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北行漫记》的美国记者
写出《北行漫记》的美国记者
发布时间： 2014-12-08 12:00:00
哈里森·福尔曼是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他把自己在1944年8月到10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１９４４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冲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后译《北行漫记》）。这部作品被誉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福尔曼在采访中，不仅接触了王震、聂荣臻、朱德、毛泽东、江青、陈毅以及蒋纬国、胡宗南、阎锡山等众多的著名政治人物，而且将目光投向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战士、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作者跋涉千里，通过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反映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及深刻的政治变革。更有意思的是，福尔曼这次北行，原本是在国民党的监视下进行“采风”的，结果作者完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所感动，后来竟在随军采访中主动拿起武器，直接成为一名亲身抗击日寇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
在著作《北行漫记》中，他也详细记述了晋绥前线的见闻。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福尔曼也生动地记下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在福尔曼眼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蓝平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博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会客室是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窑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毛泽东不断吸着在福尔曼看来是可怕的延安香烟，另一方面小孩子则在大人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注视客人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毛对他们不加注意。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人当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广阔、体格结实。约有五十左右年纪，看起来却不到四十岁。他的整部面颜，有着异常高的额角，上面披散着一团黑发，一双特有表情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很易微笑，温柔地讲着话，而在他的热诚中，简直带些稚气。他的一种使人不愉快的习气，是在用他的皱缩的口唇吸烟，一口口吐出烟气中间，有着把烟吸进去的闹声。
毛泽东对福尔曼的谈话，使他感到毛泽东是一个极端清醒、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详细地向他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他告诉福尔曼：共产党人现在并不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愿意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像林肯当年在美国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所桎梏着。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百分之八十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偿付地租，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毛泽东极富感情地举出陕北农民吴满有为例子，告诉福尔曼说：吴满有必须为他所租种的土地付出这样一笔酷租，结果，他从他种出来赡养家庭的食粮中，便没有什么可暂存下来的。在今天，中国有好几亿像吴满有一样的被压迫的人——好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妻子们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子女，或溺死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变为乞丐或土匪。由于这样的穷困，我们的农民很易患疾，甚至在今天的边区，婴孩死亡率仍高达百分之五十。
毛泽东向福尔曼指出，中国共产党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经济方面，一方面要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采取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9年9月22日，和国民党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
中共在现阶段既不要求、也不计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在经济上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并且在互利的协议之下，准许并且欢迎在中共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凡是中共能够做的，我们要尽量做，一些中共还不能做的事，则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十分需要。讲到政府，毛泽东指出，中共信仰和实行民主政治，在政府组织中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像今天国民党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福尔曼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他的思想是大家的意见的综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于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作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自然不是些橡皮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会的混和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最后的观点。
福尔曼指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极平易近人的领袖。在任何一夜，你可以见到头发蓬松，身着衬衫的毛泽东。这个共产党保护下九千万人民的领袖，同一个延安大学伶俐的学生跳快步舞。那时，一个推小车车夫可以与朱德夫人同舞。朱德自己，五十万抗日军队的总司令，看起来像一个管牧场的老爷子，也抽出时间与一个年轻愉快的、只有他一半长和三分之一年龄的小姑娘跳舞。有伤痕的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及一打以上其他将军——他们每个人都使日本沮丧的军队丧失整个战区——可以见到回转得像跳跳蹦蹦的大学生一样。
美、英记者历时五个月对边区的全面采访，以及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访问，使他们对国民党宣传的虚假性厌恶透顶。不等离开延安，他们便感到自己应当做点什么。福尔曼当众表示，他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告诉全世界。回到重庆后，福尔曼在给罗斯福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一封信中，大大抱怨蒋介石的检查制度使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因而要求与赫尔利同机回国。1944—1945年之交，这位急不可耐的美国记者，回国后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他告诉美国人民，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这本书满足美国人民了解中共和边区真实情况的愿望。一位美国评论家指出，它像埃德加·斯诺当年的主要著作《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长达几年的“装甲封锁”。它被誉为一本权威性的纪实文献。《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向美国人民宣告，国民党历时五年的军事和新闻封锁，并未削弱八路军的影响。爱泼斯坦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同样受到美国人民热列欢迎。纳撒尼尔·佩弗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的一个最全面的报道。”福尔曼和爱泼斯坦都肯定地指出，他们见到了某种难以置信的东西——一个新的更好的中国。
在著作《北行漫记》中，他也详细记述了晋绥前线的见闻。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福尔曼也生动地记下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在福尔曼眼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蓝平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博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会客室是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窑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毛泽东不断吸着在福尔曼看来是可怕的延安香烟，另一方面小孩子则在大人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注视客人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毛对他们不加注意。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人当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广阔、体格结实。约有五十左右年纪，看起来却不到四十岁。他的整部面颜，有着异常高的额角，上面披散着一团黑发，一双特有表情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很易微笑，温柔地讲着话，而在他的热诚中，简直带些稚气。他的一种使人不愉快的习气，是在用他的皱缩的口唇吸烟，一口口吐出烟气中间，有着把烟吸进去的闹声。
毛泽东对福尔曼的谈话，使他感到毛泽东是一个极端清醒、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详细地向他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他告诉福尔曼：共产党人现在并不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愿意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像林肯当年在美国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所桎梏着。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百分之八十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偿付地租，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毛泽东极富感情地举出陕北农民吴满有为例子，告诉福尔曼说：吴满有必须为他所租种的土地付出这样一笔酷租，结果，他从他种出来赡养家庭的食粮中，便没有什么可暂存下来的。在今天，中国有好几亿像吴满有一样的被压迫的人——好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妻子们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子女，或溺死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变为乞丐或土匪。由于这样的穷困，我们的农民很易患疾，甚至在今天的边区，婴孩死亡率仍高达百分之五十。
毛泽东向福尔曼指出，中国共产党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经济方面，一方面要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采取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9年9月22日，和国民党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
中共在现阶段既不要求、也不计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在经济上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并且在互利的协议之下，准许并且欢迎在中共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凡是中共能够做的，我们要尽量做，一些中共还不能做的事，则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十分需要。讲到政府，毛泽东指出，中共信仰和实行民主政治，在政府组织中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像今天国民党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福尔曼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他的思想是大家的意见的综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于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作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自然不是些橡皮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会的混和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最后的观点。
福尔曼指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极平易近人的领袖。在任何一夜，你可以见到头发蓬松，身着衬衫的毛泽东。这个共产党保护下九千万人民的领袖，同一个延安大学伶俐的学生跳快步舞。那时，一个推小车车夫可以与朱德夫人同舞。朱德自己，五十万抗日军队的总司令，看起来像一个管牧场的老爷子，也抽出时间与一个年轻愉快的、只有他一半长和三分之一年龄的小姑娘跳舞。有伤痕的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及一打以上其他将军——他们每个人都使日本沮丧的军队丧失整个战区——可以见到回转得像跳跳蹦蹦的大学生一样。
美、英记者历时五个月对边区的全面采访，以及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访问，使他们对国民党宣传的虚假性厌恶透顶。不等离开延安，他们便感到自己应当做点什么。福尔曼当众表示，他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告诉全世界。回到重庆后，福尔曼在给罗斯福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一封信中，大大抱怨蒋介石的检查制度使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因而要求与赫尔利同机回国。1944—1945年之交，这位急不可耐的美国记者，回国后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他告诉美国人民，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这本书满足美国人民了解中共和边区真实情况的愿望。一位美国评论家指出，它像埃德加·斯诺当年的主要著作《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长达几年的“装甲封锁”。它被誉为一本权威性的纪实文献。《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向美国人民宣告，国民党历时五年的军事和新闻封锁，并未削弱八路军的影响。爱泼斯坦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同样受到美国人民热列欢迎。纳撒尼尔·佩弗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的一个最全面的报道。”福尔曼和爱泼斯坦都肯定地指出，他们见到了某种难以置信的东西——一个新的更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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