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厚光，现代古律诗人，1927年8月12日生，湖南省益阳市人，上海法学院毕业。1949年4月在北平参军，任新华社四野分社记者；1950年10月转业到南京文联，从事戏剧改编和创作，兼任《文艺月刊》编辑，同时受聘于《南京人报》，主编《新戏曲》周刊；1953年华东地区戏曲调演中，获演出与剧本双一等奖。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于1956年下放到内蒙古劳动锻炼，从此踏上了一条坎坷而又漫长的人生苦旅；上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后，留落在吉林省镇赉边远的中学以操粉笔生涯终退。

我与田汉的一段文字之交

□李厚光 口述 鲍国民候中久 整理

缘 起

  如火如荼的1951年，我国文艺界掀起了宣传抗美援朝的热潮，演出了一批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戏剧。田汉创作于抗战之初的《江汉渔歌》，也由北京剧院与苏南大众京剧团重新排练演出。该剧以南宋抗金历史为背景，讲述一个以渔父为代表的爱国群众保家卫国的抗金故事。我应邀观看了大众京剧团在南京的首场演出，并参加了一个大型座谈会。与会者包括文化、艺术、教育、新闻等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当时因我年龄最小，资历最浅，没有在会上贸然发言，而是在旁仔细聆听大家的发言并认真思考。我认为该剧内容很不错，有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只是稍有微瑕，如能修改成为一个保留剧目，岂不是好上加好？

  次日，我到南京图书馆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便写了《我对〈江汉渔歌〉的几点意见》一文，投寄到了中国剧协主办的《人民戏剧》。和我同住的室友知道后说：“你好大的胆子，一个毛头小子也敢评论起田汉的剧作来。”是呀，《江汉渔歌》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演出了好几百场的名剧，曾经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如果真有什么缺陷的话，早就有文艺评论家写文章了，还轮到今天的我吗？而田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巨匠，一代宗师，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剧坛的领军人物，杰出的诗人。论地位，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我不过是一个吃大灶的普通文艺干部；论年龄，他长我29岁，时年我还不满24岁，的确是自不量力了。室友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也就不指望文章能发表了。

  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写该文的时候，我只顾把想说的话一吐为快，其他什么也没考虑。我的出发点是不愿看到剧中的瑕疵，损害田汉的名誉。至于我敬重他，则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的。我的一位语文教师曾与田汉是同学，我从他那里读到田汉的一些诗，因此对田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这两句当时大后方流传甚广的诗，就是田汉写的。

  稿子寄出几个月好似石沉大海，又不见退稿（当时长稿不刊退回）。一天中午下班，传达室的同志招呼我：“喂，小李，有你的汇款。北京的！70万（当时旧币一万元折合今币一元）咧！”

  刊物和稿费同时寄到，我忙迫不及待地翻开目录。拙文《我对〈江汉渔歌〉的几点意见》的题目居然是用三号黑体字印的，十分醒目。还有田汉写给我的一封信，附刊在拙文后面。他在信中说：“厚光同志，您的文章从北京转来，拜读过了，都是很好的意见……回去后我一定要大加修改，使《江汉渔歌》成为一个在今天或以后还能演出的剧本……实在很少人对这个戏的史实有过您这样细密的注意。”当时我看到这封信，既兴奋又感动，几乎掉下泪来。并非因为文章的发表，而是田汉的大家风范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与他的声望、地位如此悬殊，他都没有置之不理，我对他更加肃然起敬了。

  从此，我与一代文艺宗师田汉的一段交往便开始了。

初 见

  我与敬仰了多年的田汉一直没有谋面的机会，直到1953年9月我因事去北京，才到东四头条的寓所拜望了他。在见到田汉时，我很激动，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上前去：“田汉同志，我是李厚光，特来看您的。”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上下打量了一下，“你是李厚光，就是那个写文章评论《江汉渔歌》的李厚光？还是个细伢子呀，原以为你至少有三四十岁了呢。”田汉一句“细伢子”的湖南土话，立即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对夫人安娥说：“小李是湖南老乡，准备几个家乡菜，我们痛快聊聊。”

  我们聊着家常，田夫人剥了几个松花蛋，做了麻辣豆腐等四个菜，温了一壶酒，这在当时是很丰盛的了。饭桌摆在书房里，室里弥漫着欢畅的气氛。还是田汉首先打开了话匣子：“你对《江汉渔歌》的意见很正确，原打算重写，但两年多过去了，一直抽不出时间来。真想把行政职务辞了，自己拿不出新作品，尽对人家写的说三道四，也不是一回事呀!再这样下去，我的这支笔，快生锈喽!”他又说：“你还很年轻，要深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从各个角度去观察他们，我相信，将来你会有成就的。”

  我说：“来南京这三年，文联就我们那摊子事多，一天老是瞎忙。”“怎么是瞎忙呢？”田汉打断了我的话：“毛主席说的为工农兵服务，要正确理解。不是说，你写了工农兵，才是为工农兵服务了，关键是你写的东西，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就是为他们服务。现在，你有机会和艺人、剧场员工打交道，他们都是你创作的对象。他们中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农民种庄稼，离不开土壤，我们创作，也离不开土壤，我们的土壤，就是人民群众。再说，我还没有写过一个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难道能说我没有为工农兵服务吗？”

  田汉的这番话使我深深地感到，这是他对我的关爱。在这之前，我还把他看成文化部门的一位高级领导，现在感觉他不但是我的良师，还是益友。以前我也这么想过，没有写工农兵，不等于不为工农兵服务，但老是有种“左”的观念隐隐约约地支配着我，不敢肯定是否正确。听了田汉的话，我茅塞顿开，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观点，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这应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理解得最正确、最深刻的一番话。

  借着几分酒意，我的胆子壮了，对田汉说：“您是我们剧坛的领军人物，写下了众多的优秀作品，像《三个摩登女性》搬上银幕后，我就看了上海的首轮放映。但是，最喜爱的还是您的诗，特别是写于国民党监狱里的那首《狱中怀安娥》，我还能背。”早在20世纪30年代，田汉夫人安娥已是著名的词作家了。风靡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渔光曲》，任光作的曲美，安娥写的词更美，经王人美灌入唱片，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直唱到今天。

  听我背完后，田汉说：“那时我在吃官司，监狱里关的尽是左翼作家。可是，看守我们的那些兵，偏偏欢喜唱我们这位安娥女士写的《渔光曲》。”我说：“只要是好作品，就能感动人的。”“我是听那些兵唱了《渔光曲》，才写下这首诗的。1935年，你还是个蛮细蛮细的伢子咧!”田汉说。

  此时书房里的气氛更加活跃、欢畅了。我见他们特别高兴，自己也兴致勃勃起来：“我也很喜欢写写诗，只是写得不好，当随军记者时，写了十多首。”

  田汉眼睛一亮，“是吗，现在青年人只写新诗，原以为只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才捣鼓它呢。把它们抄下来给我们看看。”

  随军期间，我从《过黄河》写

起，一直写到《访问琼崖游击队》，共计18首。听了田汉的话，我兴奋地把诗统统抄了下来。田汉与夫人并肩看着，他还小声地念，念着念着忽然大声起来：“‘得得马蹄惊晓月，腾腾热气化晨霜’，好哇!好句，警句，颇有唐诗味道!”然后又对夫人安娥说：“你看，‘马蹄惊晓月，热气化晨霜’，惊晓月，化晨霜，多形象，对仗又工稳，出语天然，不露痕迹。什么叫好诗，这才是好诗咧!”

  田汉的一句话，让我坐不住了。他们接着往下看，一会，他又高声念：“‘一过西江山郁郁，再看南岭雾茫茫’，很有气势，难得的好句。看来，一个再有才华的诗人，不亲历其境，是写不出来的……你把自己认为满意的，再抄下几首吧。”

  此时天色已晚，我站起来，说：“时候不早了，等我回南京后，抄了再给您寄来。”‘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真是言之不虚，想不到今天交上了小李这个诗友。”田汉笑着站起来。他们夫妻双双送我到门外，紧握住我的手说：“再来北京，一定上家里来。”

  回到南京，仿佛还有一股热浪不时冲击我的心头，而致浑身发暖。一位文化巨人如此热情、平等地接待一个文艺小兵，真是令我没有想到啊！

重 逢

  我再一次见到田汉，是在一年以后的上海。1954年9月到10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华东地区戏曲调演”。除了地区所有剧种参加外，还有评剧、粤剧、汉剧等，演出了一大批新编剧目。华东京剧院参赛的《还剑》，由陈大护、金素雯、王金璐主演，获得了演出和剧本双一等奖。该剧是陈大护邀我合作，根据鲁迅《故事新编》里的《铸剑》改编的。

  《还剑》演出闭幕后，我就去上海大厦招待所拜望了担任评委会顾问的田汉。一见着我，他就笑着说道：“你对我的《江汉渔歌》提了意见，这回，我要对你们的《还剑》提意见了。”

  田汉快人快语，开门见山就说要提意见，表明他是一位心底无私、光明磊落的人。我心想，这辈子能遇上田汉，甚至成了忘年之交，是我的三生之幸与三生之缘了。我说：“这几年，因工作关系，对京剧有过较多的接触，虽懂得了一些，却只踏进了一只脚，还有一只留在门外。我只写了它的唱词，其他都是陈大护的成绩。”田汉说：“这个戏主要的优点，表现在剧情处理上的积极意义。《铸剑》的眉间尺是死了的，留下了宴之敖。眉间尺是一个才16岁的孩子，代表的是不可战胜的新生力量，怎能让他去死而留下老的呢?宴之敖主动做出牺牲，奋力拼杀，保护眉间尺逃出吴宫，很合理。唱词一听，就知道是你写的，很美，只是太雅了。昆剧到了现在，为什么观众很少了，就因为唱词过雅。我们说为工农兵服务，首先应该让他们都能听懂，否则就失去它的积极意义了。主要的缺点，在剧本的结构和角色的安排上。你想，全剧六场，却明显地分成了上、下两部分，旦角只有上半场的戏，下半场再不登场，一个名旦是不会演出这样的戏的，最好再加上一场。眉间尺脱险后，回到莫邪身边，向母亲陈述报了杀父之仇的经过，这场以旦为主，加上一段委婉动人的唱词，不失为一个补救的办法。一个团圆的结局，也符合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田汉如此坦率地提意见，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位长者对一个后生的关爱，我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永 别

  此后，我被牵涉到“胡风案”中，根本顾不上剧本的修改。

 1955年春节，我去武汉探亲，回宁不几天，再也摆脱不了“胡风案”的纠缠。1956年4月，我离开南京，下放到内蒙古，从此永远地离开了文艺界，踏上了一条坎坷而又漫长的人生之旅，无法再与田汉联系了。我不愿对一位曾经关爱过我的长者去说违心的话，又不可能对他坦诚诉苦，三年的交往，画上了一个十分不圆满的句号。

  不久，田汉的日子也渐渐不好过起来。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与周扬、夏衍、阳翰笙被打成“四条汉子”，被诬蔑为文艺黑线的策划者、炮制者、鼓吹者，遭受猛烈的批斗。随后，他被关进秦城监狱。曾在国民党监狱里坚贞不屈的田汉，此时竟被诬陷为叛徒。令人更没有想到的是，1935年他没有牺牲在旧中国的南京监狱成为烈士，1968年反而惨死在新中国的秦城监狱，成了冤魂。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与田汉的交往虽只有短短的三年，却让我终生铭记，其音容笑貌常在眼前。无论是在内蒙古草原还是在嫩江之畔，每于夜深人静，我总会回忆起他。如今60多年过去了，我离开了风华正茂的青年队伍，步入了耄耋者的行列，然而他的高贵品质和心灵却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成了我逆境中的精神支柱，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春秋。

（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