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年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笔者从习仲勋辉煌业绩中梳理出他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时与两位藏族领袖结下深厚情谊的故事献给读者。

 

习仲勋与两位藏族领袖的深厚情谊

□叶介甫

相互尊重，合作共事

         甘肃南部藏族领袖黄正清，可说是习仲勋的至交挚友。黄正清（1903-1997），藏名洛桑泽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人。1920年，因他弟弟丹贝坚赞被选定为甘肃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祥（活佛）而举家迁往拉卜楞（今夏河县境内）。共产党人宣侠父于1925年至1927年来到甘肃甘南自治州，对黄正清进行启蒙教育，并对他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激发了黄正清的爱党、爱国情怀。

  1949年9月中旬，黄正清率部起义；20日，迎接解放军进驻夏河，夏河和平解放。夏河和平解放后，黄正清偕同副官黄立中、贾志丰和拉卜楞寺院七八个代表一块起程去兰州，与正在兰州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等军政领导会面。到兰州的那天晚上，在欢迎宴会上，习仲勋紧紧握着黄正清的手说：“久闻大名，初次见面。但很早就知道你的情况，就是没能联系上，现在好了，我们十分欢迎你，也算交上了朋友。”习仲勋满口陕西乡音和大西北乡情，使黄正清感到格外亲切。

  1950年1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黄正清被选为省政府委员，不久又担任农业厅副厅长，分管畜牧工作。3月，黄正清奉命到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再次见到彭德怀和习仲勋。习仲勋会前特地嘱咐黄正清说：“你现在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了，又是西北藏族地区的民族领袖，在会上要把民族地区的情况谈一下，我们共同把民族地区的工作做好。”

  在这次会议上，黄正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刚解放，牧区比较落后，人民群众习惯使用银元宝和银圆，不相信纸币，如果马上发行纸币，恐怕行不通；二是牧民为防野兽防盗，家家都购置枪支，有的一杆枪要三四百银圆。枪就是他们的生命，如果现在宣布收枪，会引起牧民群众的紧张不满，不利于稳定局面。黄正清提这两个问题时，不少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认为这些话是不该讲的。没想到彭德怀和习仲勋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些情况很重要。会上当即指示军政委员会立即通知银行，在牧区仍暂时流通银元宝和银圆，并宣布在牧区也不马上收缴枪支。

  1951年12月19日，习仲勋在黄正清的陪同下视察青海塔尔寺。考察中，习仲勋问农牧民群众愿不愿意土地改革？群众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不愿意。”一位年长者请愿说：“领导同志，塔尔寺周围几千藏族同胞把生产收获的麦草供寺院烧火做饭，藏族群众把供奉寺院麦草看成是他们神圣的义务。土改后，地分到每家每户了，寺院就没办法解决烧火做饭问题，所以请求不要土改。”

  习仲勋问黄正清：“是这样吗？”黄正清回答：“这里的寺院都是这样，吃饭靠周围群众供燃料。由于宗教影响，凡是寺院的事，群众看得很神圣，尽职尽责，历代如此。”

  回去以后，习仲勋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非常重视，经过研究同意了习仲勋提出的意见：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施行土地改革。广大僧众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感激，青海省的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

两人相识几十年

两次相拥而泣

  1953年春，黄正清参加了进剿马良股匪工作。马良解放前是临夏县参议长，解放后纠集国民党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川、青边界藏族地带继续与人民为敌，台湾方面也用飞机给他空投物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参加这次进剿的是解放军第十一师和几个骑兵团，剿匪总指挥部设在郎木寺，黄正清任剿匪指挥部副司令。黄正清到甘南之前，习仲勋将自己携带多年的一支勃克小手枪送给黄正清，并说：“带上它好护身，组织相信你能完成任务。”黄正清接过枪，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习仲勋还勉励黄正清：“这次去要大胆工作，发挥你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有事可以随时打招呼，不管外边说什么，你都不要有什么顾虑。”习仲勋还将从有关方面获得的情况坦诚地告诉黄正清：“现在台湾到处找你，给你空投任命状，还有一枚关防印记，一部电台。到甘南后，如果有人给你送来，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黄正清到夏河的第三天，果然马良派人送来一张蒋介石签署任命他为“守备司令”的任命状和一枚关防印记。他当即交给了西北军政委员会。

  随后，黄正清征得总指挥部的同意，借拉卜楞寺在甘、川、青边界藏区的宗教影响，把四川的若尔盖、阿坝地区、甘南地区和海南一带（青海南部地区）的部落头人及各方面的代表请到夏河拉卜楞寺来，并把西北军政委员会送来的礼品和毛泽东像分送给大家。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做大家的工作。就这样，黄正清首先争取了群众，切断了马良股匪与寺院、部落的联系，为进剿马匪打响了头炮。

  当时马良股匪有1000多人，经不起解放军的英勇抗击，不久即被击溃，其部属大部分成了俘虏。马良父子和副官逃跑了，后来也在距郎木寺100多公里的大森林的山洞里被抓获了。至此，这次剿匪获得全面胜利。郎木寺和夏河先后召开了两次庆祝大会，进一步安定民心，巩固政权。

  此时，习仲勋调政务院工作，他奉党中央指示在赴新疆的途中，发去贺电表扬，并表示慰问。

  1978年，黄正清参加刚刚恢复的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见到了因“文革”中断十几年联系的习仲勋。见面时，两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竟相互拥抱痛哭起来。习仲勋对黄正清说：“我们应当向前看，要高兴才是啊！”之后的一段时间，黄正清和习仲勋经常通电话、写信，来往更加密切。黄正清常汇报甘肃的工作情况和甘南藏族地区发展变化。习仲勋特别关心西北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他每次都嘱咐黄正清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鼓励他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91年10月20日，黄正清应习仲勋的邀请，千里迢迢到珠海看望习仲勋。26日晚17时25分，黄正清乘车来到习仲勋的住处。见到习仲勋，黄正清急忙迎上前与他握手拥抱，碰顶致意（藏族对亲人的礼仪）。黄正清高兴得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竟与习仲勋相拥而泣。习仲勋紧紧拉住黄正清的手来到一楼会客大厅，又谈起了革命旧情，他还给黄正清介绍特区的发展变化和开发前景，黄正清给他汇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真是越谈越开心，越谈越投入。

         1997年，黄正清逝世，享年95岁。他为藏民、汉民奋斗的光辉一生，广大人民群众永志不忘。而他与习仲勋肝胆相照、情深似海的情谊也将传为美谈。

与班禅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习仲勋与十世班禅在建国初期相识后就结下了忘年之交。俩人在长达40年合作共事中以诚相待，肝胆相照，情谊深厚，堪称统一战线方面的典范。

  习仲勋与班禅第一次见面是在1951年4月。当时，班禅应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率领堪布会议厅官员到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和协商。赴京途中路过西安时，班禅受到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习仲勋的迎接。

  当天晚上，西北军政委员会为班禅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宴会。班禅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有志不在年高”，班禅的爱国热诚和坦率豪爽的性格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1年5月23日，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等人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在达赖、班禅的响应和努力下，终于签定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2月15日，班禅返回西藏前夕，离开塔尔寺向青海省党政领导同志和青海人民辞行。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特命习仲勋为代表，专程前往西宁送行，并转达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对班禅的亲切关怀和良好祝愿。16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1000多人举行了欢送大会。习仲勋代表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欢送词，并同班禅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对班禅说：“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习仲勋还根据中央的精神讲了两条意见：一条是西藏一切工作都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上层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不同意的事不要办；二是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都对中央的方针表示坚决的拥护。

  1954年9月，班禅与达赖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达赖、班禅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秘书长。自那时起，习仲勋受中央的委托，一直负责同十世班禅联系。

  十世班禅作为共产党的忠诚朋友，刚直豪爽，直言不讳。习仲勋对班禅也是以心换心，坦诚相见。习仲勋常对班禅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嘛！”

  班禅说：“你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你了解我，你是为我好才这样说，这样做，我很高兴。”

  1962年5月，班禅写了一份《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即《七万言书》）报送周恩来。班禅在《七万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他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左”的错误的批评和如何纠正错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建议。周恩来让习仲勋研究后向他汇报。习仲勋看了《七万言书》，认为除了宗教方面，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激烈的言词。周恩来委托习仲勋去看望班禅，并同他交谈。习仲勋充分肯定了班禅敢于向党直言不讳提意见的可贵精神，同时劝他不要动气，不要说气话。班禅对习仲勋说：“你讲的我接受。你从小看着我长大，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又是朋友，你是为我好，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说明，我是真心为党好的。”

  后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亲自接见了班禅，听取意见。班禅概述了《七万言书》的主要内容，并反映西藏地区执行民族政策情况。周恩来听完班禅的报告后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三点上说，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说你说错的，统统要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也不是真正对你的爱护。接着对班禅说：“执行民族政策不够好的现象是可以很快解决的，要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会贯彻下去的。遇到民族问题，正确的态度是和当地党政领导交谈，也可以向中央反映，共同协商，把问题尽快妥善解决。”班禅对周恩来的谈话表示同意和拥护。

  6月上旬，班禅把《七万言书》报送中央，同时又会见了周恩来、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仲勋等，面陈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也亲自接见了班禅。

  中央和国务院对班禅的意见十分重视，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讨论研究，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最终形成了纠“左”防急4个文件，并报经国务院批准。

  8月13日至9月2日，西藏工委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周恩来、李维汉等领导同志对西藏工作的指示，讨论了如何贯彻上述4个文件的问题。大家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班禅也感到高兴，认为西藏工作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但是，时隔不久，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形势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9月24日至2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左”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在会上，李维汉被严厉批评为不抓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向班禅和喜饶嘉措等人妥协退让，一味迁就，搞投降主义；对习仲勋，主要是说他授意刘景范、李建彤写《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同时还说他在班禅《七万言书》问题上采取了迁就、放任的态度。

  自此以后，李维汉、习仲勋都被解除或停止了职务，接受审查；班禅和喜饶嘉措也都不断地受到批判。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14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班禅进行了批判，到年底，就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十年“文革”中，习仲勋和班禅都受到红卫兵的揪斗，长期关在监狱，接受审查。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世班禅和习仲勋的错案才先后得到彻底平反。

  之后，老友重逢，感慨万端。班禅对习仲勋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习仲勋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的。”

  1980年底，习仲勋从广东调到中央参加工作，分管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与班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友谊越来越深厚，俩人之间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

  1982年3月11日，班禅给习仲勋和胡耀邦写信，提出在适当的时候能到甘肃、四川、云南和西藏的某些藏区进行视察访问。习仲勋看了这封信后当即转呈胡耀邦阅示。次日，胡耀邦作了批示：“每年出去视察参观一二次，这个办法好。班禅今年外出视察，请仲勋、兰夫、彭冲同志商定……”这年夏天，班禅终于如愿以偿地到西藏进行了视察访问。

  7月10日，班禅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从幼年起一直是在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成长同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30年来，我遵照党的教导，在主观上总是要求自己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加强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在离开西藏前，班禅同西藏自治区党委交换了意见，对干部和宗教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新华社记者作了报道，习仲勋阅后批示：“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达赖、班禅问题，也就是一个宗教问题。而在今天又是对达赖、班禅这两个精神领袖的基本认识问题。对这两个人的态度确定了，依此才可作出对西藏地区的政策和方针。否则，我们就会思想混乱，方针不明确，因而引起政策矛盾，在工作中发生失误。”

  1989年12月28日凌晨，班禅在西藏主持灵塔开光典礼，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而英年早逝。噩耗传来，习仲勋感到万分悲痛，2月20日，他在《人民日报》著文深切悼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