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清末秀才,却成为开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第一人；两次名列蒋介石刺杀的黑名单，却执意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千般周旋劝和；人称竭尽能事的“和事佬”，最终却转变了立场，成为共和国副总理。

  黄炎培，字任之。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民建创始人黄炎培：

从清末秀才到共和国副总理

□肖伟俐

  黄炎培是上海人，却生得圆面大脸，鼻正口方，身材壮硕，典型的南人北相。生活中的黄炎培也兼具南北之长，有上海人之精细，北方人之豪迈，智圆而行方，思密而胆炽。因而，他交际广泛，朋友遍天下。

  黄炎培严格律己，不愿敛财，不肯做官，从40岁开始茹素，从年轻时代开始记日记，直到去世。黄炎培日记浩浩700万字，令人惊叹。黄炎培一生兴学办校，桃李满天下，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至今已经90多年了。

  黄炎培晚年曾申请加入共产党，但是被婉拒，因为他在党外比在党内作用更大。黄炎培也不负众望，参政议政，多有远见和卓识。黄炎培素以敢讲话著称。抗美援朝时，众人为出兵的名目而犯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黄炎培提出以“志愿军”命名，毛泽东欣然接受，于是，遂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名。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他提出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这些建议再获通过。1959年，他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成为所有人的共识。而最早提出要对江南文化水乡周庄予以保护的，也是黄炎培。

  黄炎培真正的政见和他对新社会的憧憬，是他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所作的书面发言，他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座新的大厦来。这座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这“五门愿景”，可看做是黄炎培毕生的理想，他也为之追求奋斗了一生。

“内史第”走出的小秀才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厅城王前街“内史第”。“内史第”是一座宅院，一幢三大进深二层楼的大院。这个大院在川沙声名赫赫，因为它居住过三户名人：一个是黄炎培家；一个是宋家，包括宋庆龄等宋氏三姐妹，宋子文、宋子良都是在这个宅子里出生的；还有另外一个是胡家，鼎鼎大名的胡适也在这个大院里生活过。

  黄炎培6岁时，母亲就教他识字。8岁起，叔叔伯伯们教他读四书五经，阅经史子集，教他临摹碑帖，习字作文。9岁时，他入外祖父孟荫余开办的“东野草堂”读书，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黄炎培天赋很高，许多作品熟读成诵，像《史记》《汉书》《三国志》《老子》《墨子》等百家之作，都了然于胸。

  1899年，21岁的黄炎培参加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考试。凭着厚实的家学，他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1902年，黄炎培再应江南乡试，一举考中举人。此时的清廷已是日薄西山，黄炎培对入仕并不感兴趣，中举之后，他就去搞职业教育去了。

  25岁那年，黄炎培为了办职教，曾和邵力子、张志鹤为学生编译了7万字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此书首列历代大事年表，次列地理、人种，再按各个历史阶段分章叙述，简明扼要，便于省览。在编译过程中，黄炎培对各种史料典故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令众人折服。

教育救国梦

  1891年，黄炎培母亲孟樾清病故，撇下他和两个年幼的妹妹。1894年，他的父亲黄叔才也撒手人寰。身为长子，他觉得自己应该对这个家庭有所作为。故而他下定决心，不再依靠亲友们资助生活，准备弃学做工，自己挣钱养活两个妹妹。于是，黄炎培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刚过18岁，他就被浦东南汇三灶周氏馆聘为私塾先生，开始挣钱，也由此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没有人知道那段短暂的勤工俭学生活对年轻的黄炎培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是，这段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他看到了勤工俭学的好处，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同时，这也让他萌生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办职业学校，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子，为社会培养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

  1916年1月，黄炎培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目是《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他用对比观察的方式提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他提出要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关键是要培养出“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劳动者。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1917年5月6日，黄炎培与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等48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8月20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这个学校开设的科目与一般学校大不同，设木工、铁工、珐琅、纽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这些专业大都是社会所急需。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上需要什么人才，他们就开设什么专业，教学与市场接轨，专业与就业相衔。

  中华职业学校的教学方式也有革新，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以突出其实用性和职业性。黄炎培亲自制定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的校训，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

儿子竟遭活埋

  黄炎培被人称为“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这两个称号他当之无愧。

  黄炎培一生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民国，连续多年的动乱时期，在他一生的主要阶段，他的任务只有两项，一是办学，一是救国。二者又相辅相成，办学是为了救国，救国之路唯有办学。

  1935年12月9日上午10点，北平各大中学学生3000余人齐集新华门前请愿。随后“一二·九”运动爆发。上海各大学学生成立救国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黄炎培儿子黄大能热情很高，他积极参加学生游行，并准备和同学们一道乘火车到南京请愿。夜间，大家都在做着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黄大能的任务是烧开水。时值初冬，寒风凛冽，灯光中，正在烧开水的黄大能突然发现父母相互搀扶着出现在站台上。见到儿子，黄炎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像嘱咐一个上战场的士兵一样叮嘱道：“蒋介石不可能让你们顺利到达南京，你们的前路十分艰险，望你嘱咐同学们，胆子要大，心要更细。而且，必须运用灵活策略。”说罢，他重重地握了握儿子的手，转身而去。

  黄炎培全家在上海居住期间，身处20世纪40年代的十里洋场，他却要求家里生活用品只能购买国货。他认为，爱国必须用行动，不能只是喊喊口号。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在国外留学并取得优异成绩，但是，他们都回到了饱经战乱的祖国，用所学知识报效国家，没有一个留在国外。

  1949年年初，国民党政权已是日薄西山，垂死挣扎。此时的黄炎培已经决意跟着共产党走，他的决定令蒋介石很是恼火，蒋介石派特务监视黄炎培的一举一动，还私下里派人带口信给黄炎培，希望黄炎培能跟他走。但黄炎培的拒绝让蒋介石恼怒，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发话了：“绝不能放过黄炎培的二儿子。”特务们依令而行，把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抓去，目的是想让黄家屈服。黄竞武在狱中受尽酷刑，被打断双腿，却宁死不屈。1949年5月18日凌晨，黄竞武惨遭国民党特务活埋。此时，距上海解放的日子仅剩9天。消息传开，举国震惊，毛泽东仰天一叹，特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做事不做官

  黄炎培有两个清名：不爱财，不做官。

  黄炎培一生兴学，不遗余力。他口才甚好，善于筹款，获捐甚多。但是面对各方资助，黄炎培不贪不占，不挪用不乱用，他甚至枵腹从公，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或许正因为如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他。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的一栋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炎培生日时友人的礼赠。

  辛亥革命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但他两次拒绝出任当时政府的教育总长。

  抗战中，黄炎培曾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民间募捐工作，人们看重的也正是他不贪财的声望。为此，黄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说华侨，为国家抗战募得巨款。但他个人依旧是两袖清风，家境困难时，他甚至卖字为生。

  “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这是黄炎培自明心迹的诗句，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但是，不做官，不等于不做事。1939年11月，黄炎培与梁漱溟、章伯钧等人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他与张澜、罗隆基、冷遹等人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会主席；1945年秋冬之间，他又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筹组了民主建国会，开创了中国政党建设的新局面，黄炎培也因此成为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很看重黄炎培在工商界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当他与黄炎培再见面时，就请“任之先生”出马办两件事：一是希望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二是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及早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后对待民营经济将不同于苏联，不能用斯大林“赶尽杀绝”的做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第二天，黄炎培就把三份草拟好的电报交给李维汉代发，分别向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工商界的朋友传递了这一信息。

  随后，周恩来两请黄炎培出山。面对共产党的诚意和盛情，黄炎培没有再推辞，他以72岁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成为四位开国副总理之一。他说：“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不做。我现在做事，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

流芳后世的“窑洞对”

  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毛泽东。

  其实，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据毛泽东说，他曾在上海听过黄炎培的演讲，只不过黄炎培对此事毫无所知。再次相见，毛泽东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共产党领袖了。在那里，他和毛泽东有过一次深谈，这次谈话促使他从延安回来后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延安归来》。书中有他和毛泽东的一段谈话，是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与毛泽东来往密切，两人的通信多达100多封，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

  1953年6月16日，在民建三届四中全会上，黄炎培有惊人之语，他说：“今吾改造旧吾，旧人学习新人。”他显然把自己列为旧人，要变旧为新，唯一的办法还是学习。随后不久，他到北戴河休养。休养期间，他专门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开始读《资本论》。用了20多天，他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然后开始读《列宁论》《卡尔·马克思》《联共党史》等。之后他还写了一首长诗，题目叫《马克思颂》，借此表达他读书的心得。他在诗中写道：“让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家/信仰他，纪念他，敬礼他/人人心里头/家家壁上头/一人，黑脸，美髯……”

  黄炎培和毛泽东的交往，趣事多多，最有名的一个是：黄炎培珍藏着据说是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特借来一阅，讲好1个月归还。然而仅仅过了1周，黄炎培就打电话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归还。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又过了几天，黄炎培再次打电话催要，毛泽东说：“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都沉不住吗？”到1个月期满，毛泽东让人把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用木板夹着送回，并严命当天零点前必须送到。毛泽东对黄炎培提前索帖之举评价为：“不够朋友，够英雄。”

  除了毛泽东，黄炎培在中共高层还有不少知己和朋友，像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等人，他们看重黄炎培身上的豪气，喜欢他爽直开朗而又方正有形的为人。他们都曾给黄炎培题字，以纪念这位敢讲话、会做人的老友。江泽民还为黄炎培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写了校名。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溘然长逝，享年87岁。

（责编　韩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