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史”缘

□ 胡新民

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珍藏着一套《笔记小说大观》。这套书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时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十分珍爱，时时带在身边。

 1893年11月15日，范文澜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1913年考取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进入文本科国学门学习，1917年6月，范文澜大学毕业后，担任蔡元培校长的私人秘书，同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继续进修。1922年，范文澜来到天津。他先在南开中学任教，兼任南开大学教职，后专任南开大学教授至1927年。南开五年，范文澜一方面完成了《文心雕龙讲疏》，同时他在南开大学文科编撰的教材《正史考略》《群经概论》《诸子略》等稍后也都正式出版，使范文澜很快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而立之年就成为一位国学名家。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久又与党失去联系，后两次被反动宪兵逮捕入狱。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时任河南大学教授的范文澜创办了抗战讲习班并亲自上课。1939年春，河南省委决定将范文澜转移到确山县竹沟镇。1939年10月初，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找范文澜谈话，告诉他为了安全，党组织决定让他转移到延安。范文澜立即把他的家当——30多箱书籍运到他的一位也是地下党员的学生家中——此后这些书籍都被秘密转运到了延安，其中就有那套后来送给毛泽东的《笔记小说大观》。11月初，范文澜带着刘少奇致毛泽东的亲笔信，动身去了延安。

小窑洞写出大著作

  范文澜几经辗转，终于在1940年1月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范文澜到延安时，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作为相当有名气的史学教授，范文澜随即被选为执行委员。党中央安排他到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不久又任命他为研究室主任。延安的马列学院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倡导创办的，目的是对广大干部进行系统培训。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都是在这段时间发表的，这些著作也成了马列学院的重要学习内容。范文澜在学习了这些著作后，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遗产等论述的博大精深，从而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产生了重新评价中国历史的强烈愿望。就在担任历史研究室主任不久，毛泽东直接向范文澜交代了一个任务，要他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把几千年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加以分析、整理，归纳在十万字左右的小册子里，做到简明扼要、一目了然。毛泽东还告诉范文澜，这对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

  范文澜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编写。他们决定把历史分成若干时期，由研究室7位成员各自分担一段，写出初稿，然后由范文澜加以统一，完成定稿。

这套后来被取名为《中国通史简编》的著作于1940年8月开始撰写。在撰写过程中，毛泽东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关于如何写的问题，范文澜曾专门请教过毛泽东。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对范文澜说，写中国历史要采取“夹叙夹议”的方法，后来范文澜就是依照毛的意见去做的。但是，由于一来当时延安资料奇缺，二来撰稿人员没有集体创作的经验，写出来的初稿基本无法合编成一体，最后只好由范文澜独自重新撰写。

自从1939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陕甘宁边区被严重封锁，边区军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为了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范文澜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写作，一家三口住在一孔窑洞里，既是寝室，又是书房、客厅、餐厅兼厨房。书桌上仅有一盏小油灯，黑烟弥漫，火光如豆，仅可勉强辨别字体，稿纸也很差，不好写还反光刺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终于在延安新华书店正式出版。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紧接着，1942年12月，延安新华书店又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册。

  1941年底，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范文澜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在此期间，毛泽东又指定范文澜负责编选一本国文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之用。毛泽东还特地推荐了一些文章，并告知一定要多加注释，以保证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都能够读得懂。范文澜领命后，马上就与齐燕铭等人“突击赶任务，每天都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没有夜宵，就在炭火盆上煮几粒枣子吃，都觉得味道异常甘美。”几个月后，范文澜便完成了文章的编选，并在加以详尽的注释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毛泽东得知此书如此快速完成，非常高兴，亲自为此书作序，在序中强调干部学习文化的重要，称赞此书的出版是一大胜利，还特意表扬了范文澜、徐特立等人（徐特立是另一工农干部通俗读物的主编）。

与毛泽东结下了“史”缘

  范文澜来到延安后，多次有机会与毛泽东相见并亲切交谈。毛泽东对范文澜很器重，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比较关心，并经常就历史问题与范文澜进行讨论，因为毛泽东对中国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当时毛泽东及其他一些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都酷爱读书。由于延安的图书资料有限，毛泽东与其他人常互相借阅。范文澜因为有从河南带过来的那30多箱书籍，算得上是一个少而精的图书馆了，而且大部分都是精选的历史书。毛泽东酷爱读史书，因此也时不时地向范文澜借书。毛泽东不但自己借，还常把范文澜介绍给其他借书人。

在毛泽东的直接影响下，范文澜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因而能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来总结中国历史。1940年9月，范文澜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阶级的观点对中国经学的本质、历史地位、发展规律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有力的批判。毛泽东曾去听了两次课，第三次因病未到，便亲自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对范文澜的讲课内容表示肯定：“提纲看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接着还问到了一些问题，并在信的末尾写道：“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范文澜一直对传统经学有着精深的研究，受到毛泽东的鼓励后，他将讲课的提纲整理成文，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期和第三期上（1941年）。

  《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出版后，毛泽东对此书情有独钟，书里留下了他多次读后所作的各种标记。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一读再读，屡次称赞该书资料丰富。他说：“《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而范文澜则一直没有停止过修订，他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的指导思想，也是明显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指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范文澜就是这样遵照毛泽东对历史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了多次修订。

  毛泽东和范文澜因“史”结缘，尽管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但他们都精熟于古代的名家名作，且善于从当代汉语和人民大众活的语言中吸收丰富营养，这也是毛泽东欣赏范文澜史著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范文澜则对毛泽东的著作（包括诗词）敬佩不已。1946年秋，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任北方大学校长的范文澜，读到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被传抄发表的轰动一时的《沁园春·雪》，立刻为这首雄奇瑰丽的词的高度艺术成就所折服。范文澜凭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把这首词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发表在同年10月20日晋冀鲁豫边区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三版的显著位置上，题目为《沁园春译文》，以此表达他对毛泽东的非凡胸襟和盖世才华的景仰。文中有这样一句特别传神：“毛主席的气魄，表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精华，四万万人民的力量。”

毛泽东的学术知音和诤友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951年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负责领导史学界的日常工作。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组织各方面专家，落实毛泽东于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消除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研究。”这个任务落实到实处，就是组织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套大型综合性资料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原计划出版12种，到1959年一共出版了10种，计60册，2000余万字。专家们评论，在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能够连年出书不中断，实属难得。这与范文澜坚持不懈地落实毛泽东关于中国史指示的责任感分不开的。因此，该书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特色，即在每一种书的扉页上都特意印上了毛泽东的那段关于中国史的重要的论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出版，集中了大量有价值的、经过整理和考辨的史料，确实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海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说在美国就有不少人根据这套资料获得了博士学位。

  毛泽东对史书《资治通鉴》非常重视，他曾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过这本书写得好，“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本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历史教训。”1953年，毛泽东亲自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校点《资治通鉴》。范文澜就像以往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一样，尽职尽责地圆满完成。1956年，校点本出版。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对校点本反复阅读，不但作了批注，还作了许多标记和圈点。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评价也很高，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1956年，毛泽东又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校点前四史。1958年10月6日，范文澜和吴晗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几天后毛泽东回信，说计划很好，望即照此进行。毛泽东与范文澜在学术上的默契与相知由此可见一斑。

  1956年，毛泽东提出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范文澜对此早有深刻理解，他早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就提出过类似的意见。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中国史学会会长）、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讲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在1956年正式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后，范文澜在《学习》杂志第七期上发表《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结合史学界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扎实钻研的学风和反对教条主义不良倾向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述。

 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毛泽东看到了这篇文章，感到很满意。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范文澜作为八大上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也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几次站起来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这才像个样子。”

1966年，“文革”刚爆发，有人企图整垮范文澜。1966年5月17日，有位身居高位的领导训斥范文澜是“保封建皇朝”，暗示他在政治上已经属于应该打倒之列。一直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史学的范文澜，根本想不到会被戴上这样的大帽子，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但不久这种紧张就消除了——几个月后的1966年国庆典礼上，范文澜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虽然他的位置距离毛泽东比较远，但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由于毛泽东的关心，范文澜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当选中央委员，这在建国后极为罕见。

 1968年7月19日下午，毛泽东女儿李讷突然来到范文澜家，对他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答道：“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怎么能写？”李讷马上解释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的写法写下去。”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位既是学术知音也是诤友的理解与支持。这一天晚上，范文澜很兴奋，失眠了。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写好《中国通史》。他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定计划，其中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制定续写1919至1949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但是，因长期体弱多病，一心想抢时间完成毛泽东嘱托的范文澜，终因衰弱病重，未能如愿。

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他生前发表了100余万字的著作，所得稿费全部上交国库，自己未留分文。

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