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筹建记

□周新华

周新华，198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一直从事博物馆工作。2006年，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个大运河专题博物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多年致力于运河历史文化研究、运河文物的征集，以及大运河申遗宣传推广。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全长约1794公里，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隋唐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８个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及印度佛加大佛塔并称世界古代最宏伟的四大工程，更被誉为“迄今唯一活着、流动着，并发挥其价值的文化遗产”。

2005年，由杭州市牵头，沿河众城市携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序幕缓缓拉开。目前，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文本已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审核通过并予以受理。根据程序，今年8月前，世界遗产中心将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估，明年6至7月间，世界遗产大会将对大运河申遗项目进行表决。目前，大运河申遗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杭州至今保留着丰富的运河文化遗产，其数量居沿河诸城市之首，在申遗上有着独特的资源优势，一直是大运河申遗的排头兵。而中国唯一以千年运河为主题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无疑是杭州独具的资源优势之一，也为大运河申遗增添了砝码。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运河文化广场，毗邻大运河南端终点标志——拱宸桥。博物馆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建筑面积10000余平方米，展览面积5000余平方米，分序厅和“大运河的开凿与变迁”、“大运河的利用”、“运河畔的城市”和“运河文化”四个展厅等。目前收集、展出了上千件文物和史料，充分展示了大运河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不是一座单纯的、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它一方面是一个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和展现大运河自然特性、人文精华等各个方面的大型博物馆，另一方面又是大运河文物、文献资料等的征集、收藏中心和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和展示中心，同时结合运河文化广场功能又是运河旅游的中心枢纽和游客综合服务中心。可以说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是一座具有多样功能和多种特性的综合性运河文化中心。

事情的缘起

  2005年12月的一天，我和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陈文锦一同到浙南遂昌出差，此行是去论证遂昌汤显祖纪念馆的陈设方案。在路上，陈文锦跟我提起杭州拱墅区正在筹建一家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他们急需一位懂行的文博专家去担任常务副馆长，具体负责博物馆的筹建工作。陈文锦当时正担任该博物馆的筹建顾问，他准备向拱墅区方面推荐我，问我愿不愿意去。

  我当时正在中国财税博物馆担任布展专家组成员。而财税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已于2004年9月初步完成，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感觉像在“赋闲”。我当时还不到40岁，精力充沛，很想多做些事情。所以经过短暂的考虑，我决定先去拱墅区看一看，然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2006年1月8日，我带着一张杭州地图，一路摸索着来到了拱墅区政府。在见到区文广新局局长谢作盛之前，我已在运河广场上先看到了博物馆的建筑。这个建筑设计得很有特色，融合了古典与现代风貌，比较大气，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

  我向谢作盛递上了自己的一份简历，并谈了自己对博物馆筹建的一些设想。谢作盛也介绍了博物馆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初次见面，大家言谈甚欢。谢作盛对我的情况似乎也很满意，几乎当场就表态欢迎我来拱墅区工作。我当时说回去考虑一周时间再给拱墅区方面答复，事实上不到3天，我就打定主意了，决定接手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2006年2月28日，我正式到博物馆报到，同时也是第一个到博物馆报到的。

寻访大运河文物

  当时博物馆面临的情况是，一无专业人员，二无文物积累，只有一座空荡荡的建筑。而上级领导要求博物馆在当年的国庆节建成开馆。按常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履新伊始，千头万绪。于我个人来说，最主要的是，我虽然是学习历史考古，但是对运河的了解当时也不比别人多多少。来到这里之后我第一个挑战就是要恶补大运河的所有知识。当时刚好杭州市新推出一套《运河丛书》，大大小小共有8本，我当时就是没日没夜地读，花了3个月时间把它读完了。之后，就感到有些底气了。2006年6月10日是我国的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日，我还应邀在浙江图书馆办了个讲座，叫做“大运河的历史回眸和申遗前景展望”，反响非常好。

但博物馆面临最紧要的问题还是文物短缺。之前曾在报上刊登过征集运河文物的消息，结果只有一位叫罗金根的老人捐赠了一件清代香积寺塔东塔的石塔基，还被誉为“镇馆之宝”。我深知文物征集工作对于博物馆的重要性，因此，到运河博物馆报到没多久，我就开始了寻访大运河文物的行程。

  我寻访大运河的第一站是安徽淮北。这里是隋唐大运河所途经的一个城市。自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政治中心北移之后，隋唐大运河便日渐荒废，到现在已完全干涸。它之所以能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近年来当地村民在干涸的河道里挖出了不少当年运河沉船上遗留的瓷器，窑口非常丰富。淮北市博物馆闻讯后对河道作了抢救性发掘，尽管珍异瓷器已被盗掘一空，但还是找到了一处唐代石码头遗址和八艘木沉船遗骸，这一发现还入选了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6年3月中旬，我和特邀的顾问、浙江省博物馆古陶瓷专家蔡乃武二人坐火车辗转来到淮北。到达第二天，我们便去濉溪镇隋唐大运河故道遗址实地考察。河道已成通往河南永城的省际公路，路两旁满是一个个的盗洞。在路边一个村民家里，我们见到了几大筐他挖出的瓷片，粗略地看了一下，有越窑、龙泉窑、长沙窑、定窑、磁州窑等多个窑口的产品，还是有不小的史料价值。我们挑选了一些，准备在将来的陈列中展出。从这些晶光内蕴的瓷片中，或可依稀想见当日运河上繁盛的商运景象。

  3月底，我又出发赴扬州。这也是我有意的选择。扬州是古运河的滥觞地，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起点就在扬州。历史上扬州的漆器很有名，还曾成为贡品。通过江苏一个朋友的介绍，我在扬州征集到一件晚清的扬州漆器小屏风，上绘亭台楼阁图案，还嵌有九块婴戏、花卉瓷板画，很有地域特色。

  在扬州逗留两日后，我转赴高邮。高邮秦时置县，也是运河途经的古城。1985年高邮大运河段清淤时，曾在河中挖出数吨宋代铁钱，其中以南宋铁钱居多，版别相当丰富，有人戏称“河底挖出一个钱币博物馆”。20多年过去，这批铁钱散失殆尽，通过民间渠道总算了解到一些信息。此次在高邮，共找到178枚南宋铁钱。虽然历经800余年岁月，这些铁钱的品相仍非常完好，钱文清晰可辨。

  4月下旬，按照原先的计划，由时任拱墅区政协代主席赵树华带队，谢作盛与拱宸桥旧城改造指挥部副总指挥汪宝焕和我组成大运河博物馆文物征集小组，从杭州出发赴北京，打算从通州往南，一路沿运河走几个城市。

  通州是大运河最北端的城市。我们重点看了通州博物馆。博物馆就设在一个四合院里，陈列很简陋，但所藏文物不少，有元明清各朝古运河出土的铁锚，还有一件堪称稀珍的军粮密符纪折扇。但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建一座运河博物馆，所以这批文物是不可能转让或借展的。

  此后又到了天津北辰区，山东德州、临清、聊城、济宁等几个大运河沿岸城市。但由于关于运河的文物本就稀少，加上沿岸这些城市也多有自建一个运河博物馆的想法，此次北上征集文物，除了济宁市文化局表态愿意赠送一块明代临清大青砖以外，其余可以说是无功而返。

  此时，从北京传来了一个好消息。4月27日，通过杭州市委办公厅的联系，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答应为运河博物馆题写馆名，并让我们去取。得悉消息，我们立刻到乔石家中取回了这幅“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馆名墨宝（考虑到“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涵盖范围太广，此时的馆名已正式改为“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乔石的题字劲秀挺拔，为博物馆增色不少。

  鉴于此前我们过多依赖于通过“公对公”的渠道征集文物，在屡试无果的情况下，我受浙江省一个民间收藏家协会一名负责人的启示，向谢作盛提出，是不是可以转换思路，转向民间，通过民间收藏组织来试试？谢作盛同意了我的看法。

  于是我们通过浙江省收藏协会和杭州市收藏品市场这两个渠道，向广大的民间收藏爱好者发出了征集运河文物的呼吁。这一尝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不少曾经居住在运河边的民间收藏爱好者，拿出了许多收藏多年的历年运河中出土的文物，令人大开眼界。

  这些文物包括这样几类：历年来运河清淤治理时挖出的文物，如大关桥北河里出土的数万枚唐开元通宝钱、刻有“宣和六年”铭的宋代城砖等；与运河漕运直接相关的文物，如刻有“苏州府”字样的官斛、“日进千金”小升、验谷器等；与运河水运相关的文物，如印有“顺风快利”字样的清代船票、反映清代徽商与杭商水上竹木交易的水运货单；运河水上人家生产及生活的用具，如竹编竹葫芦、船用水桶、铜制船钉、铁制船篙等；沿运河城市的工艺美术品，如明嘉靖三年款临清大青砖、无锡泥人、苏州桃花坞年画、淮安铜暖炉等。

  短短的3个月时间，就征集到与运河文化有关的文物及文献1000余件，基本满足了陈列布展的需要。

布展攻坚战

  由于是国内第一家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加上那一年的“两会”上，刘枫等58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议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通过媒体的宣传，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尚未建成就已名声在外，而且早早地迎来了第一批重要的客人。

  2006年5月23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带队，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一行200余人来到杭州，实地考察了拱宸桥、运河文化广场和正在建设中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当时博物馆刚刚完成了序厅的布展工作，考察团成员们参观之后，对这个即将建成的博物馆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序厅的成功设计令我们筹建人员信心倍增。从2006年6月下旬起，运河博物馆的陈列布展就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但在准备布展之初，我仍感到困难重重。首先是博物馆建筑本身，它的外观设计无可非议，但由于设计师不谙博物馆的性质特点，将内部建筑设计得过于通透，存在相当大的安全隐患。外墙是一色的落地玻璃，从马路上可以一直望到博物馆的内庭。要调整是必然的了，但是又不能破坏博物馆建筑的外观，这个问题令人煞费心思。好在经过周密的论证，还是找到了比较好的、都能为大家接受的方案，解决了这个隐患问题。

  其次，比较大的挑战在于这个博物馆的陈列面积近5500平方米，展线约1000米左右，属于规模比较大的陈列，但留给我们的布展时间只有3个月左右，时间相当紧迫。

  正式布展的阶段，恰逢7、8、9这三个一年中最热的月份。当时博物馆已经招聘了六七个大学生，由我带领着这些几乎都是第一次接触文物的小年轻，开始了运河博物馆的布展工作。

  一开始，为了抢进度，是全线铺开作战。近1000米的展线，各个单元、各个版块的陈列布展同步进行。但很快发现这样有问题，容易顾此失彼。由于我是唯一的专业人员，但凡布展中遇到需要作出明确判断时，往往有两三个组同时找我，我纵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招架。于是我决定，把全体人员集中起来，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推进，完成一个算一个。这样一来，反倒效率提高，布展进度也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时间又紧，只好实行“五加二”、“白加黑”的做法，取消休息日，天天加班到深夜，甚至是凌晨。同时，因为时间紧迫，布展中的许多做法都是超常规的。一般来说，发现原先的设计图纸不对，应该重新做一套方案。但在当时情境下，根本容不得我们这般从容地按部就班。于是，就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我和负责陈列形式的总设计师在现场商议好修改方案，就以展墙为图纸，绘出修改示意图，进而负责展墙装修的泥工、木工、油漆工轮番上阵，有条不紊地作业；等油漆一干，布展人员马上着手文物与辅助图版的布置；最后是做好清洁，装上橱窗玻璃……几个回合下来，大家都心有灵犀，配合默契，都笑称自己是一条龙服务的熟练工了。

  2006年9月26日凌晨3时许（这是我们加班最晚的一次），当“沿运河城市”展厅的最后一块椭圆形展柜的玻璃装好时，大家都累得瘫坐在了地上。这标志着，运河博物馆的全部陈列已经布展完毕了。这距离上级要求的开馆时间，还提早了4天。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硬生生地完成了。

  2006年10月1日上午9时，作为2006年杭州市运河综合保护工程“一馆二场二带三园六埠十五桥”中的开篇之作，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让我们高兴的是，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开放之后，观众如潮涌入，还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陈展形式很新颖有趣，内容也很丰富。国家文物局评价说这座博物馆的建成开放，堪称开风气之先，填补了国内博物馆界的一项空白。听到这些评语，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