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一个中国出现了两个清华、两个交大，还有两个中山，遥遥相望。甚至有的学校在大陆早已不复存在，在台湾却依然欣欣向荣，比如政治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因此，台湾一些大学一说起校史，一下子就能说到百年前，也与不少大陆的大学有着剪不断的血缘关系。

台湾大学的包容与纠结

□张剑

“台大出政客”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日据时期（1928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九所帝国大学之一。台湾光复后，台北帝大于1945年改制为国立台湾大学。1946年2月，依当局新制各“学部”改称“学院”，并将文政学部划分为文学院及法学院，加上理、医、工、农共为6个学院，设22个系，此后，台大院系逐步增加。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台大取代了当时尚未在台湾复校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教育部”资注最多社会资源的大学。

  40余年前，台湾有句话叫“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台大向来以丰富的研究资源以及日后的校友中拥有众多社会精英而闻名。它的景致，它的精神，它的格调，往往全都由它的成员体现出来：关心文艺的，会以为台大就是胡慧中与周华健；关心学术人文的，会以为台大就是白先勇与余光中；关心财经富豪的，不免要联想到辜振甫或蔡宏图；而关心政治的人们，可能会认为马英九与陈水扁才是台大的两张名片——或许，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人物及其政治理念中，我们已可看出台大的包容与纠结了。

  不管怎么说，至今建校已满85年的台大根深叶茂，人才辈出。马英九、陈水扁、吕秀莲、苏贞昌和谢长廷都是台大校友，且都出自法律系，“前总统”李登辉则出自农经系，“前副总统”连战出自政治系。

  那么，台大出身跟政治品性的养成与政治道路的抉择有没有关系呢？有的，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

  第一，并非每个跟政治沾边的人都能论证“台大出政客”这一“规律”。譬如，李敖在1954年考入台大法律专修科，次年自动退学，重新考入台大历史系，是很多政坛当红“炸子鸡”的学长，但他一生无论从文从政，均勇于揭露政客。这位曾经的“总统参选人”、“立委”可以说以最独特的参政方式讽刺了政客。

  第二，蓝绿政客政治理念的形成未必受台大风气的影响。譬如说，马英九在学校时，法律系多绿营人物的现实并未影响到他，因为他是外省人，17岁即加入国民党，具有忠于国民党的家风与品性。作为本省人的贫困子弟，谢长廷考上台大法律系后，又取得了律师考试第一名，可谓风光无限，但他的政治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却是在去日本京都大学读法学硕士之后，在那里，他才真正结识了很多“台独”分子。而他们的嫡系学妹、豪门千金、后来贵为民进党“一姐”的蔡英文曾在政坛经历过一个“变色”的过程，她走上“绿色”道路与大学时代的经历没有必然联系。

  第三，有很多人在台大求学期间受到影响从而确立了政治理念，最明显的就是陈水扁和张俊雄。1969年，陈水扁考取台大商学系工商管理组，同年底，台湾举行“第一届中央民代”增补选举，陈水扁受了黄信介（民进党第三、四届党主席）竞选演讲的影响，决定弃商学法，次年考取台大法律系司法组。而张俊雄在台大法律系读书时，则受了另一“台独”大佬彭明敏（毕业于台大政治系，曾为该系教授）影响，主张“台独”、“言论自由”。

台大各系特点显著

  在马英九宣布“新阁”名单前，人事消息满天飞，因某天一连有四位台大政治系教授被点名是热门“阁员”人选，有人开玩笑说马英九准备要一举“掏空”台大政治系，又有人说台大法律系终于被打败了，政坛热门换“系”了。

  有此说法，主要是因为共用台大徐州路校区的两系同区不同命，两系的政治光谱有天壤之别。民进党要角中律师特别多，其中有很多台大法律系毕业生，而台大法律系不仅曾经教出过很多“绿学生”，也有很多“绿教授”。法律系师生相互影响的结果是，整个系都“绿油油”的，算是台大校园一景。陈水扁执政期间，陆续从台大法律系延揽了不少人才。当时，法律系教授与当局官员之间似无明显壁垒。而相对来说，教授偏蓝的政治系则基本没这种机会，只能陪着“在野党”，大不了在课堂上做做“反对党”。而如今国民党从“在野”到“在朝”，台大政治系的教授鱼贯“入朝”，可谓风水轮流转。

  但是，直称政党轮替可以等同于两系互杠，无非只是笑谈，原因有二：一则，马英九当局当家的铁三角中，马英九出身台大法律系，萧万长出身政治大学外交系，刘兆玄则是台大化学系出身，三巨头皆与政治系无缘。而就知名度和政治实力而言，曾任新北市市长的朱立伦、台中市市长胡志强、“行政院院长”吴敦义、台北市市长郝龙斌，曾经被视为国民党新“四大天王”，其中，除了胡志强毕业于政治大学外交系之外，其他三人都是台大出身，朱立伦毕业于工商管理系，吴敦义毕业于历史系，郝龙斌毕业于农业化学系，四人皆非“政治人”和“法律人”。

  二则，民进党大佬多有法律背景，特别是有60%的民进党党主席出自台大法律系。但根据一项调查显示，民进党新生代中，台大人亦属翘楚，且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学校毕业生，但台大法律系的毕业生所占比例却屈居政治系所之后。

台大曾是台湾的一片学术净土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出任台大校长，带去了北大兼容并蓄的自由精神，台大在其披荆斩棘引领之下，成为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并以自由的校风而闻名。

  人称“傅老虎”的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省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的第七世孙，著名的史学家。最早是因“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而为世人所知。1926年，他结束了在欧洲的6年留学生涯回到中国，先后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中研院史语所创始所长，以及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8年8月，从美国治病归来的傅斯年，多次推辞未成，最后才同意出任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时候，正值台湾处于风雨飘摇、社会秩序凌乱不堪的时刻。这时候，国民党政府请出傅斯年坐镇台湾大学，为的是压住台湾教育界混乱的阵脚。他之所以能把它办成了“孤岛上的北大”，不仅取决于他的干才和勇气，更主要是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纯粹为办大学而办大学，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尊严。以拥有众多社会精英而闻名的台大，在当时甚至拒绝三民主义进校园，成为当时台湾难得的一片学术净土。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台湾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发脑溢血，当晚不治而逝，年仅54岁。台大人在校园内择地安葬了这位校长，并专门建了一座纪念亭。从此，这里被称为“傅园”。而上、下课的钟声，就由位于椰林大道之侧的“傅钟”传来，数十年来不停歇。“傅钟”每天敲响21下，那是为了纪念傅斯年所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深刻地影响了台湾大学。直至现在，他生前所倡导的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仍是台大人的座右铭。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台大不再是昔日的台大，它生出了滋养政客的沃土，也逐渐丢失了敦品励学、专求真理的大学精神，时至今日，竟有人骄矜地说：台大不怕高学费，因为台大没有人交不起学费。或许，台大接受与培养了品德不及格的三级贫户子弟陈水扁是一个错误，但是实行多元入学后，台大的高门槛堵住了贫困子弟的上进之路，讲起了阶级，却是一种罪愆，也违背了傅斯年美丽的初衷：“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本校学风，素称俭朴，……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

台大历史见证了

台湾社会的变迁

  事实上，在台湾学子心中，令人欣羡的法律系也常常变成鸡肋，台大法律系并非一直是高中生的第一志愿。日据时期，台湾人希望子弟念法律，因为感觉有地位、有面子；而在上世纪60年代，法律系在联招上的志愿排名只能算“中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超越了政治系及社会系，这跟当时律师录取率过低、政治氛围紧张等因素有关；上世纪90年代后，法律系排名直奔第一，其所分成的法学、司法及财经法组常是大学联考的前三志愿；2002年联考废除后，上大学更容易了，但是台大门槛依然很高，如2006学年度大学考试中，平均每科只要18分就能上大学，但第一类组仍由台大法律系法学组以最低录取分数395.43分（共5科）的高分稳坐龙头，财经法组紧追在后，这当然跟台大法律人在政界耀眼的表现有关。

  所以说，台大的历史见证了台湾社会的变迁。在国民党当政的“戒严时期”，考取律师执照、投身政坛的人，往往受到台大法律系自由批判学风的影响，投向“在野”阵营，成为民进党的领导阶层，他们大多是草根精英，对打破固有的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只是走上鼓吹“台独”的道路，却远离了“民主政治”的本质，这些都值得省思。但无论功过，在台湾大学，特别是法律系的历史上，他们和他们的蓝营校友至少都曾是浓重的一笔。其实，台大如何创造历史，如何走向未来，归根结底，取决于台大人自己。

（责编　李婷婷）

作为旅欧侨领，马列秉承爱国、爱乡的宗旨，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的爱，继续开展团结旅欧华人和乡亲、推动祖国和家乡的建设发展工作，加强为侨友和乡亲服务，为浙江和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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