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中国的制度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同时期比较，国家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这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来源不同。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总统制、国会制等，但都失败了，因此中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第二，国家治理基本制度不同。美国欧盟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制度比较看，中国的制度体系更年轻、更具活力、更具变革性；相反，美国的制度体系更年久、更稳定、更具保守性。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宪法与中国宪法制定的时间，先后相差100多年；而中国宪法的修正频率（几乎每5年一次）远高于美国，这显示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第三，国家治理基本手段不同。美国欧盟是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强调“两只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条腿走路就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快。比如，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只有国防和军事战略，却无国家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了世界比重的40%，在全球过度军事扩张，也成为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第四，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不同。美国欧盟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没有明确长期目标的，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施政纲领，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中国则大为不同。我们的《党章》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1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今天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60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进步。

（摘编自《经济导刊》2014年4月号《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中国的制度优势》，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国有经济具有特殊重要地位

  第一，国有经济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中国是现代化的后起之秀，加快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最重大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挥了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有经济在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基础设施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说，没有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延缓，人民的共同利益就得不到根本保障。第二，国有经济发展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公平与效率、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统一。国有经济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使劳动者直接支配生产资料，从而使支配个人劳动产品成为现实；国有经济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人，为了自身利益共同进行生产和经营，增进了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有助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三，国有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中国的国有经济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与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而存在的，这个物质基础和生产力条件就是重工业化和加工制造业。中国是工业化的后来者，工业化起步虽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多年所走过的道路。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资金密集型产业为骨干、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格局，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竞争力。中国建立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国有企业的身上。中国国有企业经济实力雄厚，运营规模庞大，组织体系严密，人力资源丰富，管理制度严格，是最适合三种产业类型有机统一、协同发展的经济形式。

  （摘编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5月上《国有经济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何自力）

社会需要形成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认同

  用先进文化引领国家发展进步，最关键的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社会各个群体的精神生活之中去，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践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纳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结合现实中国的发展，凸显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是文化建设的重心所在。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思想凝结，是民族精神的文化沉淀。文化建设的社会效益相当程度上比经济效益更为重要，而社会效益最集中的表现是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社会作为人们生存的共同体，需要形成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认同。核心价值观规范的是社会个体成员如何做人做事、怎样对待社会、怎么相处他人，它既与道德伦理有关，又体现着世界观意义上的人生态度。个体成员有了规范的价值认同，社会共同体才能协调运转起来。核心价值观关系到人际和睦、社会秩序和国家整合，是执政党凝聚人心民力的实现载体，推进文化建设必须落脚在核心价值观的内化入心，使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认同在百姓的精神世界里日用而不觉，信守而不疑，践行而不惑。

现代认知中，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只是指其创造文化产品的有形价值，更是指其塑造民族精神的无形价值。核心价值观则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它对于民族素质和精神追求的重要意义决定了这样的软实力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用先进文化引领国家发展进步，最关键的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社会各个群体的精神生活之中去，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践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纳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结合现实中国的发展，凸显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是文化建设的重心所在。

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

社会变动总是伴随着道德风险，新旧嬗变不断挑战人们的思想操守。高速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使社会多元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另一方面使社会个体成员选择取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大增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的认知，由于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然而，多元不能无序，道德不能失范，标准不能混乱，社会不能迷失。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应该看到，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和物质状况大幅提高的情况下，我国道德文明的程度既有提升的事实，也有下滑的现象。拜金主义、奢侈享受、物欲放纵、荣耻不分、损人逐利、人格低俗的事情时有发生，物质富裕后的精神贫乏产出的是道德迷失的负能量，对此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如果容忍这样的负能量扩张放大，正气就必然会受挫，人心就会碎片化。努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文化建设的制高点，则是应对道德风险的制胜之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培育是基础，践行是根本。必须坚持教育和实践两手抓，以教育引导实践，以实践深化教育。“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文化不是用来炫耀的，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精神追求中的内化和自觉行动的外化，是文化的价值真谛和本质要求。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党的十八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为24个字，融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为一体，是知之所依，行之所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是公民，社会个体成员实践公民层面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要求，是达致国家层面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以及社会层面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要求的基础，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这些价值要求则为公民层面价值要求的养成和践行提供环境。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践行者、带动者，与先进文化建设的公民参与、文化强国实现的公民担当相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支撑。

  （摘编自《文汇报》2014年7月9日《社会需要形成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认同》，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齐卫平）

 

 

台盟省委会、省台联送《“五水共治”节水生活手册》进杭州环北新村社区

 8月21日，台盟省委会、省台联与杭州环北新村社区联手举行“从节水抓起，从小事做起《“五水共治”节水生活手册》赠书仪式”。台盟省委会专程向社区居民送去了1000册《“五水共治”节水生活手册》，受到了天水街道、环北新村社区领导与居民群众热情接待与好评。

  台盟省委会、省台联遵循“走进基层，服务群众”工作思路，自2013年5月起与杭州天水街道环北新村社区结成了帮扶共建单位，先后参与了有关慰问社区老干部、志愿者义务指路、侨情调查等多项活动，成效突出。特别是开展“五水共治”活动以来，台盟台联帮扶结对社区共建工作以携手共治“五水”为重心，积极参与了社区“五水共治”圆桌会议，与社区居民一道为社区“五水共治”献计出力，共商居家节水，以及做好有关“五水共治”宣传工作等。此次送书进社区活动系帮扶社区开展“五水共治”活动的重要环节。

  《“五水共治”节水生活手册》由台盟省委会、省台联与环北新村社区合编。该书以介绍科学节水方法为核心内容，将日常生活节水小妙招、发挥节水想象力，以及多措并举抓节水等内容融为一体，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强等显著特点。与此同时，该书还介绍了台盟省委会、省台联与环北社区发挥各自优势，大力开展“五水共治”与联手开展有关“五水共治”宣传工作等情况，包括节水倡议书、节俭养德倡议书等，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贴近社区居民。

 

 

浙江统促会线上线下联动建设海外代表人士培训平台

  浙江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非常注重海外代表人士国情教育培训工作，多渠道、多形式、多载体，并结合网络新媒体，线上、线下联动建设，积极开拓创新海外代表人士培训平台。

线下办班，广拓资源。浙江统促会结合浙江中华文化学院办学资源，自2011年起，每年举办一期浙籍海外统促会负责人国情研修班，广大浙籍海外侨胞相关人士踊跃报名、积极学习，已连续举办三期，累计有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通过研修班的举办，浙江统促会广泛接触海外统促会，掌握和培养了一批海外促统工作骨干，有效传播了国家对台方针政策和两岸和平发展主题，促进海外浙籍儿女团结一心，为共圆中国梦贡献力量。

  线上开讲，广聚人气。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自媒体的兴起，浙江统促会借助互联网“网罗天下，四通八达”的便捷优势，把线下海外代表人士培训工作多渠道、全方位拓展到线上，不定期开展，动态跟进，实时沟通，及时反馈，收效显著。一是充分挖掘微信群社交功能，利用网络群聊“以一见百，以点铺面”的拓展优势，建立“浙江统促会”、“国情研修班学员”等微信群组，及时发布中央精神等有关要情和活动通知，倾听海外侨胞声音，实时互动，动态引导。二是积极加入海外侨领、侨胞各微信群，建立联系、共同合作、跨群交流、宣传引导。近期，浙江统促会先后在拥有165位成员的“海外侨胞经文联谊”群和208位成员的“侨联之友”群作了题为“全球促统、携手同梦”的主题讲座，介绍浙江省情、侨情和浙江统促会工作等情况，分居海外不同国家、不同时区的数百名侨胞在线收看，互动热烈，广受欢迎和好评，效果显见，频被转发，事半功倍。

  建设网媒，广泛宣传。根据主要面向海外的工作特性，浙江统促会把网络媒体作为宣传自身的良好媒介，成立之初即建立门户网站，开设8个栏目，20余个子目录，现已正常运营5年，及时发布会务信息及海内外有关热点，广受侨胞关注。随着网络介质逐步掌上化的趋势，浙江统促会及时创新宣传载体，着手筹备微信公众订阅号，在9月份第四期浙籍海外统促会负责人国情研修班举办时正式上线运营，把“桌面式”网站宣传延伸至“掌上化”微信同步，进一步打造全方位的宣传自媒体，积极推广工作，扩大影响。

 

 

宁波市鄞州区首家异地商会大厦落户宁波南部商务区

  为响应省委、省政府“十万浙商进百区”活动，宁波市鄞州区陆续建立北京、广东、川渝三家异地商会，共发展了240多家会员企业，为在外地打拼的鄞商更好地抱团合作、回乡投资搭建了桥梁。近日，在宁波市鄞州区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及区工商联的积极协调下，由北京、广东、川渝三家鄞州异地商会组成的宁波京广川置业有限公司正式与宁波南部商务区管委会签署了招商协议，标志着该区首家异地商会大厦正式落户宁波南部商务区。

  根据规划，此项目位于南部商务区三期B地块，占地628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总投资约2亿元，预计2017年建成交付使用。目前已确认有近30家有实力的省外鄞商企业入驻。

  目前，总部经济回归是浙商回归的重要形式，也是深化浙商回归工程的突破口和潜力所在，鄞州区异地商会大厦落户是该区“浙商回归”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着力把异地商会大厦打造成鄞商回归的总部基地，充分发挥省外浙商的巨大能量，搭建平台、创新政策、优化服务，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推进浙商总部回归、资本回归，着力构建“项目、总部、资本、人才、科技、公益、慈善”七位一体的浙商回归格局，吸引更多鄞商情归故里，造福桑梓。

 

 

温州市委统战部牵头组建温州市“温商回归”法律服务团

  近日，温州市委统战部发挥律师群体的职能作用和专业优势，牵头联合市司法局组建了温州市“温商回归”法律服务团，为在外温商回乡和台商创业创新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助推实体经济振兴。

  一是搭建组织架构。温州市“温商回归”法律服务团，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担任顾问，市司法局主要领导担任团长，市委统战部、市司法局、市台办、市侨办、市工商联的分管领导和市律师协会会长任副团长，法律服务团成员由律师协会在全市执业律师中择优筛选和推荐，经审核同意后向社会公布。法律服务团下设联络处。由市司法局职能处室负责人担任主任，负责制定和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和年度计划，做好“温商回归”法律服务团成员的聘任考核，建立和管理服务团成员数据库等。市委统战部、市台办、市侨办、市工商联、温州电台、电视台、市律协各确定一名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

  二是明确服务内容。法律服务团主要在以下七个方面提供服务：主要服务参与市委、市政府有关“温商回归”工作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的法律论证、法律评估；参与“温商回归”工作的规范性文件的起草、修改和审查；参与“温商回归”工作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事务文书的起草、修改和审核；参与处理涉及“温商回归”和台商的信访事项、重大突发事件、重大矛盾纠纷、重大诉讼案件、仲裁案件等。通过举办研讨会和咨询会、开设法律讲座、开展“法律体检”等方式，为在外温商回乡和台商创业创新提供法律帮助和法律指导；组织学习交流和研讨活动，探索本市律师为在外温商回乡和台商创业创新的法律服务新机制；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涉及“温商回归”工作的其他事项。

  三是创新服务载体。重点实施四大活动：举行“温商回归”法律服务团成立仪式，设立法律服务团电话热线，提供温商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开展百名律师进商会活动，组织“温商回归”法律服务团成员前往异地温州商会，根据温商回归投资的意愿、计划提供专项的法律服务。开办法律知识培训班，不定期举办2至3次有针对性的法律知识培训。开展台资侨资企业服务月活动，组织走访重点台资侨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解决法律问题，防范法律风险。

 

 

台州市椒江区“同心·统战服务联盟”以“三民”联系卡为载体架通“连心桥”

  台州市椒江区“同心·统战服务联盟”依托全区52个服务站和16个社情民意工作室，以“听民情、解民忧、聚民心”的“三民”联系卡为载体，架起统战人士与普通群众间的“连心桥”，确保服务群众见实效。目前，已累计发放驻村居“三民”联系卡276张。

  一是随时听民声不漏意见。将驻服务站和工作室的统战人士的姓名、职务、电话号码填写在“三民”联系卡上，并将联系卡粘贴在群众电话机、电灯开关旁，方便群众随时与统战人士联系，畅通村民反映问题的诉求渠道。联系卡张贴后，共收到群众打电话反映的意见建议120多条。

  二是挨家访民情不走形式。积极响应椒江区委开展的“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活动，驻服务站和工作室统战人士开展大走访活动，在服务站和工作室周边挨家挨户走访群众，将收集的问题填写在《社情民意登记表》上，并由群众签名确认。同时，各驻站、驻室统战人士还统一填写《联系手册》和《驻站日记》。截至7月底，全体统战人士已走访群众1800余人，共收到群众意见建议190多条。

  三是结对解民忧不搞花架。针对走访中征求到的意见，通过社情民意信息专报，以直通车的方式报区委、区政府相关领导，由区领导班子、区直有关部门、街道三级限时包干落实，截至目前，已解决“五水共治”、“多城同创”、村民建房等方面问题163个，为民办实事67件。

 

 

中国为何密集反垄断

 8月13日，汽车行业反垄断调查的第一张罚单贴在了宝马经销商的身上。19日，两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厂商精工株式会社和恩梯恩公司承认收到国家发改委的反垄断罚单。两家日企共计被罚2.9亿元。

  为何近期执法机构会频频查处反垄断案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近日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6年来，接受反垄断调查的企业既有中国本土企业，也有外国企业。在反垄断法面前，所有企业一律平等。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晨颖认为，执法机构对多家企业的反垄断调查事件有先有后，有的从数年前就开始，只是公布调查的时间集中在一起，给外界的感觉是大量密集，这其实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看来，我国反垄断三大执法机构——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好比反垄断的“三驾马车”，正在用反垄断法把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拉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实施反垄断并不意味着我们挤压外资在华的发展空间，但像以前那样给予外企‘超国民待遇’的情况确实需要扭转了。”在白明看来，洋品牌获得市场溢价本无可厚非，但靠垄断获得超额溢价，间接让其他企业进行非正常折价，并不是公平竞争的体现。

  “市场上，政府只是一个裁判员，不吹爱国哨，谁涉嫌违规就调查谁。”白明指出，要进一步规范市场，形成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利益分配

  国务院日前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标志着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此次改革也承载着一个具体任务，就是要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户籍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配套政策，但改革的意义却远不止“配套”那么简单。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中附加了过多的社会管理功能，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待遇，往往都与居民的户籍有关。户籍利益无处不在，户籍也因此失去了本来面目，成为社会福利待遇的载体。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改革的难点就是，如何逐渐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诸多社会福利，推动实现公共福利均等化。

  公共福利均等化的实现，是一次重大的利益再分配。这样的利益分配，还表现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近年来，不少中小城市实际上已经放开了落户政策，但效果不佳，并没有吸引到足够的农村转移人口前来落户。中小城市缺乏吸引力，是其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不足造成的。从国外经验看，很多大企业总部、著名大学都分布在中小城市，这是因为相关城市拥有良好的市政基础设施以及优秀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我国应该突破一些体制机制的障碍，把各种优质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这种资源倾斜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理性看待全球500强排名

  全球500强最新榜单出炉，100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数量仅次于美国；中石化取代埃克森美孚，闯进前三名，改变了多年以来由沃尔玛、壳牌、埃克森美孚包揽前三名的局面。

  但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提醒说，不要再迷信500强排名，这份以年营业收入为标尺的榜单，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企业的现实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俏直言不讳地指出，进入全球500强，只能说企业的营业收入高，规模做得大，但“大”不等于伟大。如果只有营业收入可观，但利润、投资资本收益率等其他衡量企业健康性的指标并不理想的话，“大”也只是“伪大”。

  尽管中国企业在全球500强中已经占据了1/5的份额，但如果要按利润来排名的话，中国只有7家企业能进入全球最赚钱企业的前50名，而且几乎清一色是金融类企业。这些企业赚钱的法宝并不是靠业务创新，而是得益于金融业的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四十年间，中国企业已经实现了“大”的创造，未来需要的是从“大”到“伟大”的二次长征，从过去单纯关注企业规模，到关注企业利润、投资资本收益率等，这背后一方面需要企业寻找创新的经验模式，另一方面需要社会支撑体系的变化。而社会支撑体系包括：政府转变职能，实现从经济生活的决策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换；金融改革进一步提升，更多地支撑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发展。

 

 

习仲勋教周恩来推独轮车

 1958年6月15日，北京天气异常炎热。一大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便随同由周恩来带领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300多名领导干部来到了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在开工前进行了人员分工和编组，习仲勋在编组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今天到这里来的没有总理、副总理、部长、司局长，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劳动时要精神饱满，互相照顾，量力而行。

  这时，周恩来已推起一辆独轮小车装起土来，习仲勋看到周恩来推车不得要领，非常费力，就赶忙跑过去说：“总理，推独轮车要掌握平衡，不然很容易翻车。干脆咱俩搭对，我来推，你在前边拉。”说完就干劲十足地推起了车子。劳动间隙，习仲勋被工作人员围了起来，他饶有兴趣地从推小车谈起，讲述了自己的劳动经历。他说：“推车技术是旧中国的苦难生活逼出来的，我的祖籍是河南邓县，那时祖父只有二亩半地，日子过得很苦，加之天灾匪祸不断，全家人逃荒到了陕西富平。15岁时，父母先后病逝，同家生活的叔父患重病不能劳动，一个十余口之家的生活重担便落在了我的肩上，因而我从小就参加农业劳动，犁、耩、耙、耱农业技术，样样都会。我曾经一次摇耧种过40亩小麦。推独轮小车的技术也是那个时候磨炼出来的。”

 

 

1966：台湾“文化复兴”运动

 1966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他说：“中正今年元旦，曾经郑重警告，奸匪(指共产党)正以其‘毛泽东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义和团’拳匪式的‘人民战争’，横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大家都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蒋介石在文告的最后强调：“只有我们实现三民主义，维护历史文化、保卫人权自由、进行反攻复国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而后方得相与世界各国、共同卫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我们军民一体不可动摇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继承辛亥革命、保卫民族文化正史于不坠的责任!”

  这篇文告大抵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台湾岛内的政治氛围。与大陆的《五·一六通知》一样，蒋介石的《告全国同胞书》在台湾，也代表着一场政治文化运动的发端。

 1966年11月12日，蒋介石正式倡议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7年7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亲自担任总会长，并在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全力推动文化复兴。国民党也召集一批党官学者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华文化的学术著作，并在学校里进行忠孝教育，编印《文化基本教材》，让学者推行孔孟学说，并在中小学实施公民伦理课程。

  尽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常被视为食古不化、禁锢青年思想和箝制学术自由的政治运动，但它对一整代的台湾学者与青年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由于政治上鼓励文化寻根精神，台湾的学术、文学与艺术等领域中出现了不少洋溢着民族热情的佳作。

  可以说，在大陆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台湾出现了一个发扬中华文化的高潮。

 

 

刘伯承抵制“搞特殊化”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该上学了。当时，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有人建议部队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觉得，子弟学校容易在小孩子脑子里反映出部队的等级思想。这个是司令员的孩子，那个是某团长的孩子，产生不必要的对比，这对孩子的心灵是有害的。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委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的规定。

  后来，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底特律的艰难复苏路

  一年前的7月，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申请破产；一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智库和汽车、房地产业者已在大谈“底特律复苏的经验和启示”了。

  坦白说，“破产”本身的实际目的就是“合法赖账”。由于“破产法”第九章中有“自动中止”的条款，一旦城市抢先进入破产保护程序，包括企业、个人在内的债权人将无法通过法庭起诉的手段向市政当局和托管方索取欠款。不仅如此，进入破产保护后，托管方和州、市两级政府还可借重组债务、减少开支之由，推行市政服务商业化。这意味着市民需为各项市政服务支付更多钱，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市民和投资者对城市未来持乐观态度，愿意牺牲部分利益，换取城市复苏。

  尽管如此，这个城市的市政系统瘫痪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善，底特律早已成为全美最穷的都市。随着汽车产业的萧条，原先集中于市中心的三大汽车巨头，如今只剩一家通用；全市常住人口由原先的200多万萎缩到如今的71万；医院、消防、警察、公交等公共设施大幅萎缩，而这又带来犯罪率的大幅上升。不过，全市能正常行驶的救护车只有1/3，报警电话要平均58分钟才有回应(全美标准为11分钟)，破案率只有8.7％(密歇根州平均标准为30.5％)。

  上述问题都是积重难返的痼疾，病灶未除，所谓“复苏”，更多的是一种提振投资者、市民信心，使之愿意节衣缩食以减少公共开支的方式。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言，最热衷谈“底特律复苏”的除了州、市两级政府，就是一批当初积极鼓吹破产重组的智库、汽车业和房地产业者，前者需要证明自己当初的锦囊妙计是有效的，而后者则是“复苏预期”最大的受益者。

 

 

新加坡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2011年，新加坡人均GDP突破5万美元，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以GDP年均增速7.6%的高水平发展，完成了从前工业化、工业化，再到现代化（后工业化）的道路。

  其一，新加坡采取了十分开放的人口政策，以世界上最优厚的待遇吸引世界各地优秀人才。

  其二，教育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不断提高。1990年以前，新加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但1990—2003年，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了0.8个百分点，高出东亚国家0.3个百分点。说明在东亚地区经济增速回落普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之时，教育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在不断提高。

  其三，资本积累贡献早期较大但之后逐步下降。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供款率最高曾达雇员工资的50%，高储蓄率导致资本积累迅速。同时，政府再用低息发债，把资金补贴到需要发展的工业。1980年之后，新加坡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快速下降。这说明新加坡已率先进行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经济增长不再过度依赖投资。

  其四，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贡献率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1990—2003年，新加坡经济平均增速为6.2％，其中TFP贡献了1.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25.8％，东亚地区同期的经济增速为5.7％，TFP贡献率不到9％。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新加坡加快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步伐，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

 

 

欧美国家也有上访制度

  在西方一些法制相当健全的国家，也存在上访制度。早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收到很多贫苦人民的来信，要求资助。其中有一封上访信是个18岁姑娘写的，她的母亲已经连续5年找不到工作了。她告诉罗斯福，天冷了她的朋友们都已经买了大衣了，但是她没有钱买，她问总统能否给她寄25美元让她也能买件大衣。即使在今天的美国，各种上访仍然很普遍。

  欧洲的上访历史更为久远。长达千年的罗马帝国的档案保存有2万至3万封的平民上访信，这些上访信的写作时间在1600—1810年间。在早期的英格兰王国，自国王到议会都可接受人民的上访。今天英国的高级法院也有类似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可以接受人民对官员的控告。

  除了信访和走访外，很多西方国家还建立了“独立检察官”制度。这个制度起源于瑞典。1809年，瑞典国会任命“独立检察官”专门保护平民的权利免受行政官员的损害。“独立检察官”的设立，开创了北欧信访制度的先河。因为“独立检察官”的权力很大，不论被调查的官员职位多高、权力多大，他们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调查取证，如此，才能保护人民不遭受行政官员侵害的权利。这个制度在上世纪60年代逐渐遍及西欧和北美。到2003年，大约有110个国家设立了“独立检察官”。“独立检察官”不仅在政府机关有，一些大学也有。很多私营公司如报社和企业也有“独立检察官”，处理读者或消费者的上访类投诉。

 

 

床垫越硬越好吗？

  人们一直有“床垫要越硬越好”的说法，认为睡硬板床更有利健康，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硬床垫有特定的适用对象，如颈椎、脊椎病患者以及老人和儿童。专家建议，普通人选择较柔软但有一定硬度的床就可以。

  骨科医生介绍，对某些人群来说，睡硬床确实对脊柱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床垫比较松软，易使人体的受压部位下沉，时间久了，可能引发脊椎弯曲或扭曲。特别是对于生长发育期的

儿童应选择较硬一点的床，如果长时间睡软床，会影响其脊柱的发育，不利于孩子健康发育。

  另外，脊柱和脊椎有疾患的人，也要睡有一定硬度的床垫。颈椎或脊椎不好的人如果睡在过软的床垫上，由于人体压力，床垫变形，“浸”在床垫里，会影响腰椎的正常生理屈度，造成腰部肌肉、韧带紧张，出现腰疼、背疼等现象。

  但是，床垫也并非越硬越好。睡在过硬的床上，只有头、背、臀、脚跟几个点来承受压强，脊柱会处于僵挺紧张状态，需要腰背肌肉来支撑，睡眠时脊柱达不到很好的放松效果，所以不少人感觉不舒服。正常人需要选择稍微柔软、但有一定硬度的床垫，也可以在硬床上多加一些棉褥，别让床太硬了。

  医生建议，不要一味地追求床垫过软或过硬，还是要根据自身条件来选择。购买床垫时，简单地手压或试坐并不可行，一定要躺下来试一试。平躺时注意体验一下，脊柱肌肉是否能完全放松，即从颈椎到骶骨有没有紧张、发僵的感觉。

 

 

四种营养素最护肝

  肝病诱因多

  调查显示，每12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有肝病。诱发肝病的原因很多，如急性甲肝和戊肝多因食物、水源不洁净，或吃生肉、海鲜造成。乙肝、丙肝和丁肝主要经血或血制品、母婴、破损的皮肤和黏膜及性接触传播。不安全的医疗用具可造成丙肝和乙肝的传播。

  酒精可损害肝细胞，使人患酒精性肝炎，甚至肝硬化。长期喜食肥甘厚味者，易诱发脂肪性肝炎。此外，有不少药物的化学成分可引发肝炎。

  四种营养素最护肝

  脂肪 脂肪是肝脏的主要营养，少了它，肝脏就没法正常工作。即使得了脂肪肝，也应选择瘦肉、低脂牛奶、虾等低脂食物。

  蛋白质 蛋白质是肝脏的“维修工”。肝功能受损的肝炎患者适当多吃高蛋白的食物有利于肝脏恢复。鸡蛋、豆腐、牛奶、鱼、鸡肉、芝麻、松子等食物能促进肝细胞再生。

  维生素 维生素是肝脏的“加油站”。维生素A能抑制肝脏中癌细胞的增生。B族维生素能加速人体物质代谢并转化成能量，给肝脏“加油”并修复肝功能，可预防脂肪肝。维生素E能预防肝老化。

  绿色食物 中医说：“青色入肝经。”绿色食物有益肝气循环、消除疲劳、舒缓肝郁。人们日常可多吃西兰花、菠菜、青苹果等。

  肝病早期的信号

  皮肤晦暗 面色晦暗或躯干皮肤上出现蜘蛛痣是肝炎信号。如脸色带黄，还伴有身体疲倦，可能是黄疸型肝炎。

  眼睛泛黄 眼睛泛黄可能是病毒性肝炎的急性期表现。严重的黑眼圈可能是慢性肝病的早期症状，其中多为慢性乙肝。眼睛发花、眼角干涩，是肝功能衰弱的先兆。

  手掌泛白 普通人的手掌颜色红润，肝病患者的手掌心泛白无血色，大小鱼际泛红，此时宜就医。

  舌苔发黄 肝炎会使肝脏受损，解毒功能减弱，此时可出现舌苔发黄。

  小便棕色 晨起小便的颜色如呈棕色，提示肝脏可能异常。

  牙龈出血 牙龈出血可能是牙周病，也可能与肝病有关，此现象在慢性肝病患者中多见，还伴有流鼻血、月经过多。

  食欲不振 没有食欲，见油腻就恶心，易疲劳，可能与肝炎有关。

 

 

高碘或低碘都会令甲状腺长结节

  结节性甲状腺肿的病因有五大类，高碘或者低碘都会令甲状腺长结节。

  一是碘缺乏。碘缺乏可引起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下降。正常情况下，碘平衡由营养源维持。成人每天需要100ug-300ug碘，除了鱼和海产品是高碘食物外，日常食物的“主力军”如牛奶、鸡蛋、肉中含碘很少，而大多数水果和蔬菜中几乎不含碘。

  二是环境和食物中的某些物质，可以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例如芸苔类植物含硫葡萄糖甙，经消化后产生硫氰酸盐。硫氰酸盐可抑制甲状腺内碘的转运及在碘的有机化过程中参与竞争，使甲状腺激素合成下降。此外，一种特殊的硫葡萄糖甙——致甲状腺肿素(goiterin)，以这类植物为食物的牛羊的乳汁中也含有致甲状腺肿素。人们常吃的木薯、玉米、竹笋、甜薯、扁白豆中含有氰葡萄糖甙，在人体内经消化、吸收可转化为硫氰酸盐，也可诱发甲状腺肿。

  三是高碘饮食。碘过多占用过氧化物酶的功能基，影响酪氨酸氧化，使碘的有机化过程受阻，甲状腺激素合成下降。我国部分沿海地区常年饮用含碘高的水，食用高碘海产品以及含致甲状腺肿物质的海藻等，可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

  四是细菌感染也可引发地方性甲状腺肿。例如饮用水被大肠埃希杆菌污染，大肠埃希杆菌污染的水中可能含有抗甲状腺抗体，损害甲状腺的功能。

  五是锌、硒等微量元素的缺乏也可诱发地方性甲状腺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