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新中国原子能决策会议始末

□孟红

上世纪50年代，国际形势异常尖锐复杂。帝国主义国家依仗手里掌握的核武器，推行核讹诈政策，动辄便以原子弹作威胁。人类和平时刻处在核战争的威胁中。面对霸权主义的核讹诈和核恐吓，1955年1月15日，党中央召开了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并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罕见的绝密会议，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拍摄照片。正是这次重要会议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我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而以这次重要会议为标志和象征的1月15日就成了中国核工业创建纪念日。

 

既藐视又重视原子弹

  二战期间美国首先研制并使用了极具杀伤力的原子弹，紧接着，苏联、英国、法国也都先后研制出了原子弹。美国凭借其拥有原子弹等核武器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经常对一些无核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讹诈，而一些无核国家、弱小国家也确实被美国等国的原子弹所吓倒。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没有被美国的原子弹所吓到，反而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实质上是起到了藐视原子弹的军事作用。毛泽东认为原子弹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一样，都是纸老虎，其依据是要辩证地看待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效应背后的局限性。得出如此结论的毛泽东在深层次的认识里，还有另外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毛泽东指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二是他认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降低了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非常重视原子弹，认为原子弹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又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就坚定有力地作出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原子弹”的战略决策。第一，毛泽东认为，掌握核武器可以洗刷中国百年耻辱，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来自国内外诸多威胁，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严重威胁。军事和外交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意识和观念使毛泽东对这种危险的感受尤为深刻。第二，毛泽东认为，拥有核武器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建国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十分恶劣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外来咄咄逼人的核威胁面前，如果中国人自己手里没有原子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处处受别人欺负的历史的悲剧就可能重演。而如果我们有了核武器，就能打破核垄断、击败核讹诈，中国才有安全感。因此，在建国初期的一些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毛泽东认为，现在“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因此，“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第三，毛泽东认为，拥有核武器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深知，中国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尽快走进国际社会，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他指出：“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帝国主义看不起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因此中国应该有原子弹，并尽快发展氢弹，事不宜迟、迫在眉睫，到了必须马上紧抓新中国原子弹事业的时候了……

  1954年秋，毛泽东决定接受苏联邀请并由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观看核爆炸试验。代表团规格相当高，除了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还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粟裕，总参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海军参谋长周希汉，还有陈赓，总共10人。

  临行前，彭德怀请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来给代表团的高级将领们讲讲原子弹的有关知识。8月20日，钱三强如约来到中南海永福堂。面对彭德怀和十几位高级将领，钱三强从什么是原子弹讲起，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原子弹的原理和构造。彭德怀和将军们听得十分认真，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还一一提问。

  9月13日，代表团来到达达托斯克，被安置在离核爆炸区不远的一个营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也在那里参观。苏军参加此次试验演习的有45000人。在观察核爆炸的时候，苏军给每人发了一个很黑的墨镜。17号演习结束，苏军开了一个宴会。在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把一个原子弹的钥匙，就是启爆的钥匙，亲自赠给了彭德怀。

原子能发展提上日程

  1955年1月14日下午3点，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里，坐着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还有主管建委的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他们是周恩来约来谈发展原子能和铀矿勘探情况的。周恩来全神贯注听取了他们的每一句话，详细询问了原子反应堆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条件等等。然后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对此做专门研究。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驻地丰泽园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李四光和钱三强以及刘杰也与会参加。这次会议极为机密，迄今在中央档案之中没有任何正式文字记载和音像资料。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以及当事人事后的回忆，可见这次会议保密之严格。

  这是一次专门讨论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没有秘书在座，也没有安排会议记录，会场气氛自始至终活跃而热烈。会议经过研究讨论，最后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这天，自然就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极为重要又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会议上，首先由李四光讲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详细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讲解中，他还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展示给领导们看。

  接着，刘杰向在场的领导展示了从广西采来的矿石标本。随即，他简单介绍了我国于1954年上半年第一次在广西发现铀矿资源的情况。当时，东北地质学院毕业的杨士文和曾卓荣，查阅了国内所有有关的资料，从中找到了两份有放射性矿物信息的报道：一份为伪满时期日本人富田达记述的辽宁海城大房身伟晶岩长石矿中发现有铀；一份为温州籍矿物学家南延宗、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磊伯记述的广西富钟县黄羌坪发现有放射性矿物。这年7月，根据资料，考察组带队赴海城和黄羌坪实地考察。两个月后，他们在黄羌坪果真找到了云英岩化锡石脉中强度很高的铀矿石。考察组如获至宝，把铀矿标本带回了北京并由刘杰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详细汇报……

  待简介完毕，中央领导人开始仔细观察铀矿标本，惊异这眼前看似普通的石块，竟会含有那种神话般的巨大能量，内心感到非常新奇。接着，李四光还做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

  在李四光和刘杰全面汇报完铀矿资源勘探情况后，面对牵系国家安危的嘱托，钱三强根据周恩来“通俗易懂”的要求，把自己丰富的核知识浓缩起来，对原子弹从最基本的讲起，即从什么是原子、原子核、原子能讲起，用最通俗的语言，向中央领导们做了讲解。而且还用自画的两张草图讲解了原子弹和氢弹的大体构造，并汇报了世界上发展原子能的过程（着重介绍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情况及研制“两弹”近况），汇报了中国现有的条件及近几年所做的工作，认为我国已经可以起步发展。钱三强努力把原子弹的原理讲得生动易懂，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听得明白，了然易记。

  当钱三强讲到攻破原子核发生链式反应所引起的震动，以及核物理研究成果将对整个社会发展所引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时，更加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注意和啧啧惊叹。

  最后，钱三强介绍了我国聚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情况。他说：“我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白手起家开始做的，几年的努力，应该说是打下了一点基础，最可贵的是集中了一批人，从个人的研究能力来说，并不弱于其他国家，还有些人正在争取回来。”他还特别谈到，在原子能科学技术方面，目前我们虽然还很落后，但是有党和国家的支持和强有力的领导，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有决心和信心赶上去。

  那时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经济力量十分薄弱，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十分落后。但新中国的领导者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认识到，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畅所欲言地热烈讨论一阵之后，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开始做总结性的讲话：“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略作停顿，毛泽东又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毛泽东思考着，充满自信、掷地有声地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出来。”

  接着，毛泽东深思熟虑地指出：“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接下来，毛泽东看了看在座的各位，发问道：“你们看怎么样？”稍许停顿后胸有成竹地强调说：“苏联方面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提供援助。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就在这次会议上拍了板。

  中国原子能事业就此拉开序幕。原子弹研制工作有条不紊、快马加鞭地展开了。从此开创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艰巨而伟大的秘密历程。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核武器计划，代号为02。1955年6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此后，制订规划活动展开，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有全国757位科学家参加，历时7个月完成草案。全称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提出57项重点任务，集中发展核科学等相关现代科学技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又一次明确指出，要发展核武器，要恢复中华民族业已丧失的自豪感。l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具体组织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

  1957年10月15日，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武器，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样品和图纸资料。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以。”

  1958年9月27日，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我国使用，现场举行了隆重的移交典礼。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该基地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仍属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钱三强任所长。人们称它是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的“老母鸡”。

  世事难料，风云突变。1960年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面对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一向有着豪迈志气的毛泽东十分气愤却极不服输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周恩来也坚定地表示：“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也是有智慧的民族，没有什么力量能压服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会难住我们。”

  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的支援。

  经过全国26个部委，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00多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终于走进核时代的大门，所有中华儿女扬眉吐气。这声巨响，震撼了世界，洗刷掉了中国百年来的耻辱，有力地打击了少数大国垄断核武器的阴谋，高扬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为我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为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国际地位基础。

  仅仅2年半后，1967年6月17日清晨，一架被人称作“空中美男子”的轰-6飞机从马兰机场腾空而起，迎着初升的太阳飞向罗布泊核试验场。8时20分，这架由机长徐克江驾驶的轰炸机在靶标上空投下了一颗氢弹，刹那间，一片白光亮彻天宇，罗布泊上空出现了一颗比太阳更亮的火球……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距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隔了2年零8个月，创造了世界最快速度。

  中国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之后，西方国家无不震惊不已，万分钦佩。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第二天，法国法新社科学编辑塞尔日·贝尔写道：“中国爆炸热核炸弹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再次使全世界专家感到吃惊，惊奇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个成就的惊人速度。中国人在核方面的成就，使世界震惊不已……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召回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外国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物理学家，他们在中国工业发展和核研究中起了主要作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1967年6月18日写道：“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4年，但是仍然没有实验氢弹……关于参加这项计划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这个计划很可能是钱三强领导的。”

  历史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建国初期毅然作出核决策是极其英明、正确的。为此，邓小平后来在谈到我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也特别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距1955年毛泽东主持的那次重要会议后近半个世纪的2001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非常感慨地说：“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做这样的决策？我们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这段话，有力地印证了建国初期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非凡魄力，也逼真地反映了中国科学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研制出原子弹的激动心情。

（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