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辜会谈”的前前后后

□唐树备 口述 杨玉珍 整理

“汪辜会谈”的背景

  1987年，台湾方面蒋经国宣布放开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两岸近40年来的隔绝状态被打破。放开探亲后，台湾的老兵就陆续过来了。但是，按照台湾方面的规定，台湾老兵到大陆探亲，要先由大陆方面开一个证明，证明他在大陆有父母，或有孩子、太太，这样台湾才批准探亲。另外，老兵要在大陆登记结婚，大陆方面规定要先由台湾方面出具一个证明，证明他在台湾没有结过婚；要领养子女，大陆也要了解他在台湾有没有子女、抚养能力怎么样，等等。

  这里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台湾和大陆有关方面出具的证件问题。因为台湾的证件上是“中华民国”字样，而大陆的证件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双方历来的做法是在政治上互不承认对方的证件，而是采取“视情采证”的办法。什么是“视情采证”呢？即政治上不承认对方的证件，但承认这个证件所体现的事实，根据具体情况来务实地解决问题，不因两岸政治上的分歧影响两岸老百姓实际问题的解决。

  台湾的证件到大陆来，我们是“视情采证”，大陆的证件到台湾去，台湾也是“视情采证”。但是到了1991年，台湾成立了“海基会”，并做出规定，大陆的证件一定要经过“海基会”的承认和盖章才能在台湾生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大陆的证件在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不能使用，要经过“海基会”的认证才能用，这是违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两岸之间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就需要谈。

  第二个情况，开放探亲以后，由于台湾当局拒绝两岸“三通”，奉行单向的开放政策，限制大陆民众与台湾的正常交往，在沿海地区就出现了大陆居民私渡去台打工的现象。有的大陆偷渡客被台湾当局抓住后被送回大陆，但送回来的方式很粗暴。当时大陆方面十分愤怒和不满，台湾舆论也有许多批评，所以这种问题必须通过两岸谈判解决。

  第三个情况，当时经常发生走私现象，很多挂着外国国旗的走私母船在台湾海峡中间停留，由小船把东西走私到大陆来。大陆海关去追这些走私母船，它们就往台湾那边跑，台湾有关方面又出面横加阻拦，说这是我的管辖范围，你不能过来。

  总之，开放探亲虽然是件好事情，但是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要由双方来讨论解决。这应该说是两会开始商谈的一个由来。

  再说说两会成立的问题。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大陆方面一直主张两党谈判，但是台湾方面一直不愿意两党来谈。鉴于两岸之间确实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就提出成立两个由双方授权的民间中介机构来进行两岸事务性商谈。1990年，台湾派后来任“海基会”第一任驻会副董事长的陈长文来大陆，转达了台湾当局的意见。我们尊重了他们的意见，同意先成立民间中介机构。台湾方面于1990年11月21日率先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运行），我们随后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基会第一任董事长是辜振甫，海协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汪道涵。在此之后，经过各方的不懈努力，双方确认了“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要共同谋求国家的统一”这一共识。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同意在事务性商谈中搁置对“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分歧，求同存异，从而为两会的接触、商谈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九二共识”的两会共识。

“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

  两会成立后，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和磋商，确定于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

  “汪辜会谈”能够成功举行，除了大陆方面的积极努力外，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李光耀的穿针引线下，双方商定两岸坐下来谈经济，但不是由两党来谈，而是由两会来谈，由汪道涵和辜振甫来谈，地点定在新加坡。

  在去谈判之前，海协会给汪道涵起草了一个发言提纲，时任国台办主任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汇报，获得原则批准。提纲里面包括大陆怎样保护台商的正当利益，怎样加强两岸能源、高科技方面的合作等。此外还有青少年交流、新闻界交流，等等。

  谈判在经济议题上进行得很辛苦。大陆方面虽然阐述了诸多的合作意向，但台湾方面却什么都不肯落实下来。究其原因只有一个，李登辉虽然嘴上同意谈经济，但实际上他并不想真的加强两岸的经济关系。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通过两会在国外的商谈，在国际上制造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影响。

  比如谈到台商投资保护的问题，海基会要求我们签订台商投资保护协议，保护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利益。唐树备回应说，我们一直对台湾投资持鼓励态度，1988年国务院已经发表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简称“22条”)，我们愿意听取台湾的意见，争取使“22条”更加符合台湾老百姓和台商投资的需要。我们同时也提出，大陆既然同意保护台商投资，台湾就应该开放台商到大陆直接投资，而不是只容许间接投资。如果台商以美国商人、日本商人的名义来投资，那么投资保护应是我们和这些国家和地区要商谈的问题而不是和台湾要商谈的问题。我们还提出，如果要大陆方面更好地保护台商来大陆投资的权益，台湾方面就应当逐步取消对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不能我一边保护，你一边限制，这样就成了相背而行了。还有，我们保护台商到大陆投资，相应的，大陆到台湾投资也应受到保护，两岸之间应是双向的，是平等互利的。但是，海基会在台湾“陆委会”的限制下，不同意开放台湾商人到大陆直接投资，也不同意逐步取消对台商投资大陆的诸多限制，更不同意开放大陆到台湾投资。台湾的做法是既想让我们单方面保护台商间接到大陆投资，又要继续对台商投资加以限制，台商可以去大陆投资，但大陆不能来台湾投资。由此看来，李登辉的目的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跟我们纠缠。

  “汪辜会谈”的三天里，其实主要是就两岸经济交流和合作的问题在争论，最后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关于其他具体的经济合作问题，都没有定下来，只在协议中立了个题目，说以后再谈。

  “汪辜会谈”一共签了四项协议。有两个已经在预备性磋商中谈好了，即《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唐树备和邱进益已经草签。还有一个是比较好谈的两会制度，即《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只有一个谈经济、科技交流和合作，还包括文化、新闻交流的一揽子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谈得最艰苦、最困难。

  通过协议的签订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大陆方面是非常真诚地希望能和台湾在经济合作上做点事情的，但是台湾方面不配合，所以最后在经济合作方面没有形成具体的协议。但不管怎么说，台湾方面同意要加强经济交流，而且写明这种交流应当是“互补互利”的，这也算开了一个好头，这也是1949年以后两岸第一次在经济问题上达成协议。所以，江泽民对“汪辜会谈”有一个重要评价，说“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效的，它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汪辜会谈”的幕后花絮

  “汪辜会谈”虽然进行得很辛苦，但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幕后花絮”。

  “汪辜会谈”前，我们给辜振甫准备了三样礼品：一样是吉林的野山参，一样是一把绝版的宜兴茶壶(只做一件，然后模子毁掉)，还有一样是文化部录制的一套名家演唱的京剧录像带。

  “汪辜会谈”签协议的时候还有一件趣事。因为汪道涵和辜振甫要在协议书上签字，就涉及到坐的时候谁在左、谁在右的问题。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左为尊，如果会谈是在大陆进行，当然好办，让客人在左，显示对客人的尊敬就是了。可是现在是在新加坡，两边都是客人，怎么办？台湾方面就提出来换位置。当时一共签四个协议，最后就决定签完两个协议后由两老对调一下位置。应当说，两位会长在签协议的过程中换位，牵动面不大，但是两老身后各自都有十来个工作人员，还有汪道涵和辜振甫的夫人，如果这样换起来，场面肯定会特别乱。唐树备就提议，要不后面的人就不换了吧，邱进益也同意。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很有趣的场面，汪道涵后面站的是海基会的人，而辜振甫后面站的是海协会的人，这倒无意中体现了两岸一家人的形象。

  两岸协商处处都体现平等，各方既有自己的坚持，也照顾到对方。比如在协议的字体方面，因为大陆用的是简体字，台湾用繁体字，所以每个协议都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两个版本，双方均在两个版本上签字。协议落款处还涉及日期的问题。大陆是公元纪年，而台湾是“中华民国”纪年，这该怎么办？后来协商的结果是，协议文本在汪道涵的签字下方用了公元几年几月几日，而在辜振甫签字的下方，只有月日，没有年份，但在协议文本外框的留白处，写着台湾用的纪年，但没有“中华民国”字样。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也为以后两岸商谈创造了惯例。

“汪辜会谈”一个多月后，

李登辉提出加入联合国

  虽然“汪辜会谈”迈出了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但是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即1993年6月，李登辉就提出要加入联合国。大陆方面对此当然坚决反对，随后两岸展开了外交上的重大较量。

  为了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大陆方面发表了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就台湾问题发表白皮书。这本由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台办一起起草，中央批准的白皮书，通过中国驻各国大使馆发往世界各国，阐明了我们对台湾问题的鲜明立场，与李登辉的分裂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李登辉提出加入联合国的要求可以看出李登辉在发展两岸关系上没有一点诚意，为什么还会同意搞“汪辜会谈”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岸之间确实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以及他想在国际上制造“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假象，妄想为他随后发起的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活动“鸣锣开道”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李登辉想借机巩固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势力。

  “汪辜会谈”结束后，海协会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汇报材料，经汪道涵和王兆国审定后，由王兆国代表国台办就会谈的结果向中央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签订的几项协议台湾到底能不能执行的问题（其中主要是《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因为这涉及经济合作的问题）。“汪辜会谈”虽然是一个民间性的会谈，但背后是两党在主导。国共两党历史上签过协议，但是有的没有执行，那么这次能不能执行？国台办给中央的报告认为，协议能不能执行取决于李登辉的政治倾向：如果他往民进党方面靠拢，这个协议就执行不了；如果他与民进党拉开距离，这个协议就可以执行。“汪辜会谈”后李登辉立即推动加入联合国，表示他向分裂中国的方向发展。因此，“汪辜会谈”重点讨论的经济方面的协议，由于李登辉的破坏最终没有得到执行。

  中央一贯要求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当我们与代表台湾当局的海基会打交道时，当然希望两会能达成更多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协议，并使这些协议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但由于李登辉的一意孤行，两岸协议最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除了台湾当局，我们更应当利用两会达成的协议或两会高层交流创造出的有利形势，去直接做台湾人民的工作。就台商来大陆投资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从法律上加强了对台胞投资正当权益的保护。因此，尽管“汪辜会谈”达成的经济方面的协议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但这并没有影响两岸经济合作的发展。不仅如此，在台商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也不得不逐步放松了对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

1998年举行的“汪辜会晤”

  到了1998年，两会商谈因李登辉访美已停止了3年时间。海基会方面一再要求恢复事务性商谈，海协会认为，事务性商谈时台湾方面总是拿管辖权等政治性问题干扰商谈进展，在《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列为以后另行商谈的一些具体经济合作的议题也一直无法提上议程。因此，经与时任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和汪道涵商量，由国台办请示钱其琛批准，主张两会进行“政治（经济）对话”。

  作为启动两会接触的第一步，海协会发函邀请焦仁和来厦门参加一个经济研讨会，见面以后再商量两会怎么恢复的问题。信发出以后，台湾方面提出反建议，主张由辜振甫率团来访。就这样，1998年10月，辜振甫率海基会代表团来大陆。和上次“汪辜会谈”不一样，这次只是会晤，不是正式谈判。

  1998年10月14日，“汪辜会晤”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汪道涵在会晤时阐明了大陆方面对“一个中国”内涵的意见，主张两岸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和“三通”问题进行商谈。辜振甫也代表台湾方面，阐明了对一系列政治问题的立场。

  双方在会晤后达成了四点共识：一是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二是进一步加强两会间的交流，包括两会负责人等多层次的互访；三是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将加强个案协助，相互委托；四是辜振甫先生邀请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

  “汪辜会晤”以后，唐树备和夫人梁文凤陪同辜振甫夫妇一起坐飞机到了北京。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同辜振甫见了面，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交谈。钱其琛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与辜振甫进行了交谈。

  辜振甫访问大陆后，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1999年6月27至29日，两会在北京商谈，就落实四项共识交换了意见，并就汪道涵9月中旬或10月初访台达成初步共识。可是，李登辉竟在10天后，也就是7月9日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公然抛出“两国论”，使一度缓和的两岸关系又一次跌入低谷。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汪道涵到台湾去，实际上是因为2000年他即将下台，他怕继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背离他的分裂路线，所以先把分裂中国的“两国论”抛出来，影响台湾民众，希图继任以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不要偏离他分裂中国的这个大方向。

“汪辜会谈”、

“汪辜会晤”的历史意义

  “汪辜会谈”已经过去20年了，虽然其中一些谈判成果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它毕竟打破了两岸不谈的僵局，正式标志着台湾当局长期坚持的两岸“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两岸终于可以坐下来通过平等协商、争取和平解决双方政治分歧的制度性协商新时代。在大陆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汪辜会谈”客观上促成了台商到大陆投资的大趋势，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逐步走向密不可分。尽管通过和平谈判来最终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道路是曲折的、复杂的、长期的，但“汪辜会谈”毕竟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而“汪辜会晤”也揭开了两岸政治经济对话的序幕，这是1949年以来获得双方授权的高层第一次正式面对面的讨论政治的对话。尽管双方意见有很大差距，但它开创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先例。政治对话和政治谈判，是争取两岸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必由之路，“汪辜会晤”对两岸政治对话的尝试和实践，当然有它的历史意义。如今，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已列入中共十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成为中共中央现阶段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汪辜会谈”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原载《纵横》2013年第四、五期）

（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