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我们评论和纪念毛泽东，离不开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奠定了全党全国对毛泽东评价的重要原则和坚实基础。经过30多年的风云变幻，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决议》提出的原则和判断，像邓小平当时所讲的一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

□陈东林

  中央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关注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仍然坚持的“文化大革命”，又成为评价毛泽东的焦点。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此有暂时放一放的想法。

  另一方面，三中全会为61人冤案和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提出要处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已经揭开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盖子，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代表中央的结论，后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如果这个结论作得不好，也会引起思想混乱和党内矛盾纠纷。因此，中央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

 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新中国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次讲话，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时间紧迫，起草任务落在了“党内一支笔”胡乔木的肩上。

  邓小平对起草这次讲话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四次找负责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得到了全党全国的初步认同。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和党内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个讲话又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尝试和准备。讲话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任何直接点名批评，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语的办法。讲话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论上明确否定。

  胡乔木曾对此作过说明：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30年作全面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通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的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因此，国庆30周年讲话以后，全党全国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决策。

  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央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就着手起草，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宣布，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邓力群负责组织和交流工作。《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邓小平一开始就抓住了《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

  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根据胡乔木的设想，1980年2月，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份提纲。提纲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和第四部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重点。3月19日，邓小平第一次找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起草小组的提纲。他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条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邓小平还指出，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同时他又指出，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4月1日，邓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谈话，补充指出两条：“总的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以后起草《决议》的过程证明，邓小平一开始就抓住了《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而且有预见性地指出了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

  随后，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稿。6月27日，邓小平看了后找胡耀邦等人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不行，要重新来。”他强调说，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晚年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他还说，单单讲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随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起草小组开了三天座谈会，胡乔木作了八次讲话。他给毛泽东思想总结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依靠群众，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重写中，关于“文化大革命”部分，他总感觉写得不满意，就自己动手写，提出了一个“内乱”的新说法，解释说：“内乱”不一定是反革命。对于毛泽东思想，他也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解决了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同时肯定毛泽东思想的“互相打架”问题。

  第三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

  9月10日，起草小组写出了第二稿，采取主要讲正确方面的写法，大大加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分量，起点有很大提高。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再次修改后，10月作为第三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

  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进行了一个多月。随时集中反映有代表性的意见，写出各期简报上报中央，简报共写了1000多期。起草小组先分散在北京各组听取意见，然后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这是党内一次民主大讨论，焦点集中在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

  “文化大革命”虽已过去几年，但有不少遭受打击和冲击的人的感情偏激，出现了一些对毛泽东严厉批判甚至否定的言论。但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许多老同志更是以亲身经历说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无人可比的。

  此外，多数人是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的。有人从科学发展史上专门作了解释：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也算作毛泽东思想呢？这些同志不了解，在科学发展史上，凡是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理论”、“主义”、“定律”、“学说”，都指他对某一科学的新贡献、新创造，不包括他的其他思想和言论。也就是说毛泽东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是不矛盾的。

  讨论中的一些错误言论虽然是极少数，但言辞激烈，影响很大。讨论中还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是否暂时不作这个决议。理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写不写毛泽东思想，认识不统一，粉碎“四人帮”才几年，离六中全会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时间紧迫，也不能做一个妥协的混合物。担心仓促中作不好决议，引起争论，影响今后的建设，不如留待十二大以后去作。

  邓小平、陈云敏锐地发现了讨论中的偏向、偏差

  邓小平看了部分简报，敏锐地发现了讨论中的偏向。10月25日，他找胡乔木等人谈话，首先肯定了讨论中好的意见，然后严肃、尖锐地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

  “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这是邓小平13次谈话中分量最重的一次。他着重讲评价毛泽东的重大利害关系，要从党的大局出发，不能导致否定党的旗帜和历史。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如今，他以博大的胸怀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肯定毛泽东，是有资格的，是令人心服口服的。

  对于暂时不作决议的意见，邓小平认为，决议一定要作。他后来回顾其必要性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与此同时，陈云也发现讨论中出现了较大偏差。11月上旬，他两次找胡乔木谈话，针对讨论中一些人专攻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责任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泽东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党中央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三、毛泽东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泽东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总之，党内状况的形成，不是一个人所决定的，是个复杂的过程。

  陈云的话，着重点明了责任问题，成为邓小平讲话的重要补充：毛泽东犯错误，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前期不敢指出和批评，甚至迎合他，造成后来错误难以纠正的局势，也是有相当大责任的。陈云长期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人，曾经几次出来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挽救危局，他说这些话也有资格、有分量，同样令人心服口服。

  陈云提出把中共建国前后60年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

 4000人讨论的后期，胡乔木总结了讨论中的18条意见并进行说明，同时安排改写第四稿。但由于受讨论中少数言论的影响，起草小组11月22日写出的第四稿仍然加重了写毛泽东错误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邓小平对此不是很满意，要求继续改写。

 1981年2月，起草小组写出第五稿。调子有所提高，但邓小平看了后，感到仍然没有解决问题。3月9日，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中心问题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尖锐地指出，千万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我们犯错误主要还是因为没有经验，大家都有责任。3月18日，他再次坚定地指出：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肯不写。这是中心，是关键。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既写透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性质，又肯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个难题。正像胡乔木当时所说，压力很大，总感觉这样兜圈子兜不出去。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3月24日，邓小平去医院看望陈云。在谈话中，陈云提出了把中共建国前后60年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使邓小平长久思考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回来后，他高兴地对邓力群说：“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出了新的意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

  随后，邓力群去见陈云，陈云在四次谈话中更加详细地谈了他的看法。要点是：“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60年以来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60年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还回顾了遵义会议、西安事变、延安整风等重大关头上毛泽东所作的正确决断。他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邓小平：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稿子是个好稿子

  此后又经过一稿，1981年3月底，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七稿。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建国前28年党的历史部分。中央决定，6月召开六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在此之前，先把第七稿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一些老同志看，根据意见继续修改。

 1981年4月初，第七稿送彭真、徐向前、邓颖超等几十位老同志审阅，大家普遍肯定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为比较恰当。但是，仍有个别同志坚持自己在4000人讨论时提的不正确意见。

  4月7日，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说：“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他不为所动地说：有的同志不高兴，想不通，对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

  邓小平的决心使《决议》的起草圆满地解决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关键问题。从面貌一新的第七稿开始，进入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胡乔木抱病对稿子又修改了一遍。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一批老同志及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分为五个组讨论第七稿。邓小平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邓小平满意地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稿子是个好稿子。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会议经过十天讨论，充分肯定了这个决议稿，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如对“毛泽东晚期思想”认为不够准确。此后，起草小组又修改出第八稿和第九稿，决定提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决议》获得正式通过

  从6月中旬开始，第九稿提交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讨论，同时也向4000人讨论中的1000人及民主党派征求了意见。

  6月22日，邓小平在预备会期间讲话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了。”

  邓小平指出：“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这个评价用来评价邓小平主持《决议》起草工作，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也是完全合适的。

  邓小平在通过《决议》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掷地有声的讲话，言犹在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我们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

（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