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第一展”

□ 陈雷刚

广交会自1957年春举办以来，一年两届从未间断，发展至今，其规模在国内会展业已无可匹敌，堪称“中国第一展”。它是中国外经贸事业的一座丰碑，已经傲然耸立在祖国南粤大地上整整57年了。风风雨雨57个春秋，恶劣的环境，僵化的体制，甚至频繁的动乱，都没让广交会夭折，这一切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广交会自创办之日起就与周恩来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周恩来曾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翻开广交会的历史，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曾经的辉煌，以及周恩来发挥大智大勇，为广交会所作出的“大功”清晰地向我们走近。

先后九次亲临广交会

  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国家建设所需的大量物资因缺乏外汇而无法解决，中国急需寻找一条扩大对外贸易的渠道。1956年6月，中央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兼省外贸局长严亦峻，在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的支持下，向外贸部发出了“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的电报。在那个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我国的年代，首办新中国大型对外展览会事关重大，外贸部同意并即报国务院，周恩来高瞻远瞩，亲自批准创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即广交会前身）。从此，周恩来和广交会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1956年11月10日至1957年1月9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广州举办了新中国第一次大型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鉴于这次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外贸界人士建议凭借广东与港澳台商联系密切的优势，在广州举行全国性的出口商品交流会。这个建议再次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从1957年4月15日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便每年两届定期在广州举行。

  有史料可查，建国后，周恩来共到粤27次，其中到广交会就有9次。早期广交会的场馆建设、接待工作、货源保证、履行合同、安全保卫等等，无一不体现着周恩来的亲切关怀。1958年，周恩来曾在这年三临广交会。1958年4月27至29日，周恩来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研究我国工业建设问题。周恩来在会议期间抽空第一次视察广交会。同年9月和11月，周恩来又在陪同越南和朝鲜领导人来广州访问时视察广交会。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多次亲临广交会指导工作，为广交会顺利举行保驾护航，为我国的外贸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恩来不但促使了广交会的产生，而且是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为广交会的第一人。1958年，在一次接见外贸部的有关负责人时，周恩来表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名称太长，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于是，广交会这一称呼便在业内流行开来，随着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影响越来越大，广交会这一称呼也随之深入人心。

关心会址建设

  广交会创办以来，数易会址，曾先后在中苏友好大厦、侨光路陈列馆、起义路陈列馆、流花路展览馆4个会址举办。

  中苏友好大厦坐落在广州市北郊西村公路北边。1957年，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租用了此大厦作为举办地，面积不到1万平方米。从第三届（1958年春交会）起，广交会迁至侨光路陈列馆举行。该陈列馆位于广州市侨光路2号，楼高5层，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展馆使用面积1.3万平方米，但还是很紧张。1958年秋，周恩来在陪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参观交易会时指出，“展馆太小，应该新建一座大馆了”。

起义路陈列馆在1959年11月1日第六届广交会开幕时投入使用。该馆总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展馆使用面积3.4万多平方米，展馆使用面积虽然增大了一倍多，但摊位仍显得紧张。到1970年秋交会，交易会场地严重不足的状况比以前更加突出。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交易会于1971年向广东省和外贸部提出了以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为基础扩建新展馆的要求。经周恩来批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和财政部批准立项“广州外贸工程”，拨专款6000万元。从1972年3月开始，由广州外贸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筹建新展馆。该馆设在风景秀丽的广州流花湖畔，即现在的广州外贸中心大楼，建筑面积达11万多平方米，于1972年10月动工，1974年4月建成并交付春交会使用。

力推广州宾馆建设

  周恩来不仅亲自给交易会命名、确定会址，制定交易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为了确保广交会如期举行，还帮助会址所在地的广州市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特别是在广州宾馆的建设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发展，广交会的成功举办，当时几乎成为全国唯一对外窗口的广州宾馆奇缺。一年两届的广交会期间，住房十分紧张，外宾感到诸多不便，颇有微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广州市委向广东省委、中南局建议新建一座接待外宾的宾馆，计划自筹一半资金，请中央出一半资金。1965年底，周恩来收到汇报请示件后，便与陈毅、李富春商量，同意广州兴建一座有500个房间、1000个床位的大宾馆，决定资金全部由中央出。消息传到广州之后，省、市领导无不深受鼓舞，立即成立宾馆筹建工作组，讨论设计方案，陶铸和贺龙还对广州宾馆设计方面提出了不少的好意见。最后通过的设计方案是楼高27层（当时全国最高楼上海国际大厦才24层），总高度比上海国际大厦高出3米多。地点定在广州海珠广场，取名为“广州宾馆”。这一设计方案上报周恩来后，周恩来立即审阅同意施工，并指出宾馆还要具备一流装修、一流服务等。

  在广州宾馆建设过程中，适逢“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此项工程被按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当时宾馆已经建到24层了，“造反派”集结到宾馆建设工地，阻止施工，不让宾馆再往上建了，面对当时的形势，建筑工人只好通过支左的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反映，要他报告中央和周恩来。周恩来接到报告之后，立即与有关部门的领导商量，认为这是全国计划会议定的项目，应按原计划进行。并用总理的名义批复下来，才使这个工程免于夭折。1968年4月12日，广州宾馆落成开业，由此广交会住房紧张的情况大大缓解。

  为做好广交会的后勤保障工作，周恩来还作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1962年，为确保广交会的安全，解决广州警力不足的问题，周恩来在广州市市长曾生要求增加警力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给广州市公安局增加2000人编制，这在当时压缩机构、精简编制的大环境下，无疑体现了周恩来对广交会的特别眷顾和殷切关怀。1972年秋交会时，交通工具奇缺，引起外商不满。周恩来知道后，马上作出重要批示，“轿车由北京、天津、上海临时调一些去，并带司机，同时要在广州征用军车临时服务，司机要好的，随车调用”。结果，光从北京就调来100辆小车。

力挽文革“砸乱广交会”危局

  1966年秋，“破四旧”之风兴起后，一些传统的出口工艺品被当做“封资修”产品，禁止展出和出口。当时有不少省份的红卫兵扬言要到广交会上“破四旧”，砸烂外贸商品中的一切“封资修”。周恩来及时指出，工艺品不能叫做“四旧”产品，石头刻章出口是废物利用，旧古董可以卖。外国人欣赏这些，我们也能换回外汇。国庆节过后没几天，周恩来又派廖承志等亲临广州做红卫兵的工作。

  1967年春，广州红卫兵运动轰轰烈烈，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云集羊城，摩拳擦掌，把眼睛再次盯在了即将举行的春季广交会上。当时广州海珠广场上，来自各地的几千名红卫兵高呼“砸烂广交会”等口号，要冲进陈列馆“破四旧”，还有人扬言要烧毁外贸工艺品仓库。面对这样的情形，广交会接待科很着急，万一红卫兵用大字报贴满整个工艺馆，交易会就无法顺利进行。周恩来听到汇报后，马上发来一份明码电报，要求广交会和为广交会服务的宾馆、旅店、剧院一律停止“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春交会开幕在即，广州武斗高潮迭起，形势十分混乱，一些群众组织武装占领了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军管会一时也无法控制局面，立即给周恩来发去了特急电报。4月13日，周恩来亲自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好广州春交会给广东省军管会和中南财经委员会并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通知稿。修改时增写了“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一句。14日凌晨，周恩来飞往广州前匆忙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林彪，指出：“情况紧急，而军管会又难以控制。……如不立即劝阻，对明日（15日）开幕，极为不利。”这封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信件，其内容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周恩来当年离京的艰难。信发出仅一小时后，周恩来到达广州，他不顾连日来的劳累，一下飞机就听取汇报，晚上检查广交会展馆，重点是工艺馆，当晚还在中山纪念堂向各派群众作了3个小时的重要报告，他对群众说：“这个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要来，港澳的人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要到广州来看看我们中国南方最大的门户，看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看看生产的情况。从一个广州也就反映了中国的情形。所以，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希望保证把这个交易会开好。”紧接着周恩来又连续三个晚上强忍病痛，通宵达旦地做群众组织代表的工作，不停地开会。在周恩来的坐镇下，红卫兵的情绪暂缓，第21届广交会得以如期举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广交会能坚持下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如果没有周恩来力挽狂澜，扶危救难，广交会当时的命运不堪设想。

为广交会商品保质保量

  周恩来非常重视广交会的诚信、货源、质量等问题，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1971年春交会时，有外商反映我们的外贸企业不能认真履行合同。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批示：“今年春交会闭幕后，各省市、各总公司的同志不要马上走，要很好地进行总结。有一些外商指出我们不能按合同交货，贸易函电迟迟不复。各省市争着成交，成交后又不认真履行合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对外贸易，这样对外影响不好！订了合同就要按期交货，不交不行。”

  上世纪70年代，出口物资紧缺，货源受到影响。周恩来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领导支持广交会，把广交会办好。在他的重视和支持下，出口货源基本得到保证。1972年10月22日，周恩来在看到秋交会第一期简报和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反映“广交会货源不足，希望有关省市大力支援”后，连续作了两次批示。24日，李先念、余秋里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分别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研究落实货源问题。2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好秋交会出口货源的紧急通知。11月23日，国务院批转了商业部关于增加秋交会出口货源的报告，强调出口商品一定要重合同、守信誉。由于周恩来的重视，广交会的出口货源得到了保证，1972年和1973年的秋交会，出口成交额分别突破10亿美元和15亿美元。

  周恩来还多次强调中方在广交会上的出口商品必须遵循“重质先于重量”的原则。在他的指示下，第七届广交会首次设立了品质规格研究小组。品质规格研究小组主要由外贸部商品检验局、商业部、轻工业部、化工部、纺织工业部派员组成，主要任务是对某些重点商品的品质、规格和包装条款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办法。与此同时，这届广交会还专门举办了小型出口商品质量展览会，列举我国出口商品在品质、规格、包装及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事例和问题，以实物和具体例子教育干部，要求一旦发现商品的品质、规格或者包装有问题，就必须及时和供货部门或生产部门取得联系，并解决问题。大会还建议下届继续举办质量展览会，广泛搜集好、坏对比材料，必要时还将一些有参考作用的外国样品同时展出，以对照比较，促进工作的改进和商品质量的提高。应该说，这些措施表明广交会已经有了基本的质量意识和品质意识。

 1972年4月7日，周恩来在阅览广交会出口产品质量综合简报时，了解到外国用户投诉我国出口商品中有掉颜色的衬衣、变形的布料、断刃的甘蔗刀、破裂的拖拉机缸底等影响出口的产品时，他对广交会工作作出批示：产品的质量，无论如何都要搞好，质量不好，宁可就不要出口，要出口，就要保证质量。4月9日深夜，周恩来在广州军区接见了来参加广交会的各交易团和各省市负责人，在座谈会上，他严肃地指出：“质量问题关系到国家形象，出现这些质量问题，怎么向国家和人民交代？为什么国外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在谈到出口罐头的质量问题时说：“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和好的工艺流程。”周恩来还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周恩来还表示，各省市对质量问题都要负责。当天距广交会开幕仅有5天，他仍要求对展品质量进行全面检查，产品不好的要撤展。周恩来说，我们的外贸刚有点发展，不能骄傲，我们的进步是有限的，头脑要冷静些。

  周恩来狠抓出口商品的质量问题，同时亲自挂帅，要求中方贸易代表团配备高素质人才，抓紧对外按时、按质、按量交货。周恩来对广交会出口商品质量的重视，显然不单单是为了实现出口创汇，更主要地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中国重品质的良好形象，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果。

  广交会是国家尚未改革开放的年代我国对外经济的一扇窗口，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外宣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周恩来为广交会付出了大量心血，从广交会可行性考量到选址、后勤保障、硬件建设、排除干扰，从软环境建设到扩展国际影响力，等等，所有这些，为广交会赢得了赞誉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的探索实践是成功的。广交会能与伟人周恩来的名字紧密相联，是广交会之幸事与荣耀。广交会很好地展示了周恩来的外贸思想，是周恩来在外贸领域留给我们极其宝贵的财富；广交会也充分地展现了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其大智大勇以及大情大德的精神风范让我们永远铭刻在心！

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