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西游记》的不解之缘

□霞飞

毛泽东是熟读《西游记》的读者，他对这部书中的故事非常熟悉，还善于运用《西游记》的故事喻事譬理，并时常做到学以致用。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对这部书作了不少精辟的评述。在他所写的文字、谈话、报告，甚至在诗词里，对书中的故事和角色形象都有很好的剪裁、穿插，恰当的应用。毛泽东是真正把这部古典名著读活的人。

少年喜读《西游记》

毛泽东从何时开始读《西游记》，现在已经无证可考。在他和他的同学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确知的是，他在读罢私塾和入新式小学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家里帮助父亲劳动之余，最喜爱读的书籍之一就有《西游记》。可以推断，他读《西游记》早于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入东山小学后，又多次读《西游记》，以致入了迷。在那个时代，《西游记》被认为是“歪门邪道”，客气的老先生们也称之为“杂书”，人们甚至认为，少年看这部书是极不好的事，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之说。但《西游记》中的精彩描写则深深吸引了毛泽东。在东山小学，毛泽东读完经书等课程之后，经常把《西游记》藏在经书底下偷着看。据毛泽东在东山小学的同学萧三回忆，那时毛泽东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便设法寻找各种书籍来读。这些书籍中，他特别偏爱读《西游记》，在读这部书时极其用功，也像“正课”一样圈圈点点，写上批语，记录当时的体会。毛泽东的记忆力很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大都记得清清楚楚，平时给别人讲故事，都能灵活运用。

少年毛泽东还有一个习惯：把《西游记》中的人物折成小纸人。他经常在课下，用废纸折孙悟空、唐僧、猪八戒……这种行为，是少年毛泽东对《西游记》人物的再创造，也表达了这位少年对神魔精灵的初始理解。他折的纸人不一定形象好看，但这肯定是他对《西游记》的一种温习和复读。

毛泽东14岁时离开东山小学在家务农。白天，他干一个整劳力的活儿，晚间还要替父亲记账，但精力充沛的他仍然读书到深夜。那时他读的书相当广泛。在他当时所读书籍中，仍然有《西游记》，并且是他最喜爱读的书之一。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有这样一段描述：少年毛泽东只要拿起《西游记》，就舍不得放下，常常看得津津有味，毫无睡意。他的父亲毛顺生和母亲文七妹带着弟弟毛泽覃住在隔壁房间，经常看见毛泽东的窗口还有灯光，就催促他早点休息。为了避免父母的催促，他经常佯装已经睡觉，却用自己床上的那条老蓝花布被单遮住窗户，不让灯光照射出去。毛顺生是个十分精明的人，一点点响声都瞒不过他，虽然看不见灯光，却听见了儿子翻书的沙沙声。一次，他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走到外边，掀开那块遮挡的被单，看见毛泽东还在读书，认为他浪费了灯油，一下火冒三丈，几步冲进儿子的卧室，一把夺过毛泽东手上的书，气冲冲地对毛泽东说：“哪里这样不听话，一夜熬掉我一盏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一份家当可能就败在你手里!”正当毛顺生要大发脾气的时候，文七妹走了过来，她站在丈夫和儿子中间，设法平息了这场风波。

在停学的几年中，毛泽东不读“四书五经”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成了他主要的精神食粮。《西游记》更是他最喜欢阅读的书。他不光反复读这部书，还对书中的人物有自己的评价。少年毛泽东就认为，唐僧心地善良，意志坚定无比，孙悟空敢想敢干，嫉恶如仇。他每天日耕夜读，对这部书百读不厌。《西游记》中的神话故事和形象化描写，对少年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文学启蒙教育。

最喜爱《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1927年夏，大革命处于低潮，中共中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毛泽东从汉口到湖南板仓杨家，准备告别妻子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儿子，去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此一去，前途凶险，生死未卜，但毛泽东却显得十分乐观、轻松，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

在难得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里，毛泽东给孩子们讲起了《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中描写了当时的情形：当习习山风吹来时，毛泽东一家人坐在禾坪上，毛岸龙还小，毛岸英、毛岸青已经懂事，便要父亲讲故事。于是毛泽东就给他们讲起了“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故事。岸英、岸青连忙坐在小板凳上，伏上爸爸的膝，静静地听着。听完故事，孩子们好不高兴。岸英捡起一截竹竿，在月光下飞舞起来：“我是孙悟空，我是孙悟空。”岸青跟在后面，口里也叫：“我要做孙猴子。”被抱在臂弯里的小岸龙，看见哥哥们这样高兴，也手舞足蹈起来。

毛泽东此时给孩子们讲“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故事，除了他自己喜爱孙悟空，觉得孙悟空对富于幻想的儿童来说，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外，还另有寓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在蒋介石的高压之下，要像孙悟空一样，敢于“闹天宫”，拿起武器，把旧世界砸烂。

《西游记》中的人物，毛泽东提到孙悟空最多。从武装反抗国民党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最喜爱谈的《西游记》人物就是孙悟空。那个时期，他十分推崇孙悟空的战斗精神。毛泽东率领红军上井冈山后，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毛泽东想到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他说：“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经常谈到孙悟空。他曾对董必武说：“孙猴子大闹天宫，把天兵天将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学孙悟空，大闹反动统治者的天宫……”20世纪50年代末，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显得格外从容、豪迈，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把孙悟空看作代表光明和正义的力量，世界上有了这种力量，世界上就有公道和正义。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肯定：这种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孙行者有很多，就是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倡导《西游记》中的一种精神

开创根据地、长征、抗战，都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艰苦时期。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对于他所熟悉的《西游记》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认为，整本《西游记》中，渗透着一种精神，这就是唐僧取经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是：认定一个目标后，就以百折不回的毅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虽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依然执著如初。毛泽东认为，这种精神是贯穿《西游记》全书的一条主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主旋律”。他把渗透《西游记》全书的这种精神，与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觉悟、意志、品格结合起来，古今结合，幻化成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环境下应该具备的信仰、意志、毅力、作风、胆识、智慧，以此来鼓舞人心，聚拢力量，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在艰难困苦中，毛泽东多次谈到唐僧取经精神。在中央苏区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同红军干部谈到，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推倒三座大山这一目标，如同唐僧师徒四人为实现西天取经的目标一样，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他十分赞赏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坚定信念，把这种对事业的执著信念引伸到革命实践中来。他鼓励红军干部战士，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长征时，毛泽东曾经用唐僧取经的长征，鼓励长征中的红军要有不怕艰险，认准目标坚定向前的奋斗精神。在延安，他说过：“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国内和平困难重重，毛泽东告诉共产党人及同盟者：“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

在艰难曲折时刻，毛泽东除了谈《西游记》中的唐僧方向坚定，不怕挫折，矢志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志愈坚外，还经常借谈《西游记》中其他一些人物，比喻当今，激发干部战士锤炼好的品格。他赞赏孙悟空有好挑战、反权威的战斗精神，有忠于取经事业、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无畏气概。他赞赏猪八戒在关键时刻艰苦奋斗。他赞赏白龙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古以来，凡是能够经受大的苦难的人，都是志向远大的人;志向远大的人，必是胸怀大志的人;立下大志的人，才能下深功夫;下深功夫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他用唐僧师徒取经精神鼓励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地为自己的理想信念而奋斗。

在重庆讲西游的深意

毛泽东不光熟读《西游记》，还善于将此书的故事运用到斗争实践中去。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建立了友谊，他们在一起谈话，十分坦诚，也十分轻松，他们谈天说地，话题非常广泛。然而，毛泽东和他们谈话，看似随意，却包含深意。有一次，毛泽东和一批民盟的领导人边吃晚饭边闲谈，毛泽东兴致很高，旁征博引，谈了一个小时主要讲的就是《西游记》。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突出赞扬孙悟空，说他好挑战，反权威，有战斗精神，还称赞孙悟空蔑视规范，洒脱无拘，喜欢自由。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都是针对当时蒋介石搞一党专制的，他用谈《西游记》故事的这些话，讲出了共产党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也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话题是讲孙悟空，但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个个都绝顶聪明，富有政治经验，他们不仅听懂了毛泽东讲《西游记》故事的深意，而且非常赞同共产党的政策。他们也补充谈《西游记》中的故事，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

  在当时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中心重庆，毛泽东和民主党派领导人轻松地谈论《西游记》，讲孙悟空的故事，以古寓今，风趣横溢，绘出了当代政治斗争的一幅妙景。

妙语譬喻《西游记》

毛泽东经常用《西游记》中的人和事来讲道理，妙语连珠，既风趣又易于理解和接受。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是他对《西游记》中故事情节深刻理解后创造的一句俗语。延安时期，毛泽东身边警卫人员回忆毛泽东在困难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么!只要我们上下齐心，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相信，革命总会成功的!”他用这句俗语表达的是在信念坚定基础上所产生的对克服困难成就事业的充分信心。他既承认有“火焰山”，又坚定地认为我们肯定能过“火焰山”，敢于斗争，也敢于胜利。他有足够的自信：在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就是毛泽东的意志，这就是毛泽东的品格。

毛泽东在讲到党性和个性统一时，也用《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来解说。他把唐僧师徒比作一个集体。这个集团有一个共同信仰，这是他们的共性，也是他们这个集团的“党性”。但是他们又都有个性。这个集团是共性和个性统一的。毛泽东说：“……讲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也就是信仰释迦牟尼主义，他们都皈依佛法，信奉佛教，对自己队伍的性质有清楚的认知和界定，这就是西行取经集团的‘党性’或者说是‘共性’。虽然这个团体成员有个性差异，但他们的‘党性’维系着团体的凝聚力。”毛泽东用这个例子说明，在共产党内部，应该是共性（党性原则）和个性的统一。每个党员有自己的个性，但每个党员都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这样的党才能团结一致，整齐步伐。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搞分裂，根本原因是他在党性上出了问题。他分析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时曾感慨地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他说：“张国焘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在总结高岗、饶漱石分裂行为对党组织的破坏作用的教训时，也举了《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例子。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认为唐僧集团“有坚强信仰”。“要看到他们有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毛泽东甚至直接把唐僧取经集团形容为“是个小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小党”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个“小党”有“党性”，我们共产党内的高饶二人则没有，他们连孙悟空、猪八戒、沙僧都不如。毛泽东发现了唐僧师徒这个“小党”成功的秘密：有共同的信仰。毛泽东在我们党发生不团结问题时，用《西游记》所描述的这个“小党”的成功，恰到好处地说明了“我们党”的“同类”问题，深刻阐明了党内团结的基础所在。

毛泽东在谈论《西游记》人物时，总是采取辩证分析态度，目的是使干部从中懂得更多道理。毛泽东对唐僧的坚定信念和坚韧不拔毅力赞赏有加，多次用唐僧取经精神鼓舞全党斗志，但他对唐僧的弱点也看得很清楚。“僧是愚盲尤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两句诗，是他对唐僧弱点的评价。他认为，唐僧分不清妖怪和好人，是蠢人，是瞎子。这种不分敌我的做法，肯定会造成很大危害。他希望广大干部学习唐僧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却不要学他的“愚盲”。对于自己最喜欢的《西游记》人物孙悟空，毛泽东也看到他的弱点——有点儿个人英雄主义。他希望共产党的干部要学习孙悟空敢于斗争，勇于奋斗，但这种奋斗，是在共产党集体中的奋斗，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

毛泽东分析《西游记》中除恶和行善的关系，形成了这样的认识：除恶就是行善。《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朵山群猴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中写孙悟空回花果山，把千余来犯人马打得血染尸横，道：“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百余。’比方果然不差。”毛泽东在读到此段时，在孙悟空的话旁边用铅笔批注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样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毛泽东批注中提到的“乡愿”，是指那种“你好我好他也好”，不问是非，不得罪人的处世哲学，俗话形容为“老好人”。古人也认为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其实并不好，《论语·阳货》中说：“乡愿，德之贼也。”意思是说，这种“老好人”，不是有德，而是假的德，是害德、损德。《西游记》中唐僧的言行就是乡愿的典型。毛泽东反对唐僧当老好人，赞赏孙悟空除恶求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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