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绍兴的情感
鲁迅与绍兴的情感
发布时间： 2014-10-29 12:00:00
故乡是一个人的精神密码，童年的记忆影响甚至决定着一名作家一生的创作基调。鲁迅对故乡浙江绍兴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的那份爱始终有所保留。他既回忆着绍兴，又避讳着绍兴；既梦魂牵绕着故乡，又时刻警惕着故乡，甚至诅咒说：“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这使得鲁迅与绍兴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峙。
避讳绍兴
周作人在其回忆录中说，鲁迅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周作人认为，绍兴人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不够古雅。绍兴古名于越，秦汉时称会稽，绍兴之名则迟至南宋才有。第二是不够光彩。绍兴作过偷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的临时首都。1131年，昏庸无能的宋高宗赵构改年号为“绍兴”，并把越州改名为绍兴，用这个吉祥的字面寄托“绍祚中兴”之意，绍兴于是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昏庸软弱的代名词，里外透着一股自欺欺人的意味。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
除了这三点，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绍兴师爷”的恶名。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文人对绍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比如梁实秋在跟鲁迅斗嘴时便说鲁迅“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接着便以他的籍贯来攻击,说因为他是绍兴人,便“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梁实秋《关于鲁迅》)，而这点正是鲁迅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心理上抗拒绍兴二字便理所当然。
三次离乡
探究鲁迅避讳绍兴的原因，除了上述诸多说法外，更重要的还与鲁迅独特的精神历程有关，与他的心灵遭际相适。
鲁迅最初并不讳言绍兴。绍兴历史上曾出过勾践、西施、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等杰出人物，鲁迅曾经辑录有关这些先贤的故事，名为《会稽郡故事杂集》，以为“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他很喜欢明末文学家王思任的一句话，就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明人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见《琅文集》第195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对于这个以民风强悍著称的故乡，青年时代的鲁迅也大有溢美之辞：“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鲁迅曾用过一个叫“戛剑生”的笔名，显然是对绍兴血气精神和强悍民风的一种崇尚及呼应。
鲁迅对故乡从最初的赞美，到理性的批判，再发展到与之交恶，这一细微却也合乎情理的变化，是通过他与故乡的三次重要的离别实现的。他每一次远离故乡，都伴着一种无声的撕裂心灵的创痛，故乡于他，终于是越来越远了。
第一次离乡是鲁迅父亲病逝、家道衰败后。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经谈到过这段经历。“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少年鲁迅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阴暗面，于是选择了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路——学洋务。虽然客观上看，鲁迅此次出走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但是他的出走，终究是因为生计的困窘和故乡的冷眼所致，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用周作人的话讲，就是“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
第二次离乡是他作为“海归”派人才从日本回到绍兴，担任师范学校校长后。这一时期，鲁迅在故乡要面对的不是人们的冷眼，却是代表着封建余孽的旧式包办婚姻。鲁迅和朱安在形式上的结合与其说是婚姻，不如说是先生对于母亲的孝道。这段时间，鲁迅有意躲避着朱安，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在给许寿棠的信中，鲁迅说：“仆（即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对于现实处境的无奈和沉重的喟叹，于此可见。鲁迅在整理完《古小说钩沉》后，辛亥革命爆发了，他便应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第二次离开故乡到教育部工作。此次离乡，无异是鲁迅的又一次“反抗绝望”。
第三次离乡是变卖绍兴老屋后。1919年初，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8页）可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鲁迅彻底放弃了“越人安越”的想法，而放弃的原因，就是信中所说的“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
其时，鲁迅故居周家新台门经全族商议出售给东邻朱某，鲁迅最后一次回家就是处理此事。1919年12月初，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卖掉了老屋，带着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及其眷属永远离开了绍兴，在难言的痛楚中，“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卖掉老屋，接走老母，定居北京，鲁迅与故乡的情感脐带被割断了，从此以后，鲁迅就再没有回过绍兴。
文人宿命
在和故乡交恶后，鲁迅要极力构筑一个属于他的精神故乡。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的思乡，是一个无家可归者的精神寻根，而他的失乡，则暗合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宿命。文人这个飘泊族群在失乡、失根、失去身份归属后，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只有通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飘飘何所是，天地一沙鸥”的精神传统进行自我拯救，这是他们文化人格与精神生命的基因与初乳。一生反抗绝望的鲁迅，正是这样对待失乡之痛的。
避讳绍兴
周作人在其回忆录中说，鲁迅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周作人认为，绍兴人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不够古雅。绍兴古名于越，秦汉时称会稽，绍兴之名则迟至南宋才有。第二是不够光彩。绍兴作过偷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的临时首都。1131年，昏庸无能的宋高宗赵构改年号为“绍兴”，并把越州改名为绍兴，用这个吉祥的字面寄托“绍祚中兴”之意，绍兴于是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昏庸软弱的代名词，里外透着一股自欺欺人的意味。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
除了这三点，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绍兴师爷”的恶名。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文人对绍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比如梁实秋在跟鲁迅斗嘴时便说鲁迅“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接着便以他的籍贯来攻击,说因为他是绍兴人,便“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梁实秋《关于鲁迅》)，而这点正是鲁迅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心理上抗拒绍兴二字便理所当然。
三次离乡
探究鲁迅避讳绍兴的原因，除了上述诸多说法外，更重要的还与鲁迅独特的精神历程有关，与他的心灵遭际相适。
鲁迅最初并不讳言绍兴。绍兴历史上曾出过勾践、西施、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等杰出人物，鲁迅曾经辑录有关这些先贤的故事，名为《会稽郡故事杂集》，以为“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他很喜欢明末文学家王思任的一句话，就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明人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见《琅文集》第195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对于这个以民风强悍著称的故乡，青年时代的鲁迅也大有溢美之辞：“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鲁迅曾用过一个叫“戛剑生”的笔名，显然是对绍兴血气精神和强悍民风的一种崇尚及呼应。
鲁迅对故乡从最初的赞美，到理性的批判，再发展到与之交恶，这一细微却也合乎情理的变化，是通过他与故乡的三次重要的离别实现的。他每一次远离故乡，都伴着一种无声的撕裂心灵的创痛，故乡于他，终于是越来越远了。
第一次离乡是鲁迅父亲病逝、家道衰败后。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经谈到过这段经历。“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少年鲁迅第一次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阴暗面，于是选择了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路——学洋务。虽然客观上看，鲁迅此次出走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但是他的出走，终究是因为生计的困窘和故乡的冷眼所致，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用周作人的话讲，就是“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
第二次离乡是他作为“海归”派人才从日本回到绍兴，担任师范学校校长后。这一时期，鲁迅在故乡要面对的不是人们的冷眼，却是代表着封建余孽的旧式包办婚姻。鲁迅和朱安在形式上的结合与其说是婚姻，不如说是先生对于母亲的孝道。这段时间，鲁迅有意躲避着朱安，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在给许寿棠的信中，鲁迅说：“仆（即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对于现实处境的无奈和沉重的喟叹，于此可见。鲁迅在整理完《古小说钩沉》后，辛亥革命爆发了，他便应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第二次离开故乡到教育部工作。此次离乡，无异是鲁迅的又一次“反抗绝望”。
第三次离乡是变卖绍兴老屋后。1919年初，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8页）可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鲁迅彻底放弃了“越人安越”的想法，而放弃的原因，就是信中所说的“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
其时，鲁迅故居周家新台门经全族商议出售给东邻朱某，鲁迅最后一次回家就是处理此事。1919年12月初，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卖掉了老屋，带着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及其眷属永远离开了绍兴，在难言的痛楚中，“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卖掉老屋，接走老母，定居北京，鲁迅与故乡的情感脐带被割断了，从此以后，鲁迅就再没有回过绍兴。
文人宿命
在和故乡交恶后，鲁迅要极力构筑一个属于他的精神故乡。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的思乡，是一个无家可归者的精神寻根，而他的失乡，则暗合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宿命。文人这个飘泊族群在失乡、失根、失去身份归属后，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只有通过“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飘飘何所是，天地一沙鸥”的精神传统进行自我拯救，这是他们文化人格与精神生命的基因与初乳。一生反抗绝望的鲁迅，正是这样对待失乡之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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