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外交生涯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叶介甫

王炳南（1909-1988），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曾参与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过周恩来的助手，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国共两党之间，在中美两国之间，他穿梭往返，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出席日内瓦会议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王炳南担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1954年4月下旬，日内瓦会议在瑞士召开。我国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

王炳南受周恩来委托筹组代表团。在提出成员名单时，王炳南向周恩来建议，要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人士和专家。一则为了应付各方面工作，便于和与会各国广泛交往、深入接触；二则让更多的同志走出去，扩大见识，增长参加国际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显示新中国强大的外交力量。王炳南还负责制订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准备会议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的资料以及所需的着装等。会前，王炳南率领先遣队先期到达日内瓦，安排代表团的住宿和安全问题，了解会议具体日程和应注意事项。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举行。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历时51天，因美国代表团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结束。第二阶段举行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原比朝鲜问题复杂得多，却因奠边府大捷、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加之美国在会议上很孤立，法国不愿完全听从美国，使得印支问题反而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会议期间，苏、中、越、朝始终紧密合作，在印支问题上苏、中、越团结一致，同美、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耐心的谈判。王炳南按周恩来的指示，经常去找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互相通报情况，交换意见。他们怕被窃听，经常在洗手间里打开水龙头谈话。会议最终达成了协议，恢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

日内瓦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团长奠洛托夫找到周恩来传递了一个信息，说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未抵日内瓦之前，副团长（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邀请他们吃饭时，曾流露出批评美国政府的看法，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奠洛托夫还说，史密斯在二次大战中是美国在欧洲作战的将军，很有地位，他的这种观点，值得重视。从实际表现看，会议进行到5月初，杜勒斯回国，史密斯成了美国代表团团长。在6月16日周恩来发表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方案后，史密斯即席发言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这表明了美国领导集团中对中国的态度并不是铁板一块。会议将要结束的一天，很多人聚在酒吧，史密斯端着酒杯走过来，主动找周恩来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举动。史密斯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对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史密斯又在休息时间找周恩来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周恩来的胳臂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据说，杜勒斯离开前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纪律，无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臂的方式表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和友好之情。

在整个日内瓦会议上，王炳南协助周恩来运用高超的外交技巧，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争取了世界各国朋友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赢得了中国在日内瓦谈判的圆满成功。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首席中方代表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3个月后，他接到了中国外交部关于要他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的正式通知。

对于会谈的议程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开始中美双方就有很大的距离和分歧。实际上会谈中最尖锐、最突出、最棘手、最不可调和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最后为了会谈能先开起来，我方同意先谈遣返侨民问题。

会谈地点仍选在日内瓦，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举行。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气氛是轻松愉快的。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王炳南提出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的名字。

在第三次会谈中，美国首席代表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即其他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王炳南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而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因此他郑重地重申我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那些被无辜监禁的所有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

约翰逊代表美国政府，固执地坚守他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所谓原则。当时，王炳南提出授权印度驻美大使照管中国侨民，约翰逊始终不同意。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约翰逊理屈词穷，经请示杜勒斯后被迫接受中方的意见。但说不能用“授权”两字，只能用“邀请”，以减少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王炳南断然予以拒绝。所以会谈就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交涉却无积极成果。会谈进行了11轮后，到了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3次减少到1次。会谈形成程式化，双方轮流照本宣科，互不用语言攻击对方。王炳南为首的中方代表始终彬彬有礼，他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言之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良好的外交风度。

为了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议，40天之后的9月10日，中美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并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快行使其返回的权利。”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1955年9月20日，会谈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王炳南坚持讨论第二项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与杜勒斯直接会谈等实质性问题。美国一开始就采取了敷衍拖延的态度，以致会谈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在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前提下，台湾问题的确是最困难、最复杂、最不易调和、斗争最尖锐的问题，而且又是不能回避的先决问题。为此，双方争执不下。王炳南多次采取主动，打破僵局，以使中美会谈能够成为缓解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他一再提出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方的阻挠而使会谈停滞不前。但周恩来却一直在运筹帷幄中促进会谈的进展。1956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犹如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特别是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中国的决定无疑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新闻界接到邀请的记者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杜勒斯在这种强大压力下，尽管拖了一年时间，但是到1957年8月还是不得不宣布，美国将准备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

周恩来的这招妙棋推进了中美会谈。随后，王炳南在会谈中步步采取主动，始终保持高姿态，提出了一项项协议草案。面对王炳南在谈判中的主动态势，美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往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了。到了12月12日第73次的会谈中，约翰逊上演了一出新花招，他宣布自己将撤出会谈，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丁接替他的工作。王炳南对这种把大使换成参赞，企图使会谈降级的无理做法是坚决不同意的。王炳南表示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但是如果美国不愿意，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意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就这样中美大使级会谈便中断了一年。

“牛皮糖”会谈前后一百次

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紧张起来。毛泽东为严惩蒋介石集团的猖狂活动，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命令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起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炮击，炮火十分猛烈。美蒋为了应付局面，拼命在这里集结兵力。党中央严密注视局势的发展，考虑对策。

1958年8月底的一天，王炳南接到特急电报，当天飞回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炳南汇报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指定专人起草一个中美会谈的新方案。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中美会谈，这种热情使王炳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朋友们，很想了解一些内幕和事实。王炳南受周恩来指示向全国政协委员作了一次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9月6日，周恩来发表公开声明，一是重申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负责全部后果；二是倡议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当天美国政府就表示欢迎这个建议。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美国政府指派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谈判的代表。会谈仍是马拉松式地进行着，依然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到1960年9月6日已经是第100次会谈。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让世人了解会谈停滞不前的真相，王炳南认为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他指出，在5年来的100次会谈中，中国始终是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而美方却毫无诚意，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进入第二项议程以来，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为谋求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先后提出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可是美国却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制造“两个中国”，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拒绝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的阴谋已为世人皆知。王炳南着重强调，和缓和消除台湾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美国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他历述事实，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美国政府的侵略面目。

1960年底肯尼迪上台后，中美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毫无进展。1962年3月，美国派驻巴西大使卡伯特作为会谈代表。这已是与王炳南会谈的第三任大使。6月23日，王炳南邀请卡伯特到他的官邸来喝茶，随便聊天。卡伯特有说有笑，边进茶点边聊天，不拘礼节，显示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态。王炳南先谈了东南亚的局势，表示中国政府为此担心，然后着重说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这时卡伯特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听得很认真。王炳南用强调的口吻说，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蒋介石集团进行了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以及频繁的登陆实战演习和加紧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增加“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不管蒋介石军事冒险结果如何，美国都企图收到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在王炳南特意反复谈及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王炳南进一步说，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样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最后王炳南以警告的口吻说，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鉴于局势的严重性，他请卡伯特立即把情况报告美国政府。卡伯特表示很欣赏王炳南的坦率精神，并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卡伯特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以后他又几次重复了这个保证。在分手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卡伯特这个明确表态，达到了王炳南的目的。这个重要情况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王炳南立刻报告了国内。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他及时摸到了情报、了解了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王炳南于1964年奉调回国。

在长达9年的会谈中，王炳南坚定地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维护着我国的利益和尊严，与美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阴谋。台湾当局在查阅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全部资料后，也不得不对中方代表在如此漫长的谈判中始终坚持原则而表示惊叹。同时，王炳南始终积极主动，通情达理，运用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外交斗争艺术，和美国僵硬的、固执的外交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整个谈判虽没有取得大的实质性成果，但两国侨民回国问题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国要回了一个钱学森。王炳南在谈判中还同法国方面的人士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从而促成中国和法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赞扬说：“炳南在谈判中打破了他们的篱笆墙，拉过来一个法国，有功呀!”

  1979年，在新中国成立30年之后，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王炳南首次访问美国，他在美国会见了中美大使会谈中的三位美方代表，他们亲切地握手，谈笑风生，气氛热烈。他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能有今天，同过去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分不开的。

（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