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渊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黎渊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发布时间： 2014-10-30 12:00:00
20世纪初，清政府决定实行新政。由于变法的需要，须有大批的法学人才。因此1901年1月，清政府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日本法律。其中就有我们的外祖父黎渊。
我们的外祖父黎渊生于1879年，字伯颜，贵州遵义人。他以举人被保送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后任资政院秘书官，直隶总督署文案；民国初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后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参事。早年就读苏州中西书室普通学一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经前四川总督派归四川官费，入日本东京中央大学专修法律。光绪三十年(1904)6月毕业，并取得优等文凭。此后入该大学高等研究科深造，专攻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等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8月，以优秀的论文成绩获法学学士学位，9月奉诏回国，遂奉旨筹办北洋法政学堂各项工作。并历任北洋法政学堂及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
从1906年起，以留日学生为主导的有志之士创办了一批官办法律学堂，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清廷批准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学堂”，委任黎渊为监督(校长)。校址在天津堤头村新开河河坝下(今河北区志成道33号)，校舍为中西合璧式建筑。该学堂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历史名人。
北洋法政学堂自创立伊始，以新型的西方模式办学，学制课程设置都吸取了西方(日本)办学思路。学制分为专科和速成两类。速成科学制一年半，拟在短期内为政府培训急需的法律人才。速成科又分为“职班”(司法科)和“绅班”(行政科)。绅班以招收地方士绅为主，以直隶府、厅、州、县推荐经严格的考试后方可入学。职班则以外省在职人员为主，主要是培养律师。专门科设置法律、政治两系，学制六年(预科三年，正科三年)，课程设置十分繁重，要求掌握两门外语，并且要求达到一定水平，无论会话写作都要精通。在预科的三年中，以外语为主。首选语种为日语，其次学员可任选英、法、德语中的一种。
北洋法政学堂自创立伊始，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学堂，期间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及留日学子任教外，还吸收了进步人士张友渔、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何松亭、黄松龄、闻永之、陈志梅等人任教及学校管理工作，这种开放式办学和严谨的治学方针，在我国实居首创。
北洋法政学堂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培养革命人士的阵地，从建立开始师生们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研究和宣传西方进步思想，掀起了数次学潮。1909年12月，清政府直隶提学使司曾以“北洋法政学堂屡起风潮，决定解散。”但是，这一决定因各方舆论反对，而没有实行。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1907年考入该校，为专门科第一期学员，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校期间他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担负主编会刊和编译书籍的重任，创办了《言治》杂志，主持编译了《<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和《蒙古及蒙古人》两部震动海内外的著作。1912年6月至1913年间，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李大钊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树立起民主主义的信念。1911年著名爱国将领张自忠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在这里，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影响，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最终成为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
在抗日时期，全校学生思想倾向进步，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该校成为天津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先锋。1937年2月，因学院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被当局武力封闭强制解散。
1947年秋，在该院前院长杨亦周(解放后任天津市政府副市长、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等广大毕业生支持下经过艰难的努力在该校原址复校。北洋法政学堂历经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到解放初期院校调整结束为止，该校曾几次易名，但人们仍习惯称之为“法政学堂”。
解放后，该校一度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和南开大学。后改为天津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1998年2月在李瑞环、姚依林、谭绍文等中央领导和天津市委的关怀下将天津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定为法商学院的延续(1929年该校更名为河北法商学院)并在该院设立了李大钊烈士纪念堂；此后被天津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们的外祖父黎渊生于1879年，字伯颜，贵州遵义人。他以举人被保送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后任资政院秘书官，直隶总督署文案；民国初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后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参事。早年就读苏州中西书室普通学一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经前四川总督派归四川官费，入日本东京中央大学专修法律。光绪三十年(1904)6月毕业，并取得优等文凭。此后入该大学高等研究科深造，专攻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等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8月，以优秀的论文成绩获法学学士学位，9月奉诏回国，遂奉旨筹办北洋法政学堂各项工作。并历任北洋法政学堂及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
从1906年起，以留日学生为主导的有志之士创办了一批官办法律学堂，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清廷批准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学堂”，委任黎渊为监督(校长)。校址在天津堤头村新开河河坝下(今河北区志成道33号)，校舍为中西合璧式建筑。该学堂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历史名人。
北洋法政学堂自创立伊始，以新型的西方模式办学，学制课程设置都吸取了西方(日本)办学思路。学制分为专科和速成两类。速成科学制一年半，拟在短期内为政府培训急需的法律人才。速成科又分为“职班”(司法科)和“绅班”(行政科)。绅班以招收地方士绅为主，以直隶府、厅、州、县推荐经严格的考试后方可入学。职班则以外省在职人员为主，主要是培养律师。专门科设置法律、政治两系，学制六年(预科三年，正科三年)，课程设置十分繁重，要求掌握两门外语，并且要求达到一定水平，无论会话写作都要精通。在预科的三年中，以外语为主。首选语种为日语，其次学员可任选英、法、德语中的一种。
北洋法政学堂自创立伊始，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学堂，期间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及留日学子任教外，还吸收了进步人士张友渔、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何松亭、黄松龄、闻永之、陈志梅等人任教及学校管理工作，这种开放式办学和严谨的治学方针，在我国实居首创。
北洋法政学堂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培养革命人士的阵地，从建立开始师生们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研究和宣传西方进步思想，掀起了数次学潮。1909年12月，清政府直隶提学使司曾以“北洋法政学堂屡起风潮，决定解散。”但是，这一决定因各方舆论反对，而没有实行。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1907年考入该校，为专门科第一期学员，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校期间他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担负主编会刊和编译书籍的重任，创办了《言治》杂志，主持编译了《<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和《蒙古及蒙古人》两部震动海内外的著作。1912年6月至1913年间，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李大钊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树立起民主主义的信念。1911年著名爱国将领张自忠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在这里，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影响，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最终成为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
在抗日时期，全校学生思想倾向进步，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该校成为天津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先锋。1937年2月，因学院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被当局武力封闭强制解散。
1947年秋，在该院前院长杨亦周(解放后任天津市政府副市长、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等广大毕业生支持下经过艰难的努力在该校原址复校。北洋法政学堂历经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到解放初期院校调整结束为止，该校曾几次易名，但人们仍习惯称之为“法政学堂”。
解放后，该校一度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和南开大学。后改为天津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1998年2月在李瑞环、姚依林、谭绍文等中央领导和天津市委的关怀下将天津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定为法商学院的延续(1929年该校更名为河北法商学院)并在该院设立了李大钊烈士纪念堂；此后被天津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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