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胡乔木从1941年2月任毛泽东的秘书，直到1966年2月与毛泽东在杭州最后一次相见，在毛泽东直接的领导下工作了25年，以后也一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呕心沥血，竭忠尽智，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一生，我非常怀念他。

  叔叔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1961年以前，叔叔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和我谈话，更不会向我透露半点“内情”。唯有在“文革”中，他被软禁，也就是他自称为被“冷藏”起来以后，才有了更多的读书、看报、散步的时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叔叔家，他和我谈话多了起来，谈话的内容最多的就是他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日子。

 

叔叔胡乔木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日子

□胡贻志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利用民众渴望和平的普遍吁求向中国共产党伸出橄榄枝，连续发电三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大家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去重庆。毛泽东对抗战形势作了细致深入地分析，还是决定前往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以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听到这里，我插话问叔叔：“主席去重庆多么危险啊？安全问题怎么解决？”叔叔说，他也问过毛泽东，毛泽东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接着，毛泽东又满怀信心地说：“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是可以解决一点问题的。”

  叔叔说，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斗争这盘棋中的关键一着，可以说，它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这着棋，毛泽东下得非常高明。重庆谈判显示了毛泽东深入虎穴的大无畏气慨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确定去重庆谈判后，中央立即做了周密的准备和细致的部署。毛泽东不仅仅要叔叔做秘书工作，还要他负责领导重庆《新华日报》，把该报的言论和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协调配合好。毛泽东非常重视舆论工作，革命实践和舆论宣传就像他的左右手。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陈龙和叔叔一行五人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飞机前往重庆。毛泽东一行住在位于重庆郊区一座三层楼上的八路军办事处。每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叔叔都要聚在一起研究对策。

  8月29日，紧张的谈判开始了。这次谈判除去中间停顿了5天，历经三个阶段：前6天，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第二个6天，为实质性问题交换意见阶段，双方关于国民大会、解放区、中共军队、释放政治犯、日军受降等问题分歧很大，谈判很艰苦，斗争很激烈；最后14天为达成协议阶段，共43天。

  叔叔没有参加具体的谈判工作，他除了陪伴毛泽东之外，在重庆每天要通览当天的报刊，了解各界对国共谈判的反应，掌握社会的动向和时局的发展。

  叔叔说：“有人说，我到重庆是传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其实不是的，传达‘讲话’精神是何其芳、刘白羽的任务。我是负责《新华日报》言论工作的。”当时在《新华日报》负责写评论的胡绳回忆说，他写的每篇评论都经过叔叔修改，有的被删改得体无完肤。

  《新华日报》是重庆人民了解国共谈判的重要渠道。叔叔在报社编委会上讲，陈布雷要求国民党《中央日报》有关谈判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国共和谈之事的影响。毛泽东则要求《新华日报》有关谈判报道要多发评论和消息，尽量把报纸搞得影响大一点。

  叔叔在了解《新华日报》读者的情况后说，要扩大读者面，要增加发行量，吸引群众最常用的办法是办好副刊，改变脱离群众、板着面孔的样子。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新华日报》发了社论和号外，叔叔特别称赞号外发得好，形式机动灵活，有强大的穿透力。毛泽东下午3时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下午4时许，“号外!号外!”“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报童的喊声就传遍山城，整个城市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毛泽东虽然深入虎穴，但从容自若，从不放过接触各界人士的机会。叔叔随毛泽东、周恩来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冯玉祥和赫尔利，还广泛地会见了各界人士。通过会见各界人士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推动重庆谈判。叔叔对毛泽东襟怀坦荡、谈笑风生、旁征博引、妙语连珠的个人气质推崇备至，这不仅使谈判者无拘无束，同时，在风趣的谈吐之间又巧妙地表明他的态度。

  在此期间，上党战役打打停停，打了一个多月。叔叔说，在重庆，毛泽东十分关注上党战役战况，每天战况通过电台接连不断地送到他的手中。9月7日，敌十九军被围长治。10月5日，我军围城打援，全歼援军6000多人于屯留城。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对叔叔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们回去的希望越大。”毛泽东还说：“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和蒋介石谈判，决定问题往往不是在谈判桌上，而是在战场上的真刀真枪。他总是明里谈，暗里攻。”“他们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被称为《双十协定》。毛泽东10月11日上午9时偕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下午返回延安。

“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1981年6月，耗时一年八个月完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叔叔因为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累病了，住进三○五医院休养。看到他一篇接一篇地起草文件，我很想知道叔叔对自己的文字工作是怎样看的。我问叔叔，他文章写得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没有想到他毫不迟疑地说：“是在延安，在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年代。”他接着说：“那时，在战争条件下，在不停的转战途中，时间非常紧迫。我专心致志，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叔叔讲到毛泽东如何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时说，“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指导舆论。在转战陕北时，《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肩负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主要是社论）和广播电台三项重任。新华社一分为二，毛泽东把由范长江率领的“四大队”留在身边的“小分队”里，把报纸紧紧地抓在党中央的手中，及时有力地对整个战争进行指导。新华社的中心还是在陕北。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打电报，写新闻、评论，撰写和修改文稿有100余篇，达到了他一生中从事报刊新闻工作的高峰。

  1947年是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性的一年，叔叔在这年的5月19日到11月30日，挥笔不辍，先后写了《祝鲁西大捷》《破车难开》《蒋介石的秘密演讲录》《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蒋介石解散民盟》和为纪念十月革命30周年所做长篇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14篇新华社社论、评论和重要电文。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的声音对解放区和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而对国民党反动派则是沉重的打击。叔叔讲到自己每天行军，还要阅读电报，写新闻稿、评论和社论时说，那时处于大革命胜利的前夕，他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

  1948年7月29日至1949年10月1日，叔叔先后写了《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庆祝解放济南的伟大胜利》《北平解放》《庆祝上海解放》《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17篇社论和评论。一篇篇文章反映了当时胜利进军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乘虚直入，势如破竹的气势。

  1949年6月24日，叔叔被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

“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

小孩一块倒掉”

  叔叔参加了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七大”筹备的全过程，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八大、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会议文件的起草，参加了毛泽东讲话的整理和毛选的编辑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0几年，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听毛主席的话’这种群众性通俗语言，一般地讲讲是可以的，但是，像林彪那样，把毛主席的话说成‘句句是真理’，把这些话与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又说，“毛泽东思想中的‘思想’二字，不是动词，而是个名词，它的含义更像‘学说’这两个字。既然成为一种学说，当然有它的逻辑性。历史上无论哪位大学者，都不会把不合逻辑的东西放在他的学说里的，这是理所当然的。”

  叔叔讲，毛泽东思想是在革命实践和建设中形成的，它不仅集中了毛泽东自己的智慧，也凝结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比如，游击战术军事思想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朱德的话；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军事战略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其中“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句话是彭德怀在洛川会议上提出后加上的。叔叔讲，在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很重视党的民主建设。一些重要决定者都是集体做出的，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完善……

  关于“谁是主席”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我问过叔叔。我说：“听婶婶说过，叔叔书生气，认死理，常和主席争执，有时闹得主席很不高兴，愤然地说：‘到底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问您。”叔叔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文章需要反复地修改，一个重要文献的起草要经过一读稿、二读稿、三读稿，甚至十几稿的修改。修改中常常出现争论。我起草的文件较多，在中央领导人中，毛主席对我的稿子修改得最多，因此我和他的争论也最多。”“主席在修改文章上花费的力气很大，许多文章经主席一改，大为增色。我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受益匪浅。我为什么在有些问题上可以提出些意见供中央采纳，这与我和主席个人在工作上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但是，主席有些修改我并不同意。对于一些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我会多次陈述我的道理。然而，这些问题，主席往往也认为是关键，他也会坚持他的意见。所以，我们有时会辩论得很激烈，个别时候会讲些气话。一般来说，主席能听进不同的意见，我感觉他对我提出不同意见的精神是持支持态度的。”

  叔叔还说：“主席长期用我，是因为我草拟的文稿的思想观点大多数情况下能被他认可。主席信任我，是因为我比较正直、讲真话。”

  叔叔曾说，1979年9月，在起草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稿时，关于怎么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有分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错误非常令人痛心，当时党内外都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对毛泽东的那些错误应当讲清楚，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最好不讲。邓小平对叔叔说：“无论如何不能发表这样一个讲话，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还重复强调地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关系非常重大的问题。”

  叔叔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了“讲话稿”。但是，在起草新中国成立以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又出现了对毛泽东如何评价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

  叔叔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十分明确和坚定，从1990年初起，叔叔把一生最后的精力都倾注于《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怎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著作中，他在书中说：“毛泽东思想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至少在1927年到1957年这30年胜利的历史，跟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开的。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我们还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块倒掉。……”“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从来不是笔直向前的，在旧中国极端落后贫穷的基础上，寻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发生工作上的失误和发展中的曲折是难以避免的。仔细想一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上仍然是极为辉煌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节语中的一段话。“七十年”是叔叔晚年力主编辑的党史书籍，并在生命最后时光坚持审阅完毕）

  我翻阅叔叔的文章，回忆起叔叔在写“决议”时的讲话，更加理解了邓小平说“不能发表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的这样一个讲话”的深刻含义。

  1982年6月，叔叔作《七律·有思》共四首，其中第二首诗云：

  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

  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

  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

  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我领会到诗的意思是：叔叔少年时参加革命，后来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身旁，伏案疾书，竭忠尽智，做案头工作。虽然革命赢得了胜利，但叔叔回忆起曲折往事时，心情激动伤痛，云烟如火。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那些去世的人已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仿佛一天星影映在河水里，令人心潮澎湃。

  叔叔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我永远怀念他。

（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