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曾是北大哲学系当年00001号学生，还曾是中央党校历史上的首批硕士生、博士生；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求索者，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长期从事学术理论研究，成绩斐然。

  2013年4月底，王伟光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王伟光：

从00001号学子到学术智囊

□余玮

“两个脑子”的“书虫”

徒步“长征”

  王伟光出生在辽宁丹东，他从小就喜好文学、历史，特别崇尚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代历史。具有初步阅读能力起，他就开始大量涉猎《红楼梦》《水浒传》《隋唐演义》《古文观止》等中国古典名著。他说，早年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文学家或历史学家。

  小学阶段，王伟光在北京市海淀区马神庙中心小学（现北京市阜城门学校）就读。当年，每读完一本书，王伟光就要讲给同学听。从家走到学校一般需要三四十分钟，每天上学与放学的路上总有一群同学跟着王伟光，听他讲《水浒传》之类的故事。

  初中阶段，王伟光是在首都师大第二附中度过的。当年，为争取多读书，他这个“书虫”在上第一堂课时，就把一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剩下的几堂课，老师讲老师的，我在书桌下面偷偷地看课外书。因每次考试成绩都不错，老师对我也比较喜欢，对我课上偷着看书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说：‘王伟光同学有两个脑子，他可以一边听课，一边看课外书。其他的同学如果有这个本事，也可以这样做。’”

  整个少年时代，王伟光一直梦想当一个作家。他有许多作文被作为全班或全校的范文推荐给同学，有的文章还被选入中学生优秀作文选。

  不久，“文革”这场飞来横祸彻底打破了他的梦想，中国进入了“读书无用论”和“白卷先生”的荒诞时代，王伟光已经无法在教室里安静地读书了，只能被迫中断了自己的学业。

  1966年11月16日，王伟光约上几个初中同学组成一个所谓的“红军长征队”徒步串联。他们背着行李，还有油印机、纸张、乐器等，从北京出发走到延安——沿途利用晚上时间给群众演一些小节目，发放一些油印毛泽东语录。在延安参观了10天后，他们乘车返京“复课闹革命”。这次徒步串联给王伟光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接触实际的机会，使他初步感到：社会是最好的大学，实践是最好的老师，要想有所作为，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主动接受火热生活的洗礼。正是这次“新长征”萌发了他上山下乡的初衷，“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到“北大荒”接受炼狱般的锻炼

  很多人不知道，王伟光这位高级领导干部是当年奔赴“北大荒”拓荒的历史见证人之一。1967年11月21日于王伟光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和数十万城市知识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黑龙江“北大荒”。

  “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啃着冰冻馍，雪花汤就饭。走着创业路，不怕万重难。吃苦为人民，乐在苦中间！”这是他们当年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当时，农场保持着过去解放军集体转业前的连排班建制，王伟光被分配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9团4连农工排4班。

  因为劳动好、守纪律、工作积极，加上文笔好，不久王伟光被群众推选为临时负责人，负责连队工作。然而，好景不长。一天，在王伟光外出联系工作时，“文革”工作组进驻连队，突然宣布他的家庭有问题，不由分说地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勒令他到“牛鬼蛇神”班参加劳动。

  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的王伟光并没有丧失信念，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手头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他不知读了多少遍，密密麻麻的眉批写满了书的空白处。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煎熬，王伟光以自己的表现重新取得群众的信任和组织上的赞同。他感慨道，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生活对人的忍耐力和毅力是一个极大的锻炼。

  1970年，王伟光调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9团政治部宣传股任理论宣传干事。职务的变化促使他开始接触大量的马恩列斯毛著作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书籍，于是和理论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两年后，王伟光被派到9连任支部书记、指导员。9连是云山农场的农业连队，有11万亩耕地，300多个职工和兵团战士。加上家属有七八百口人，还有一座几百名学生的中心小学校。在王伟光赴任之前由于经营不善，连队连年欠收亏损。到任后，王伟光大抓班子整顿、纪律整顿、财务整顿、生产整顿，特别是制定了与物质奖励挂钩的劳动激励制度，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第一年全连财务收支持平，略有盈余；第二年粮食产量丰收，盈利较多。为此，连队被评为全师的“农业学大寨典型”，王伟光本人也被提拔为农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

  整整10年，王伟光将生命中最宝贵的黄金时段献给了“北大荒”，他戏言自己是“春度北大荒”。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昔日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已建设成为了美丽富饶的“北大仓”，“王伟光们”谱写出了“北大荒”开发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忆及这段经历时，王伟光感叹：“‘北大荒’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生命旅途的重要站台，支边生涯是我青春年华的重要阶段。‘北大荒’10年使我由一个柔弱的初中学生锻炼成人，由幼稚走向成熟。”

北大“00001号学生”

的哲学生活

  1977年9月，党和国家决定恢复高等学校统一考试的招生制度。恢复高考的消息是迟来的春讯，直到当年10月以后才辗转传到黑龙江“北大荒”。

  恢复高考的一纸决定成全和造就了整整一代人。“报考时，我正在担任农场党委成员兼九队指导员，即将调到牡丹江农垦分局作干部工作。在别人看来，我的政治前程还不错，如果考大学就似乎放弃了政治前程。但为了实现上大学的夙梦，我还是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了高考。”

  当年，黑龙江省高考分两次，第一次是取得高考资格的考试，第二次是入学考试。因忙于工作，缺乏准备，王伟光当年是牡丹江考区最后一名取得高考资格的考生，此时的他强烈地感受到：如果不认真备战，就根本考不上大学，更谈不上圆大学梦。“因我是初中毕业生，从来没有学过高中课程，要在短时间内应对考试，只能死背书，背死书。在农场，干部不劳动是不行的，除了必要的会议以外（开会尽可能放在晚上），干部一律下地干活。于是，我利用一切工间休息时间背书、练习。”就这样，王伟光把高中课程全背了下来，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证号是00001。

  学术自由、崇尚民主、传播科学、推进创新是北大精神的集中体现，考入北京大学是多少年轻人孜孜以求的梦想。王伟光从入小学接受启蒙教育那一天起就憧憬北京大学，在上学时就把考入北京大学作为人生奋斗的一个目标。入学后，王伟光对4年的北大生活作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划：第一，抓紧一切时间读书；第二，尽可能听北大名家的课；第三，全方位地接受一切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

  当年，王伟光给自己规定了每天浏览一本新书的要求，同时也给自己规定了精读的计划，每周精读一本书。“4年北大生涯，我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外文史哲著作，以及各个领域的新知识著作。由于当时涉猎广泛，至今我走到哪里都可以信手拈来一些知识和典故。一些同志说我记忆力好，实际上主要是‘勤能补拙’的原因吧。”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知识的海洋里，作为一个与土地打交道10年的知识青年，王伟光就像一个饥饿的孩子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各方面的知识。

做马克思主义的“秀才”

  1981年，王伟光结合自己所学专业和功底，报考了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韩树英。

  这是恢复高考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招考研究生，准备时间只有暑假一个半月。更让王伟光着急的是，考试的内容不明了，考几门、考什么都说不清楚，导师也毫不熟悉。王伟光只能贪婪地全面复习外语、政治、哲学、文学，拼命汲取着知识，最终脱颖而出。1982年1月，接到中央党校的入学通知书时，王伟光十分激动。当时中央党校只有两个班次，一个是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再一个就是硕士研究生班。“我们是中央党校复校以后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我们这个班共28个人，其中有党员20人，编成一个党支部，归三部（即理论部，后改为研究生部）管理。”报到后，班主任杨宗禹找王伟光谈话，说经学校和部里研究，让他担任支部书记。

  到党校后，大家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希望多开一些课程，多学一些知识。为此，王伟光所在的支部向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冯文彬汇报了入校以来的学习情况，同时提出了增加课程的要求。冯文彬听后说：“学校领导十分关心你们这个班。校委决定举办这样的班次，目的就是要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秀才’、马克思主义的‘笔杆子’。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教材就是马克思主义原著，不一定要安排那么多课程。最重要的是自学原著，真正力争做到读懂并精通马克思主义，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说明并解决实际问题。给你们3年时间，要抓紧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毛泽东同志的书，多研究实际问题。”返回后，王伟光向同学们认真传达了这个精神，进一步修订了学习计划。“回顾起来，3年的读书生活是十分紧张的，许多同学连续几个寒暑假不回去探亲，舍不得放弃节假日，抓紧时间拼命读书、调查研究。”

  1984年底，王伟光以《马克思论人的本质和他的科学世界观的形成》的优秀论文一举获得哲学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王伟光在哲学教研室历史唯物主义教研组留校任教。

  次年2月，中央党校招收首届博士生，王伟光也着手报考。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伟光等3人成为中央党校建校以来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成为韩树英导师的开门弟子。

  考上博士研究生后，韩树英给王伟光布置了学习任务，要求他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通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精读当代世界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学科的代表著作，重点精读与研究方向相一致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相关代表著作。经过3年的潜心攻读，王伟光顺利通过了题为《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立足于经济分析》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不久，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理论泛土上成就学者型官员

  1994年，王伟光进入了中央党校的校委班子，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校委委员，从此走上了党校教学管理的岗位。

  山水相依的中央党校校园，满眼楼台掩映，草木葱茏，随处可见励志名训等文化景观，建筑风格不乏肃穆典雅而实用，规划合理而设施完善。然而，中央党校的主校园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原有的设备设施严重老化失修，已很难满足大规模培训干部的需要。为落实中央扩大办学规模、加大培训力度的要求，建设一流的党校校园，打造一流的学习生活环境，成为新形势下加强校园建设的重要任务。王伟光在主持谋划和组织校园基本建设的日子里，精心制订校园建设规划，建设功能齐全的教学办公区，建设相对独立的职工住宅生活区，并改选南校园建立研究生教育基地，使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王伟光以“管理科学化、服务社会化、保障现代化”为目标，大刀阔斧地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把计划经济条件下党校后勤服务模式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适应新形势要求，逐步具有党校特色的新型后勤服务模式。

  担任领导职务后，事务繁杂，需要处理的工作很多，但王伟光并未因此影响对知识的探求，他充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甚至在车上或飞机上也要看书或写作，主持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并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主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若干专题研究。

  王伟光对自己讲课的要求极高，他要求自己对基本理论和现实情况首先要吃透，然后要把道理说清楚，案例讲明白，高深的理论要通俗化，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要使大家听后有所收获，能够运用所学道理解决实际问题。为了力争良好的讲课效果，每在讲课之前，他反复修改、推敲讲稿，以达到既环环相扣、论证严谨，又脱稿讲课挥洒自如的程度。中央党校的学员都说，听王校长讲课是一种享受。

  “哲学应当面对现实，只有回答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它才有生命力，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出重大课题加以深入的开拓研究，才能真正地发展哲学。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概括，现实的哲学就是时代的哲学。时代哲学是时代矛盾的理论结晶，任何社会历史的哲学命题，都是针对该时代矛盾的尖锐化而提出来的。”这是王伟光选择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的主要原因。的确，哲学已融入王伟光的生命之中。在他看来，哲学不仅是科学、是学问，不仅是人生观、是智慧，更是思维方式，也是工作方法。这些年来，王伟光将深厚的学养用于管理实践，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以哲学智慧推动管理，用高洁人品带动工作”的工作理念和风格。 

寻求科研强院的

切入点与突破口

  2008年1月，王伟光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今年4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尽快适应新的岗位，他开始马不停蹄地进行调研。通过个别面谈、小组讨论、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或渠道，王伟光多方收集信息、了解情况，把握干部职工的所思所想，关注社科发展的热点、难点和焦点，寻找改革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王伟光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高层领导，而是把自己当作社科院的勤务员，积极为民解困、为民分忧，一切为了社科院的发展，他的付出赢得了喝彩，也赢得了声誉。他说，智慧出于实践，功劳属于集体，成绩归于群众。

  经过深入而广泛的调研与考察、充分论证，王伟光和社科院的党组成员们找准了问题，找出了症结所在，找到了中国科学院改革的突破口，于是他们针对问题，提出在体制上的解决措施，制订出可行的整体改革方案。

  “我院的中心工作就是科研，全院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科研工作来开展，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科研工作，都要以科研为中心，都要以是否有利于科研工作作为首要的检验标准。”王伟光说，一定要把科研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科院党组提出了科研强院的战略。“我们将加大对研究所的服务、倾斜、支持力度，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改革和创新科研体制、机制、方法，培育新的理论生长点，催生新的思想和观念，推动我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达到一个新水平，进入一个新境界。”王伟光表示，有信心通过调整、充实、整合，建设一批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和研究室。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也处于关键时期。王伟光很清楚，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社科院的繁荣发展既面临着新的任务、新的压力和新的挑战，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有利的条件。发挥好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使科学研究完全服从并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完全融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党和政府决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等各个环节中随时提供充分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持，提供有重要价值的咨询、论证和建议，这是中国社科人的心愿，也是王伟光的追求。为了共同的心愿，为了共同的追求，“王伟光们”在共同研究发展与改革的大课题，在共同撰写改革与创新的大文章，在共同努力科研强院的大事业。

（责编 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