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圆“地球之巅”

——1960年中国人首次征服珠峰纪实

□ 孟红

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藏族）经过数月艰苦卓绝的攀登，克服了不计其数、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终于成功登上了海拔8844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峰……至此，中国人在世界登山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空前成就。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地球之巅。从此，珠穆朗玛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被打破了。这次中国人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之壮举，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探索和挑战的王者风范。

贺龙斩钉截铁地说：

“人家不来了，我们单独登！”

巍峨陡险的珠穆朗玛峰为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位于中国与尼泊尔的交界处，海拔8848.43米，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被世人称为与人迹罕至的南极、北极同列的“第三极”。尤其是它的北坡，难以想象的极度严寒，特大的高空风，巨大的冰崩、雪崩和峥嵘的岩壁，对雄心勃勃、敢于冒险的登山家们存在着极大的威胁。外国的登山队从1921年到1938年的1７年中，曾经试图从珠峰的北坡攀登了7次，可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1958年，面对地球上还未曾有人从北坡登上去过的珠峰，中苏意欲联手攻克。苏联100名功勋运动员联名写信给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要求两国联合组队，于1959年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并与当时中国主管体育的贺龙副总理和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达成协议。

1958年底，中苏协议付诸实施，双方联合组成侦察组，对珠穆朗玛峰进行了侦察。侦察高度最高达6500米。按照计划，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依据协议，苏方负责提供器材装备，中方则调集大量人力，负责修通从日喀则到珠穆朗玛峰脚下绒布寺的300公里公路。万事俱备，只待发兵。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59年3月18日夜，西藏自治区发生叛乱。中方只好提出把登山活动推迟到1960年进行。1959年底，西藏叛乱平息后，中方主动函请苏方派员商讨1960年共同登山事宜。苏方派了两人来到中国，并去兰州视察了准备事宜。但在他们称赞了中国的准备工作后，终于透露出真正的打算——由于两国关系的恶化，已无意再与中国合作登山了。

真是风云突变，世事难料。已经拉到兰州的器材被全部撤回。这项登山活动顿时陷于瘫痪状态。

因为中苏关系大滑坡，1959年的严冬显得格外寒冷，但在北京的一间平房里却异常热血与豪情。贺龙叼着那只不离嘴的大烟斗，斩钉截铁地说：“好！人家不来了，我们单独登！”很快，中国登山队决心独自征服珠峰的报告放到了刘少奇的桌上。

旋即，报告就得到了批复。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拿着70万美金，带着翻译周正火速飞往瑞士采购器材。同时，全国各地支援的各种物资也在向登山队汇集。1960年向珠峰艰苦卓绝的大进军，被这些憋足了一口气的中国勇士拉开了序幕！

关键时刻贺龙又打气说：“要不惜

任何代价，一定要攀上峰顶！”

1960年3月19日，在到处是万物复苏、春暖花开之时，而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山区却依然是风雪交加，寒风刺骨。中国登山队冒着严寒来到荒无人烟的珠峰脚下，在海拔5120米的一块谷地上建起了向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击的大本营。他们在此树起高大的旗杆，第一次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登山队正副队长分别是中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和许竞。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队员，来自中国各地的各行各业。

根据中国四五年来进行高山探险的经验，攀登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次行军上，而必须经过几次适应性的攀登，逐步上升，逐步适应高山环境，然后集中力量突击主峰。因此，登山队队部决定把夺取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战斗分成四个“战役”进行。第一战役——登山队员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第二战役——从大本营上升到海拔7600米的地方，然后再返回大本营。第三战役——再上升到海拔8300米。在这三次适应性攀登中，队员们一方面要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起多个高山营地，为登顶创造物质条件，同时随着高度逐步上升，队员又能对高山环境充分适应。此后的第四战役，就要求队员从大本营出发，直抵海拔8500米高度，建立突击营地，然后从这个营地出发登上海拔8848米的顶峰。

依据以上计划，从3月到5月4日，开始了一次比一次艰难的适应性攀登。三次适应性攀登之后，主力队员大都垮了下来，伤病皆有。到过8600米高度的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分头去了日喀则、拉萨疗养，队干部也仅剩副队长许竞一人。

这时，一直亢奋的5120米大本营逐渐开始弥漫起失败、沮丧的气氛。虽说已经到达的高度与珠峰只差绝对高度200米左右。但胜利似乎还相当遥远，而中国登山队已付出相当代价。于是有人提出：只要上到8600米的高度，就是胜利。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间已经到了5月中旬。珠穆朗玛峰随着天气渐渐转暖，绵绵雨季即将开始。再迟疑等待，中国人对珠穆朗玛峰的征服大概就要往后推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及时传来了北京的声音。时刻都在关注着中国登山队进展情况的贺龙发电报指示他们说：“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最后胜利。也就是一定要攀上峰顶，而不是8600米的高度。”

党和国家的关怀与鼓励，令人精神大振。王富洲就在这时进了突击队，脚受伤的贡布也一瘸一拐地进了突击队。当然还少不了每次开路的老黄牛刘连满。突击顶峰的敢死队就这样组成了。

5月17日上午9时，登山队员们在海拔5120米的登山队大本营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登山队把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毛泽东半身石膏像委托给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要他们一定要让祖国的五星红旗在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上飘扬。登山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副队长许竞率领下庄严宣誓。

爬过陡险的“北坳”冰坡，

搭“人梯”冲刺最后380多米高度

珠峰北面，矗立着一座顶端尖突、白雪迷蒙的山峦，这是珠峰的孪生姐妹——海拔7538米的珠穆朗玛北峰，在北峰与主峰之间，是绵延起伏的奇陡冰雪峭壁。因为它座落在两峰之下，看上去像一个坳谷，人们把它叫做“北坳”。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左右，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要上顶峰，必须通过北坳，登山队员们称它是通往珠峰的“大门”。

在北坳陡险的坡壁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积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成为珠穆朗玛山上最危险地带，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

  有了前期艰难的适应性探索攀登的经验，登山队员仅用一天就赶到了海拔6400米的三号营地。第二天，就登上了“北坳”冰坡，到达了海拔7007米的四号营地。５月２４日上午９点半，突击顶峰的队员由许竞率领出发了。许竞在前几次攀登中担任了探路任务，体力消耗很大，他只走了约10米就感到支持不住了。这时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勇敢地担起重任，扶住冰镐，一步一挪地向珠峰最后380多米的高度进军。

为了尽量减轻负担，他们只携带了氧气筒、一面国旗和一个20厘米高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以及准备写纪念纸条用的铅笔、日记本和摄像机。但即使这样，前进的速度依然慢如蚁爬，因为自5月17日上山以来，他们一路攀登，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体力几乎快耗尽了。

约莫走了两个钟头，他们才上升了70米，来到了那个像城墙一样屹立在道门顶峰道路上的“第二台阶”。在第三次适应性攀登时，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就曾到达过这里。他们在这儿观察了山势和攀登路线，但并未征服它。他们发现在第二台阶的中层地带有一道纵形岩石裂缝。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这一次就决定沿这条裂缝突破“第二台阶”。

在接近“台阶”顶部最后约3米的地方，岩壁变得垂直而光滑。刘连满用双手伸进岩缝，脚尖蹬着岩面，使出全身力气一寸一寸地往上挪动着，但身体稍一倾斜，便又滑落到原来的地方，他一连登拔了4次，但4次都跌落下来，弄得浑身瘫软，几乎爬不起来了。

见此情况，队员们只得停下来想办法，找窍门。还是刘连满想出了主意，他决定自己当“人梯”，蹲在岩缝下，让队友踏着他的双肩登上去。虽然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但实在别无他法，大家只好依此一试。

在这样的高度上做任何一个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强烈的反应。当时，刘连满只觉得眼冒金星，两腿颤抖，呼吸也变得沉重。但他咬牙坚持着，用身体驮起屈银华往上攀。屈银华为了攀上去，毅然脱下八斤重的高山靴，一下冻掉了脚跟和脚趾，但他终于在岩缝里奋力打进了一根钢锥（15年后中国登山队再登珠峰时，还把软梯挂在这根钢锥上）。刘连满先把屈银华托了上去，然后又托贡布。最后屈银华、贡布再把王富洲和刘连满拉上去。

登上“第二台阶”岩顶，他们才发觉，从开始攀登“台阶”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５个小时。

胜利在望，氧气却全部用完

通向顶峰的难关——第二台阶虽然克服了，但他们离顶峰还有280多米的高度要走。而这时太阳已经偏西，刺骨的寒风从山岭间呼啸嘶鸣着从他们身边刮过，那种毛骨悚然与锥心寒冷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

他们事先以为在天黑以前就能登上顶峰，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黑夜，成了他们登顶路上的第二道难关。他们背上的氧气都所剩无几，体力也越来越不支。在这种状况下连夜攀登，无疑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于是大家决定留下身体极其虚弱的刘连满，其他3人以最快的速度登顶。

当队友继续向顶峰前进时，刘连满靠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边，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他下意识地拿起自己的氧气筒，看到面里还有几十公斤氧气，便套上面罩吸了几口，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头脑也变得清醒了。这时，他想起了正在与顶峰搏斗的3位战友，他决定哪怕自己忍受严重缺氧的煎熬，这最后一点氧气也要留给战友们回来时使用。于是，他毅然关闭了氧气阀。

此时，继续与顶峰搏斗的3名队员正在苍茫夜色中艰难地向前行进。他们翻过两座60度以上的岩石坡，又开始向上攀。此刻，夜已深沉，远处山下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头上闪耀。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他们都匍匐在雪上，靠模糊的雪光反射仔细辨认前进的路。

就在距峰顶还剩50米左右的地方，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3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但几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士，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前进。每前进一厘米，都要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攀上一米高的岩石，也要花费半个多小时，他们就是这样凭着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忍受着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一寸一寸地与死亡搏斗，向胜利挺进。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珠峰顶上

在爬过又一块积雪的岩坡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登上了一个岩石和积雪交界的地方。走在最前面的贡布突然叫了一声，“再走就是下坡了！”他们举目四望，发现珠穆朗玛峰已经匍匐在他们的脚下。他们终于站在了珠穆朗玛峰的顶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而这一创举实现得这样突然，在经历了几度的出生入死之后，竟是这样默默地、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这时，夜光表的指针正指着北京时间4时20分，这已经是5月25日黎明前的时分了。

珠峰南面是一片皑皑积雪，北面是灰色的岩石，在积雪和灰岩交界的一块椭圆形地带，即是神秘而神圣的珠穆朗玛顶峰，这个让世界各国登山家梦寐以求的地方。贡布从背包里拿出那面登山队委托他们带上来的五星红旗和毛泽东石膏像，放在顶峰西北边一块大岩石上，然后用细石保护起来。王富洲摸黑掏出一本“体育日记”本，在上面写道：“王富洲等3人征服了珠峰。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这短短的2句话，王富洲足足用了3分钟。为了纪念登上顶峰的胜利，他们拣了9块岩石标本，准备带回北京送给毛泽东。

王富洲他们在山顶大约停留了15分钟，北京时间4点35分以后便开始下山。在海拔8848米的高度不使用人工氧气，这在世界登山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天色黑暗，尽管他们3人携带了一部摄像机，但是却没能拍下顶峰的情景，只是在他们下山天亮以后，才在海拔8700米的地方往回拍摄了一些镜头。他们登上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活着回来，是无法向世界宣告登顶成功的。留在海拔8700米处的刘连满从昏昏沉沉中醒来，看到王富洲等3人安全回来时，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赶快用上自己留下的几十公斤人造氧气。当王富洲看到刘连满用生命换下的氧气，感动得落下泪来，这半筒氧气，救了3位战友的命。

26日，登山队安全返抵7007米的营地，27日他们回到6400米高处的营地。5月30日，登顶珠峰的英雄们终于回到了大本营。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体育专电，及时以《1960年中国人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为题，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一特大喜讯。文章见报后，世界都为之震惊。

在举国上下隆重庆功这一开天辟地的胜利时，登山英雄却没能看到这些盛大的庆祝场面。因为他们正静静地躺在医院里养伤。贺龙去北京友谊医院看望他们时，先关切地询问了他们的身体情况，然后意味深长地问他们：“以后，还敢不敢登山啊？”他们响亮的回答再一次显现英雄本色。

责编/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