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入虎口——策反胡宗南

□ 口述/孟丙南 整理/王晓红

孟丙南，1922年出生于浙江余杭，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西南军区司令部参谋等。1956年起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研究员、省人民政府参事。

接受策反任务

  胡宗南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人物，胡军是国民党武装的主力之一，他主要以西安为活动中心，人称“西北王”。我曾在胡宗南部任师参谋主任，我的岳父是胡宗南同乡、结义兄弟，我的妻子随胡长大，胡宗南把她当女儿看待，我结婚时由胡宗南主婚，所以说，在名义上，胡宗南是我的干岳父。因为这层特殊的原因，我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

  1947年3月中旬，胡宗南开始疯狂进犯陕甘宁解放区，3月19日，侵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随即胡军遭到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坚强反击，不断损兵折将，1948年8月、10月、11月，胡宗南先后在陕西东部的澄城、邰阳、蒲城等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歼灭59000多人、胡军的所谓“机动防御”计划被彻底粉碎。1949年5月下旬，甘、宁、青的马家军配合胡宗南军回窜，妄图反扑西安，经解放军猛烈阻击，在咸阳城郭受到挫败。

  这时我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咸阳军分区干部教导大队担任教员。9月中旬，大队长李平和代政委、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长杨守谦对我说，西安有电报给军分区，要调我到西北军区司令部去另有新的任务。

  到了西安，我即向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报到，在那里见到了参谋长张经武。张参谋长让我坐下后，和蔼地对我说：“现在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好，胡宗南部队处境日益孤立，将领对战事已无信心，思想苦闷，但又找不到出路。西北局了解你与胡宗南的关系，准备派遣你去蒋管区进行策反工作，你暂时先和胡公冕同志在一起，帮助他做些秘书工作，具体任务由十八兵团的负责同志向你详细交代。”

  从西北军区司令部出来，我即到军区招待所去见胡公冕。胡公冕是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周恩来电召他赴京，命他来西安做策反蒋胡军工作的。

  在招待所里，十八兵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刘玉衡曾来约我谈话，并请胡公冕一同商量如何争取胡宗南部队起义的问题。当时研究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胡宗南目前的思想情况如何，有没有起义的可能性；二是见了胡宗南说些什么话，怎样才能打动他；三是如胡宗南同意起义，应采取什么步骤和措施；四是如果见不到胡宗南，或者他本人不愿意出面起义该怎么办；五是我从解放区到胡宗南那里去是否安全的问题。

  经过研究分析，认为胡宗南有起义的可能性，一面向他施加军事压力，一面进行政治瓦解，现在去向他开展策反工作正是时机；当时胡军守备秦岭的部队是国民党第一军陈鞠旅部，敌方第一线的军官是我在蒋胡军九十四师任营长时的部下，可以顺利通过；并认为根据我与胡宗南的私人关系，安全不会有问题，可以公开身份去见他。

 1949年10月3日，我经过层层关卡，到达蒋胡军部已是夜里。次日一早我来到陈鞠旅的房间，并把胡公冕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拆开来匆匆看了即装入口袋，一面拿月饼给我吃，一面问我是怎样回来的，这次回来有什么目的？我向他介绍在解放区的见闻，分析解放战争形势和蒋胡军当时所处环境，指出只有起义投诚，才有光明前途，既能保全个人生命，还能得到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能使部属官兵免于牺牲，也能获得前途出路，重新为人民服务，使地方不至再遭糜烂，生灵不再涂炭，促使全国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我还列举张治中、傅作义、陶峙岳、陈明仁等将军光荣起义的例子，他们都是蒋军嫡系，由于认清大势，毅然弃暗投明；若是顽抗到底，只落得黄百韬、邱清泉和徐保的下场。陈听了双眉紧锁，默然不语。谈到这里，话题转到彼此家属生活情况和熟人的近况。

  晚饭后，我又去见陈鞠旅，问他看胡公冕信后作何考虑，并向他献计，希望他能联系几个胡宗南最信赖的重要将领，一起向胡进谏，劝胡起义。如胡不允，则可单独率一个军行动。

  陈鞠旅眯缝着眼睛向我注视良久，无可奈何地说：“我怎敢同胡先生去说这种话？你这次去见了他自己对他说吧！只要胡先生同意这样做，我总没有问题。”

褒城车站被捕

 1949年10月6日，我重新出发上路，两辆大卡车途经庙台子，其中一辆突然引擎发生了故障，停下来检修。在路旁一家小饭店吃饭时，我无意中遇到了张新。张新是浙江浦江县人，黄埔军校三期生，原在胡宗南部工作，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大队长、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旅长，于1947年9月进犯延安时在清涧战役中解放，学习后由西北军区派往蒋管区做策反胡军工作。

  两人在途中相遇，都很高兴，我便约他结伴同行。张新对我说，胡公冕有信交给他带给胡宗南，信藏在一双特制的新布鞋鞋底里。我俩在褒城到汉中的公路上走出了还不到一公里，后面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追了上来，大声喊道：“大车上是不是到汉中去的张先生和孟先生？我们是褒城汽车站的，绥署（指西安绥靖公署）有电话来，说马上派小吉普来接，请你们两位先到车站去休息一下！”我们一看这两人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穿着棉制服，信以为真，心里很高兴，但又一想汉中怎么会知道我两人到了褒城呢？正犹豫间，来人已招呼赶车的把牲口拉转头，仍回到褒城，那两人叫我们下车，把马车打发走了。

  我俩跟着他们来到车站旁的一座独立房屋，见大门旁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陕西省褒城检查所”；另一块是“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褒城检查站”。我和张新被引到里面的一间房子里，那两人便退出，房门被关上了，我发现门外有人在守着。

  直到半夜，外面传来了汽车声，有人进来通知我们上车。停在门口的是一辆美制中吉普，我和张新上了车，两旁坐上来四个武装人员，随即用两条白纱布绷带把我和张新的眼睛蒙上。汽车开足马力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疾驰，我浑身热血沸腾，竟不觉得冬夜的寒冷。汽车进了汉中城，只感觉到拐了许多弯才停了下来，蒙住我俩眼睛的纱布被解开。我们下车后，才发现已进入了一座大庙的院子里。

  我举目四望，院子周围的房子黑压压的看不清楚，只有西边厢房闪出灯光。有人把我俩带进这间房去，看见靠墙搁着一只盛满桐油的破碗，棉芯燃得很旺，冒着黑烟，室内一股刺鼻的桐油味，四周墙壁都用红土刷得和东岳庙里的“阴世间”一样，房里有四五个人，都穿便衣，有的挂着盒子枪。我和张新一进门，立刻上来两人，将我俩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搜两遍。把我身上的“八一”帽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胡公冕给胡宗南的信件、西安带来的《群众日报》、以及西北军区司令部给的56元银洋，全部都被收缴。张新亦复如此。

 10月7日，早晨吃过稀饭，有一人提着铺盖来和我俩同住。通过谈话，得知这里是汉中府城隍庙，这个机关是“西安绥靖公署侍勤队”，队长是浙江嵊县人唐西园。下午有人拿来两条又小又薄的棉被，在两张木板床上各放了一条，又给了两束稻草，算是为我和张新安排好床铺了。这时我才明白过来，这里是胡宗南御用的特务机关，我和张新已被囚禁起来了。

三说胡宗南

 10月8日晚饭后，大约八点多钟，我被带上一辆吉普来到了胡宗南“绥靖公署”。不一会，我被领到一个大殿堂似的会客室，胡宗南已先等在那里。招呼之后，我和他紧靠着坐在拐角的两只单人沙发上。他紧闭着嘴，眼睛盯着我，仿佛想从我脸上找到什么奇特的变化。

  我说：“我从西安带来的信和报纸，以及张新带来的一双新布鞋，他们有否交给你？你都看了没有？”他点了点头，还是不说话。我随即向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如土地改革，参军支前，军民团结，解放军纪律严明，士气旺盛，作战英勇，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等事例，以及广大解放区生产发展，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与蒋管区征兵、征税、征粮，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恰恰成为鲜明对照。

  胡宗南靠在沙发上，凝视着天花板，听我说到这里，便接上来说：“你把共匪和匪占区说得胜似菩萨天堂，为什么孝丰来信说新四军所到之处，田地房屋被没收，粮食、财物被抢光，老百姓不是被捕被杀，就是被逼得上吊自杀，难道家乡人写给我的信都是撒谎的么？”我正想拿事实同他争辩，揭穿那些写信给他的地主分子的谎言，这时侍从人员送来一份紧急电报。胡慢慢地站了起来对我说：“下次再谈吧！”并随手按了一下茶几上的摁铃，在室外候着的那个陪我来的特务就把我带出去，坐上原来的吉普车回到侍勤队。

  隔了两天，大约是10月11日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胡宗南。那次我和他谈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并向他指明应走的道路。我说：“徐州会战（淮海战役）后，国军士气低落，望风披靡，南京解放后，更是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自北而南，又自东而西，势如破竹，华东整个已经解放；华中方面鄂西、鄂南、湘北先后解放，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起义，解放军已进入广东境内；西北方面甘、宁、青均已解放，新疆陶峙岳部也于9月25日通电起义，新疆已告和平解放；现在只剩西南半壁，看来汉中亦非久安之地。而幻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来解决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那是缘木求鱼，不现实的。现在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听蒋介石的话，依靠美帝国主义继续与人民为敌，将来同归于尽；另一条是与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决裂，向人民靠拢，立功赎罪，争取光明前途。”我正要讲下去，胡宗南站起来两手插入裤袋，以急促的步伐在铺着芦席的会客室里一圈圈踱起步来，陡然站住冲着我说：“军人不问政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一切以总统的意旨为意旨。”彼此沉默片刻，他又按了一下揿铃，对我说：“你回去吧！”

  第三次，也是胡宗南最后一次找我到汉坛去谈话，大约是10月14日晚上。也还是在同一个会客室里，只是见胡宗南坐在沙发上，精神极其萎顿，他的膝上伏着一只黑白色的大花猫。见我进去，他一摆手，叫我在他旁边坐下。这次是他先开口，说：“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说：“自古以来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历史教训屡见不鲜。现在国民党政府独裁、反共、卖国的内战政策，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其上层中坚分子如程潜、傅作义等，在国民党内地位不可谓不高，张治中、邵力子等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他们都能认清形势，毅然弃暗投明，你何必做蒋介石的死党，坚持反共反人民，为蒋介石殉葬呢？如果你真是为国为民，应当毫不犹豫，马上和蒋介石决裂，率部投向人民。由于你的起义，可促使西南提早解放，一可减少战争给人民所带来的损失和破坏，二可避免部属无谓的牺牲，立功赎罪，争取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前途。只要你能走这条正义爱国的道路，宣布起义，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一定热烈欢迎，至于你本人的政治地位自不必说，一定会得到满意的安排。现在解放军势如破竹，战局进展迅速，时机已迫在眉睫，你纵然不为自己前途着想（因我素知他自尊心强），也应当为全国人民，为几十万官兵和家属的生死命运，慎重考虑，当机立断。希望你及早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胡听到这里，眉头一皱，随手按了一下摁铃，特务就进来把我带出去了。我回头看他时，他已把猫摔在地上，双手插在裤袋里，又在室内急促地踱着步了。

  1950年七八月间，我在重庆西南军政大学高级军官研究班工作，听陈鞠旅（他于1949年12月底随国民党第五兵团李文部起义后到高研班学习）说，我和张新到了汉中，在胡军将领中引起震动，胡宗南起初也并非毫不动摇的，其后之所以变得更顽固是有原因的。

  1949年9月初，蒋介石从台湾飞到重庆，亲自指挥“固守”四川，妄图凭借西南半壁继续挣扎，和人民顽抗到底。胡宗南于9月中旬、11月上旬两度去重庆见蒋请示“机宜”。蒋介石对他说，国际局势正在急剧变化，很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命他“固守”四川，说撑持西南半壁，就“大有可为”。     

  11月中旬，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到重庆会见蒋介石，向蒋表示希望“国军”能在大陆上支持6个月，当由美国出兵支援。诺兰并表示，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共，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是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仗的。蒋介石向诺兰保证没问题，吹嘘川东地形险要，防御“巩固”，有重兵扼守，“士气很高”，随即蒋介石即派专机将诺兰秘密送到汉中。诺兰见了胡宗南，除对蒋介石所弹的调子重复一遍之外，还对胡宗南说：“只要你所统率的40万军队能够在大陆上保存下来，中国的‘复兴’就有希望，我们美国可以考虑向你直接提供‘援助’。”

  胡宗南在灰心丧气的时候，经过“校长”的一再打气，弄得受宠若惊，踌躇满志，于是反共更加坚决，幻想死守西南，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直接提供的“美援”。一面积极部署部队，抗御解放军的进攻，一面疯狂地屠杀革命志士和爱国民主分子，从此不再找我和张新去谈话。

  1950年1月下旬，胡宗南部队留在四川，梦想到大巴山去“打游击”的这支武装特务1000余人，除为首者刘庆曾化装逃跑外全部被歼灭，无一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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