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从“洪门大佬”到致公党创始人

□ 司徒月桂 王宋大 司徒丙鹤等 口述

“洪门”据说是明末清初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地下秘密帮会组织，以“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锄奸”为信条。在清廷的严酷追杀之下，部分“洪门”中人逃亡海外。1850年左右，美洲开始有了“洪门”组织，此后统称“洪门致公堂”并逐渐成为当地华侨最大的民间结社组织。20世纪初，这个组织中出现了一位传奇人物，他曾资助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曾为抗日战争募捐数以亿计的美金，成为国共双方都极力争取的对象。他就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掌控美洲“洪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洪门大佬”司徒美堂。

致信老友罗斯福，

力劝废除《排华法案》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于广东开平。他6岁丧父，念过4年私塾之后，因家境贫寒被送去木匠那里当学徒。12岁那年，他不堪忍受师傅打骂，便请求母亲给他买了一张下等客舱的船票，乘坐火轮船“卡力”号，渡过茫茫海洋，只身前往美国。

  就在司徒美堂抵达美国两年后，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开始了长达61年的全国性排华，令本已饱受歧视的华侨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

  司徒月桂（司徒美堂孙女）：《排华法案》里条款繁多，其中一条就是不允许华侨女眷来美国。所以，很多华侨的妻子在家一辈子独守空房，夫妻至死不得相聚。此外，《法案》里还规定华侨只能在唐人街活动，不准出去。实际上，别说出去，就是在唐人街，华侨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证，美国流氓说要砸店就砸店，说抢东西就抢东西，说杀人就杀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华人开始以暴抗暴，成立各种秘密社团。17岁那年，司徒美堂加入“洪门”。当时，常有美国流氓来他当厨师的“会仙楼”中国餐馆吃“霸王餐”，不但不给钱，甚至还出手伤人。

  司徒月桂：我爷爷挺身而出，不料一失手把那个流氓打死了。一个中国人杀死了白人，那可是死罪。华人社会也轰动了，大家都说，这个人敢为华人出气、打死美国流氓，是第一号英雄，要救他!

  司徒美堂的事迹渐渐为华侨世界广为传颂。连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时还是一位刚毕业的实习律师，也挺身而出为司徒美堂辩护，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司徒月桂：罗斯福调查清楚后，决定为我爷爷做辩护律师，最后我爷爷被判无罪释放。罗斯福当了总统以后，我爷爷给他写了两封信，希望在他的任期内能废除《排华法案》。因为华侨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实实在在摆在那里，所以罗斯福先生后来接受了我爷爷的建议，通过国会废除了《排华法案》。

值遇孙中山，辛亥革命施援手

  1894年冬，司徒美堂感到“洪门”内部组织散漫，没什么前途，决定另立山头。他与好友阮本万等人集合堂内敢做敢为的年轻人，组织“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并被拥戴为大佬，罗斯福曾担任“安良堂”的法律顾问长达十年之久。当时美国华侨有25万人，加入“洪门”的就有20万人之多。鉴于“洪门”在海外的势力，孙中山赴美之前，他的哥哥孙眉曾告诉他，要闹革命，务必要得到洪门的支持。

  1904年的一天，正在美国波士顿街头卖猪肉的司徒美堂得到洪门兄弟密报：有一位来自檀香山的帮内兄弟需要当地洪门出手相助，而此人正是孙中山。与孙中山相遇后，司徒美堂开始走上一条别样的人生路。

  1905年，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前往纽约发展兴中会，最初会员有200多人，两年后却仅剩7人。内心苦闷的孙中山找司徒美堂商量，认为要使革命力量在美洲得到发展，还得要依靠“洪门”兄弟。当时，“洪门”内部的很多“堂口”（帮会）因为利益之争也经常互斗，不仅削弱了华侨社团本身的力量，而且常被利用，沦为“以华制华”的工具。于是，司徒美堂决定接受孙中山的建议，改组“洪门致公堂”，委托孙中山重新起草“致公堂”的纲领。

  王宋大（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洪门”最初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对于“反清”，孙先生和“洪门”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复明”、再立一个皇帝，孙先生不赞成。孙先生的宗旨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话后来慢慢被“洪门”所接受，引导他们摆脱会党的色彩，引导他们不光“反清”，还要创建民国。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等人急电孙中山，盼速筹15万美金，以期再度举事。

  司徒月桂：在当时，15万美金是很大一笔钱了。我爷爷自己没钱，于是就同大家商量，以四所“致公堂”的堂产为抵押，筹集了15万美金交给孙中山，就这样支持辛亥革命。

  当辛亥革命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为了使孙中山能够及时赶回国内领导革命，司徒美堂倾其所有为孙中山凑足路费，解了燃眉之急。就在孙中山回到国内之际，司徒美堂又发动“洪门致公堂”通电300多封，拥戴孙中山担任总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曾电邀司徒美堂担任“总统府监印官”，但是司徒美堂却严守“洪门”宗旨，以“不会做官”为由婉辞，功成身退。

抗战大筹饷，初识共产党

  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司徒美堂意识到海外侨胞迫切需要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以团结起来组织更大力量，支持国内的正义之战。七七事变爆发，司徒美堂意识到抗日将是一场持久战，需要长期募捐救国。于是，他辞去“洪门”内一切职务，以75岁高龄专门设立“筹饷局”。他每天上午10点开始工作，一直要忙到半夜，风雨不误。

  整个八年抗战期间，纽约华侨人均捐款近1000美元，总数达到1400万美元，司徒美堂本人更是倾其所有，成为当时纽约地区捐款最多的华侨之一；而在整个美洲，20多万华侨为抗日捐款、购买公债等的总额则高达4.8亿美元。为了更好地为抗日出力，司徒美堂还多方奔走成立“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结束美洲“洪门”间的内斗。

  王宋大：因为司徒美堂在支持辛亥革命的时候做过很多事情，已经在“洪门”社团里头树立了一定的威望，有了比较全面的政治积累，所以在抗日战争当中，他有相当强的号召力。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司徒美堂通电全国：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坚持抗战。

  王宋大：当时，司徒美堂和中国致公党发表了一份态度强烈的公开声明并同时交给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此，毛泽东在回函里表示：国共两党应该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同年12月初，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回国出席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希望他能够募集更多的捐款，扩大国民党在美洲华侨中的影响。司徒美堂的回国之行同样引起了中共方面的高度关注。他飞抵香港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受中共香港地下党负责人廖承志的委托，向他介绍国内情况。

  司徒月桂：宋庆龄先生请我爷爷吃饭，何香凝等人作陪。席间，宋庆龄向他介绍了国内形势和抗战的情况，而这些也正是积极支援抗战的华侨们所迫切想了解的。宋庆龄先生还向他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和做法，使他对共产党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不料，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12月8日，香港遭日军袭击并随即沦陷。廖承志和连贯接到周恩来特急电报，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司徒美堂营救到解放区。此时却传来一个坏消息，司徒美堂已遭日本驻香港司令官矢崎的软禁，逼他组织香港帮会，维持秩序。遭到拒绝后，矢崎知道“洪门”的厉害，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只好先把司徒美堂送回家，然而很快又派人送来一张“委任状”。就在当天夜里，廖承志指挥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展开了营救。

  九死一生地离开香港，来到中共东江纵队驻地后，75岁的司徒美堂又辗转韶关、桂林等地抵达重庆。抵渝后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专程前来拜会，还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为司徒美堂举办了欢迎会，并且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和欢迎，同时邀请他参观延安的共产党指挥部。虽然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司徒美堂对中共的邀请犹豫不决，然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放弃“中间路线”，

决然回国参加开国大典

  1945年3月，“美洲洪门致公堂”在纽约改组成为“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主席。第二年4月，他带领9位致公党负责人回到上海，当时抗战已经结束，他希望致公党能够以华侨政党的身份参与国内政治，在国共之间开创“中间路线”。

  邱国义（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当时，司徒美堂认为这个举动肯定会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因为“洪门”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当时在海外大约1200万华侨中，近2／3估计都是“洪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回国参政，他当时对蒋介石可能还有点幻想。从美国出发回上海前，他给中共、民盟和蒋介石都写了信，中共、民盟表示欢迎，蒋介石则不予理睬。

  接下来，在与蒋介石的面谈中，蒋介石不仅不认可致公党这个组织，对司徒美堂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的主张更是极为恼火，见面不欢而散。然而，在国共会谈破裂、内战爆发之后，蒋介石为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还需要走一个“民主”的形式。因此，他想邀请司徒美堂当国民代表，于是派杜月笙前去游说，遭到断然拒绝。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听说后，考虑到司徒美堂在美洲华侨中的影响力，也赶来劝和。

  司徒月桂：司徒雷登对我爷爷说，你是中国人，但也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可以算半个美国人。我虽然是美国人，但也可以算半个中国人，咱们是一样的。我爷爷义正辞严地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你是美国人，是为美国利益说话的，你不要把我往美国拉!”

  随着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国内局势发生巨变。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表声明，拥护“五一口号”，而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却迟迟没有动静。实际上，此时他正避居香港，是国民党特务重点监视的对象。

  当时，在《星岛日报》担任编辑的司徒丙鹤，作为中共方面的地下联络员，参与了联络和护送司徒美堂北上的工作，并在此后担任司徒美堂的秘书，一直陪他走完最后的人生。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秘书）：那时候，老实讲司徒美堂还有走“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国民党是不能指望了，对共产党则可以寄以希望，但还没有下定决心。于是连贯对我说，交给你一个任务，打开司徒美堂的门，争取让他表态。

  司徒丙鹤假借探亲之名，终于见到了司徒美堂。一连几天，身边监视的特务看到两人每日只是喝茶聊家常，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便逐渐松懈下来，司徒丙鹤终于等到了时机。

  司徒丙鹤：我说，五公(“洪门”里对司徒美堂的尊称)啊，“五一口号”发表了，您为什么还不表态？您不是拥护进步吗，现在国民党垮台，共产党要上台了，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者则昌、逆者则亡，蒋介石逆潮流，你还要跟着吗？司徒美堂说，我要表态啊。你替我上书毛泽东，我坚决拥护他的领导，我无条件参加新政协会议，什么时候开会，我什么时候回来!毛主席收到信后，在日理万机之中回信邀请他回来开会，言辞恳切。

  致信毛泽东后，司徒美堂返回美国。不久，解放军百万大军一举突破长江天险。当听说解放军痛惩在长江挑衅的英国军舰“紫英石号”时，目睹百年中国屈辱史的海外华侨们群情振奋。这天晚上，84岁高龄的司徒美堂，大开已经守了20年的酒戒，喝得酩酊大醉。

  自李济深、郭沫若等大批民主人士被中共从香港送入解放区后，1949年8月13日，司徒美堂也乘飞机从美国返回中国，先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后，司徒美堂顺利登上中共事先准备好的轮船离开香港，有惊无险地抵达北平后，周恩来亲自前往迎接。

  邱国义：司徒美堂当时已经80多岁了，周恩来总理对他非常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司徒美堂的腿有点瘸，每次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议时，因为车子不可能开到怀仁堂门口，所以周恩来就让人用藤椅架两根竹竿抬他进去。

  司徒丙鹤：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就职，毛主席带领大家上天安门。我们就站在天安门城楼东面第二根柱子的灯笼底下，目睹我们伟大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好多人流下热泪。司徒美堂说，我这个老华侨从小孤苦伶仃，今天能站在这里，我很感动，很光荣!

上书直言，为新中国建设殚精竭虑

  开国大典结束后，司徒美堂又一次打算功成身退。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挽留，司徒美堂终于留了下来，在北京北池子83号安了家。在这里，他度过了最后的5年岁月。

  这时，各地已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司徒美堂的老家广东开平也不例外。他了解到，这场运动的确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重要途径。然而，广东的情况却非常特殊。碉楼要不要分、要不要拆，就是其中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通常，广东华侨第一次回国，都会在家乡购置土地、修建房屋，开平的华侨还修建了赫赫有名的碉楼，用来保护一方利益。

  司徒月桂：过去都说华侨谋生靠“三把刀”：剪刀、菜刀、剃头刀。那真是一分钱一分钱地挣、一分钱掰成两瓣地花，这样才慢慢攒钱把碉楼修起来的。有了碉楼，土匪来了，老百姓没地方躲，全得进去；发大水了，也都躲到碉楼里去。所以修碉楼不光是自己家人得益，一方人都可以得益。

  不过，在当时的土改运动中，极其突出的一点就是谁的房子好、房子多，就斗谁。司徒美堂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后，曾利用自己在海外侨胞中的威望，积极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号召华侨回国投资。可如今，却有人写信骂他没有保护好回国华侨的利益。

  司徒月桂：我爷爷和家乡有很多来往，包括电话、书信等。这些情况反映到我爷爷那里，毛主席是不知道的。于是他就向毛主席提出：广东的碉楼不能拆，广东的土改不能这么搞。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剥削当地农民而来的，而是用当地的前辈先人在海外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修的。

  1951年春，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南下考察。在阔别多年的故乡，他看到中共的土改政策让农村的贫苦大众分到田地；看到土匪、鸦片、赌博等销声匿迹，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当地农民还纷纷托司徒美堂把土特产寄给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司徒美堂写了《粤中侨乡土改前后》，向海外侨胞说明新中国土改政策。另一方面，他上书毛泽东，提出一定要考虑侨乡的特殊情况，特别是华侨用血汗钱造起来的洋楼，最好不要分。他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王宋大：司徒美堂把建议递交给中央，中央派廖承志同志到广东调查后，再形成中央文件呈报毛泽东，然后转发。文件转发之后，华侨们都很高兴啊!所以说，这件事情，工作在国内，影响在国外。

  司徒美堂晚年，家人曾见到很多归国华侨来家中拜访。他们跪倒在老人脚下，以当他的子弟为荣。当年，只有14岁的司徒美堂背着一个小包袱出门去美国时，隔壁老华侨三伯对他说的话，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三伯说，什么地方有人烟，什么地方就有我们华侨，到处闯世界，什么也不怕；但是，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一定不要忘记家乡。当年这个只念过4年私塾的乡下孩子，靠着一腔热血，成为日后闻名海内外的华侨领袖。他的一生，折射出海外华侨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经过的沧桑曲折之路……

责编/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