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对少年儿童的关心和爱护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对少年儿童的关心和爱护
发布时间： 2014-12-08 12:00:00
高瞻远瞩地指明少年儿童的重要性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9月，邓小平为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题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继续结合实际强调了少年儿童的重要性，这里仅举三例：
1986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时说：“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引起的波动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相比的，波动更大。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当然那时他们不再是娃娃了，在管事了。只有这样搞，才能扫除实现现代化的障碍。”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时又说：“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
198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总理李根模时进一步强调：“进入下个世纪，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会相当激烈。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很不容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要五十年。实现下世纪五十年翻两番也要在本世纪打好基础，特别是智力方面要打好基础。因为那时候管事的是我们现在的娃娃。从娃娃时代起就要打好基础。”
身体力行地引导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邓小平一直关心着全国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1982年5月29日，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儿童科学公园基金会在北京成立，邓小平任基金会名誉主席。后来，这个基金会的名称做过改动。1986年5月26日，邓小平将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初版稿费4025英镑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用于发展儿童文教科技事业。1988年5月11日，邓小平又为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题名。就是在退休以后，邓小平仍然关心着少年儿童。1992年6月10日，他让工作人员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一位老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三千元人民币，用以救助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再一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二千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将这笔捐款用于资助广西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百色老区的孩子写信给邓小平说：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了五千元钱，又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笔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时，我们激动得哭了。我们感到，虽然您住在北京，离我们好远好远，但您的心与我们贴得好近好近。我们一定不辜负邓爷爷的亲切关怀和期望，珍惜学习机会、好好学习，长大把家乡建设得更新更美。
邓小平对自己亲属中的孩子们同样充满关爱、严格要求。1983年2月12日，邓小平游览了栖霞岭下的岳王庙。他在北碑廊岳飞手书的《满江红》石碑前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他在看到秦桧等四个跪像时，拉着外孙女的手，边看边指着说：“英雄总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他望着左边门柱上的对联，对孩子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你们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才是。”1987年4月5日，邓小平到天坛公园参加北京市全民义务植树日活动。他在植树的过程中，指着孙女、孙子对身旁的同志说：“我这个小孙女和我一起种了六年树，今年植树我又多带个小孙子。要让娃娃们养成种树、爱树的好习惯。”
语重心长地强调把少年儿童教育好
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1989年10月10日，邓小平又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四十周年题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邓小平切实要求对少年儿童的理想教育。强调有理想，需要树立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1982年2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摩洛哥首相马蒂·布阿比德时指出：“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树立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需要懂得些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提到了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问题。邓小平说： “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上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 1989年1月11日，邓小平阅一位香港人士谈内地观感的材料，批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阅。这个观感材料提出三点看法，其中第三点提出：要看到知识分子待遇低、无心务业和“一切向钱看”对青少年毒害的严重后果。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还明确强调：“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邓小平还尤其重视对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1981年1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永正利率领的日本参议员代表团时指出：“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过去，动不动就打砸抢，年轻的娃娃甚至动刀子，不讲礼貌了，也不照顾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但不是说所有一代人都如此，不过在相当一部分年轻娃娃中有这个问题。”他还强调：“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需要指出的是，在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方面，邓小平善于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在大陆捐资兴学的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等人时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从教育着手，特别是从小学教育着手的。他们很注意品德方面的训练。德育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资本主义也是有的。”
邓小平高度关心对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他反复强调文化问题要从娃娃抓起。例如，1978年3月2日，他说：“抓科学技术，教育很重要。这不仅是科学院的事，而且是全民性的事，从娃娃起就要培养。”1984年1月25日，他说：“搞软件，我们有条件，中国有一大批好的娃娃。现在不少下象棋、围棋的都是娃娃。”1984年2月16日，他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1985年8月上旬，他说：“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1986年4月19日，他说：“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等等。在这些思路的基础上，邓小平促进着对于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1979年，邓小平强调，“要准许学生跳级”。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阅胡乔木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乔木同志意见，如何实行，请书记处、国务院拟定。”来信建议中央就两个问题作出决定并发给全党，其中第二个问题提到：必须坚持在农村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入小学，不许中途退学，成年农民入冬学。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邓小平等的批示和胡乔木的建议进行了讨论。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会见了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他听到杨振宁关于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立软件小组的建议时说：“这个意见很好。要看得远一点，要不然来不及。科技大学要作为重点支持。科大少年班可以扩大吗？别的大学为什么不能搞少年班？请与方毅和何东昌谈一下。”1984年8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他在谈到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时指出：“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办少年班，不知办了没有。至少北大、清华、交大、复旦应办一点少年班。”
邓小平明确提出对少年儿童的纪律和法制教育。他认为学生需要养成遵守纪律的观念和习惯。此外，他还强调法制教育。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邓小平强调要把少年儿童教育好，使他们成为“四有”新人，决不是说要把孩子们搞成“学习机器”，决不是说可以忽视他们的成长规律。1979年6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中小学学制都是五年，这个办法不好。是否中小学学制都改成六年？这样可以减轻学生负担……不要强求学生都要得一百分，这样给学生和老师的压力都很大，不好。得了八十分，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看就不错了。把小孩子弄得很死板，很机械，这样不好。”
邓小平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至今读来，令人感动。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9月，邓小平为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题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继续结合实际强调了少年儿童的重要性，这里仅举三例：
1986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时说：“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引起的波动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相比的，波动更大。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当然那时他们不再是娃娃了，在管事了。只有这样搞，才能扫除实现现代化的障碍。”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时又说：“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
198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总理李根模时进一步强调：“进入下个世纪，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会相当激烈。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很不容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要五十年。实现下世纪五十年翻两番也要在本世纪打好基础，特别是智力方面要打好基础。因为那时候管事的是我们现在的娃娃。从娃娃时代起就要打好基础。”
身体力行地引导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邓小平一直关心着全国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1982年5月29日，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儿童科学公园基金会在北京成立，邓小平任基金会名誉主席。后来，这个基金会的名称做过改动。1986年5月26日，邓小平将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初版稿费4025英镑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用于发展儿童文教科技事业。1988年5月11日，邓小平又为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题名。就是在退休以后，邓小平仍然关心着少年儿童。1992年6月10日，他让工作人员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一位老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三千元人民币，用以救助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再一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二千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将这笔捐款用于资助广西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百色老区的孩子写信给邓小平说：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了五千元钱，又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笔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时，我们激动得哭了。我们感到，虽然您住在北京，离我们好远好远，但您的心与我们贴得好近好近。我们一定不辜负邓爷爷的亲切关怀和期望，珍惜学习机会、好好学习，长大把家乡建设得更新更美。
邓小平对自己亲属中的孩子们同样充满关爱、严格要求。1983年2月12日，邓小平游览了栖霞岭下的岳王庙。他在北碑廊岳飞手书的《满江红》石碑前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他在看到秦桧等四个跪像时，拉着外孙女的手，边看边指着说：“英雄总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他望着左边门柱上的对联，对孩子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你们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才是。”1987年4月5日，邓小平到天坛公园参加北京市全民义务植树日活动。他在植树的过程中，指着孙女、孙子对身旁的同志说：“我这个小孙女和我一起种了六年树，今年植树我又多带个小孙子。要让娃娃们养成种树、爱树的好习惯。”
语重心长地强调把少年儿童教育好
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1989年10月10日，邓小平又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四十周年题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邓小平切实要求对少年儿童的理想教育。强调有理想，需要树立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1982年2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摩洛哥首相马蒂·布阿比德时指出：“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树立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需要懂得些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提到了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问题。邓小平说： “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上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 1989年1月11日，邓小平阅一位香港人士谈内地观感的材料，批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阅。这个观感材料提出三点看法，其中第三点提出：要看到知识分子待遇低、无心务业和“一切向钱看”对青少年毒害的严重后果。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还明确强调：“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邓小平还尤其重视对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1981年1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永正利率领的日本参议员代表团时指出：“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过去，动不动就打砸抢，年轻的娃娃甚至动刀子，不讲礼貌了，也不照顾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但不是说所有一代人都如此，不过在相当一部分年轻娃娃中有这个问题。”他还强调：“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需要指出的是，在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方面，邓小平善于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在大陆捐资兴学的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等人时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从教育着手，特别是从小学教育着手的。他们很注意品德方面的训练。德育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资本主义也是有的。”
邓小平高度关心对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他反复强调文化问题要从娃娃抓起。例如，1978年3月2日，他说：“抓科学技术，教育很重要。这不仅是科学院的事，而且是全民性的事，从娃娃起就要培养。”1984年1月25日，他说：“搞软件，我们有条件，中国有一大批好的娃娃。现在不少下象棋、围棋的都是娃娃。”1984年2月16日，他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1985年8月上旬，他说：“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1986年4月19日，他说：“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等等。在这些思路的基础上，邓小平促进着对于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1979年，邓小平强调，“要准许学生跳级”。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阅胡乔木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乔木同志意见，如何实行，请书记处、国务院拟定。”来信建议中央就两个问题作出决定并发给全党，其中第二个问题提到：必须坚持在农村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入小学，不许中途退学，成年农民入冬学。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邓小平等的批示和胡乔木的建议进行了讨论。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会见了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他听到杨振宁关于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立软件小组的建议时说：“这个意见很好。要看得远一点，要不然来不及。科技大学要作为重点支持。科大少年班可以扩大吗？别的大学为什么不能搞少年班？请与方毅和何东昌谈一下。”1984年8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他在谈到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时指出：“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办少年班，不知办了没有。至少北大、清华、交大、复旦应办一点少年班。”
邓小平明确提出对少年儿童的纪律和法制教育。他认为学生需要养成遵守纪律的观念和习惯。此外，他还强调法制教育。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邓小平强调要把少年儿童教育好，使他们成为“四有”新人，决不是说要把孩子们搞成“学习机器”，决不是说可以忽视他们的成长规律。1979年6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中小学学制都是五年，这个办法不好。是否中小学学制都改成六年？这样可以减轻学生负担……不要强求学生都要得一百分，这样给学生和老师的压力都很大，不好。得了八十分，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看就不错了。把小孩子弄得很死板，很机械，这样不好。”
邓小平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至今读来，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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