在基层决策中的刚性约束。此外，该市还建立了“一督二考”督办机制，将协商民主“三化”建设纳入市委重点工作专项督查，纳入基层班子重点工作考核和干部考察考核内容，实施基层党政组织和协商参与主体共同跟踪的督办机制，促进协商民主重要成果的真正转化落实，促使基层组织及干部真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为促使党群政民“面对面”互动协商，“零距离”共商大事，余姚市还不断拓展互动协商渠道，积极搭好平台，在着力发挥基层党政、自治组织议事决策、乡镇党代会、人代会、村民居民代表会议等法定机制和平台作用的同时，总结提升和大力推广基层创造的“四夜四问四议制”、“阳光村务八步法”、社区议事“三会四民制”、“全民协商听证”等民主议事协商经验，并探索自创了新的平台和载体。2011年，梁弄镇建立了民主协商会，这是该市乡镇（街道）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的雏形，38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人士，围绕该镇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区域发展特点和民生实事精心选题、展开协商、出谋划策。

  街道参议会是余姚市街道区域内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辅助决策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机构。2013年，阳明街道建立了由80余人构成的街道参议会，并在参议会内又设立了由30余人组成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去年，他们组织各类形式的民主协商30余次，街道参议会弥补了街道无人代会的制度不足。

  行业企业劳动工资集体协商会议是开展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因此余姚市还大力加强企业职工工资协商机制建设。他们实行了定期征求职工意见、定期对工资集体协商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定期公布工资集体协商履行情况的“三定期”制度。目前，全市共有266家企业建立了工资协商组织，8158家企业、5个行业开展了劳动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职工31.9万人。

  美丽乡村共建参议会是农村社会各界人士议事协商和推进重大公共村务民主决策的重要平台。2013年，鹿亭乡通过美丽乡村共建参议会平台新增帮扶项目26个，共收到帮扶资金1010万元；新增投资3000万元的铁皮石斛培育加工展示项目和投资1100万元的梅花鹿产业文化园项目，促进了该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泗门镇谢家路村通过民主协商，进一步强化了公共事务民主决策管理意识，改变了原来村级事务的决策方式，变被动协商为主动协商，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使公共事务管理得到真正落实。2012年以来，该村共收到党员群众提案338件，办结率100%，反馈满意率99.6%。

  此外，余姚市还把网络问政平台作为创新乡镇（街道）协商民主渠道的重要形式，各乡镇（街道）通过网上访谈、网上议事厅、网上征询意见、党政博客、单位及领导信箱等形式，进行互动协商、议政问政；社会公众和各界人士通过电子邮件、博客微博、论坛和访谈互动等形式，进行议政、询问和协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协商民主制度实施以来，余姚市连续两年实现信访总量、重复上访、网上信访、越级群访四下降，特别是利益权益类信访明显下降，实现了宁波市平安建设先进县市七连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