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于伶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冯晓蔚

于伶（1907-1997），编剧、评论家、电影艺术家，原名任锡圭，字禹成，江苏宜兴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赴苏州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参加学生的话剧演出，为其戏剧活动的开始。后进北平大学法学院，参加了“左联”，为剧联领导人之一，并从事戏剧创作和电影评论工作，写了《腊月二十四》《夜光杯》《一袋米》等40多个话剧剧本。1949年随解放军渡江南下，参加接管上海的任务，任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后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局长，与孟波、郑君里合写电影剧本《聂耳》；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等职。

 

万里外的关怀

  话剧《花溅泪》1939年首次上演时，于伶写了一篇短文。文章最后有这么一段话：要是这次演出《花溅泪》能有成就的话，是一群一心地直接间接合作者的心血与精力累积的代价。我自己将以更热情来回敬热情待我者，以更努力来报答努力合作者。为了戏剧，为了爱定了演剧艺术，我愿出生入死地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孤岛戏剧运动里面。

  这是于伶在“孤岛”时期心情的真实写照。他曾将这些话写给当时在远方的好友夏衍，也写在《花溅泪》再版的题记中。

  当时匆匆写就，于伶并没有、也无暇去推敲这些话里有什么欠缺。

  时隔不久，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少文那里传来一句话: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于伶这篇文章，对最后一句话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决心可嘉。但是，“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孤岛戏剧运动里面”这句话，提法不妥，是情绪不健康、政治思想锻炼不足的流露。

  刘少文并没有对于伶详细转述周恩来讲这几句话时的背景和前言后语，只是郑重地转达周恩来的期望，希望于伶加强学习和思想锻炼。于伶紧握住刘少文的手，激动地说不出一句话。

  于伶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未作更多思索写下的普通几句话，竟引起中央领导的注意，而且这位领导人远在万里以外的重庆，身负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重任，日理万机，折冲尊俎，眼睛注视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胸中装着亿万人民的命运，案头堆积着千头万绪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将那睿智深邃的眼光射到敌后“孤岛”一角，抚慰着“孤岛”文化战线上斗士的心田，而不放过一点点黯淡的翳影。

  于伶当时还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景仰已久的领导人。他觉得自己的心情只能用“感激涕零”四个字，才勉强可以形容。

  这是1940年的事。

信任、挚爱、期望

  从那时起的五六年间，于伶时常从别的同志的转达中听到周恩来的声音。仿佛这位领导人并不是远在延安，也不在武汉或重庆，而是同样在这个大城市的某处石库门楼房里，关注着上海文化战线的斗争和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对他们充满信任和挚爱，对他们寄予期望。周恩来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密切联系，毕生如一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于伶自己的体会感受是最深切的。

  “八一三”抗日炮火纷飞中，周恩来要求上海文艺界尽快组织宣传队，走向华北、西北各个战场和华中、西南大后方，播撒抗日救亡的种子，动员各阶层群众投身抗战洪流。这个决策是富有战略眼光的。周恩来估计到战端一开，上海必难久守，迅速从这个全国文化中心向广阔的内地输送文艺人才，既免遭损失，又让他们施展才能，对抗战大业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

  这项艰巨而繁重的组织重任由于伶担负。他在连天炮火中夜以继日地奔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13个宣传队一一落实。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奉党中央之命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需要大批干部。上海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拟定了一个包括各方面干部的名单，上报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这份名单中就列有于伶的名字。周恩来对这份名单作了通盘考虑，认为凡是可以继续在外面公开活动的同志，不要进根据地。他建议于伶和王任叔先不要去苏北，更适宜去南洋，到爱国华侨中去办报纸、办剧团，开展爱国进步文化工作。于伶奉命很快去了香港，等办好护照即去新加坡。

  但是，于伶还没有等到他的护照，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军几乎席卷东南亚，去南洋的路程断了，香港也很快沦陷。于伶随一批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脱险来到东江游击区。周恩来根据形势变化，对他们的去向重新考虑。他指示于伶、柏李夫妇和章泯先到桂林暂住，以后待机取道上海进苏北根据地参加鲁迅艺术学院分院工作。

  香港沦陷以后，由于后方经香港到上海的交通也断绝了，一时又去不了苏北。同时，周恩来看到作为战时后方中心的重庆需要有一个大型话剧团以经常组织演出活动，以推动戏剧运动。于伶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夏衍一个电报，于伶立即赶到重庆报到。

  最擅于知人善任的周恩来正是从于伶的工作和创作中，逐渐认识他、了解他，才能及时为他安排最需要又最恰当的岗位。尽管一直到于伶来到重庆以后，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曾家岩的彻夜长谈

  1943年元旦是于伶那些年感到最激动的一天。不仅由于这是他离开“孤岛”又辗转香港、桂林后到战时首都度过的第一个新年，更因为这一天他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周恩来。

  那天，于伶随徐冰、夏衍从城里去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那里的新年联欢晚会。周恩来和邓颖超坐在同志们中间，跟大家有说有笑，就像大家庭中慈祥和蔼的家长。

  两人一见面，周恩来像老朋友似地跟于伶握手，轻轻摇了两下，说:“我们晚上找个时间谈谈，好吗？”于伶赶忙说好。

  联欢晚会结束后，周恩来要于伶同车回市区，到了曾家岩周公馆，已近深夜。

  周恩来请于伶在会客室坐下，寒暄一阵后，周恩来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你读过了吗？《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读过了，在桂林读过一遍。”“读一遍是不够的。这个讲话非常重要。”“是的，我一定再认真读读。”于是，周恩来详细阐述这个讲话对中国文艺工作者、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创作和学习方面的重大意义，也介绍了他自己的学习体会。尤其关于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转变立场那一段，周恩来结合自己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来讲述思想立场的转变过程，娓娓道来，如话家常。那些话，对于伶来说都很新鲜，闻所未闻，而又讲得那么透彻，那么亲切，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点点滴滴全洒落在心田深处。

  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孤岛”几年来的戏剧运动和文艺运动状况，关注许多留在上海的作家、教授、戏剧家、电影演员的遭遇。他问得非常细致，于伶一边回答，一边暗自惊叹:周公对上海文艺界竟如此熟悉，有不少人和事，连他这个在上海住了很多年，而且天天在文艺圈中打滚的人都差点忘记，交不出答案了。

  夜正长，话题又回到于伶近几年写的剧作上。他没有想到，周恩来竟能如数家珍地一一评说那些作品的成功与缺陷。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又说得委婉体贴，很能体会“孤岛”作者的甘辛。

  周恩来说:“你在《女子公寓》里写到一位进步女性要离开上海，到一个‘老远老远、很苦很冷的地方’去，大约就是指陕北了。那样写法很好。”“在‘孤岛’那样的环境，只能那样含含糊糊地写……”“我知道我知道。”周恩来打断于伶的话:“其实，观众一听就明白。”“是的，每次演出的时候，一到这地方，观众就鼓掌。”“观众是可爱的。”说着，周恩来望着窗外漆黑而阴冷的夜空，沉默半晌，似乎他的心已经飞越万里千山，飞到他熟悉战斗过的上海去了。

  山城的冬夜是寒冷的，于伶却感到融融的暖意。一夜长谈，如沐春风。周恩来对于伶既有鼓励也有批评；既有引导又有期望。于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刚刚来到重庆的第二天，在生平第一次见到周公的时候，就获得如此殊恩。

“没有生活积累怎么写”

  从此，于伶成为曾家岩周公馆的常客。他的公开身份是同司徒慧敏、宋之的、章泯等人一起领导新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党内职务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这双重身份都使他有更多的机会直接聆听周恩来的声音。

  1943年初夏的一天，于伶接到通知:周公要回延安参加中央的会议，行前约一些戏剧界朋友到天官府郭老住处聚一聚。

  每年一到初夏，重庆特有的雾季就快结束。雾季是戏剧界活跃的季节，它虽然给人们带来因潮湿闷热造成的不适，却也带来安全感。雾季过去，敌人的轰炸就该开始了。频繁不断的空袭，使话剧团正常的演出受到影响。

周恩来正是约大家来商量下一个雾季各个剧团准备演出的剧目。

  那天，人到得很齐全。可能是听说周恩来要回延安，虽然明知是短期的，也都怀着依依惜别的情绪。周恩来先回顾了“皖南事变”前，反动派封闭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家进步书店在各地开设的上百家分店；“皖南事变”后的一两年内，又禁了270多种戏剧和小说。正是郭老的扛鼎之作《屈原》，由冲破压力而崛起的中华剧艺社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了山城和大后方，给重庆的戏剧界带来新的生机。

  周恩来那炯炯的目光向大家扫视一眼，接着说:“下一个雾季中，大家准备演出哪些剧目呢？我想知道以后，安心去延安，让延安的同志也高兴高兴。”

  到会的人就七嘴八舌地报告了已有的新剧目和正在创作中的题材、剧名和构想，周恩来仔细地边听边思考，也随时插话，提些问题，发表点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且一再声明说是“仅供参考”。

  于伶讲了自己在桂林逗留期间就酝酿的一个新戏，是《夜上海》的续篇，剧名《杏花春雨江南》。他介绍了详细构思和分场结构，征求周恩来和在场朋友的意见，看值不值得写，可不可以这样写。

  周恩来又向他问了几个具体的问题，就笑着说:“你若是仍旧处在孤岛上海，你当然不可能这样写它；你若是在延安和根据地，你也不会这样写它。但是今天你是在重庆，据我看，你也只能如此着笔，只能这样来处理这个题材了。”

  于伶静静地听着，仔细咀嚼周恩来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话，却听得周恩来的声调转为高亢激昂：“你剧本里引用的诗‘遗民泪烬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是宋朝爱国诗人陆游的诗。今天的现实，是沦陷区人民盼望国军反攻，泪眼欲穿。可是，救民众于水火的呼声，是谁充耳不闻，一心制造磨擦！你应该写，要写好它!”

  满座肃然。于伶也沉入无言的激愤中。周恩来的话，岂只是对一个剧本的意见，竟是领导者的战斗号令了!

  这时，编剧导演史东山打破了沉默:“周公，这个戏我已经向夏衍讨了差使，我来导演，金山主演，请您批准。”

  周恩来笑着点头，连声说好。

  这一下，气氛变得轻松了。郭沫若说:“《杏花春雨江南》这个剧名好、美，有诗意。”

  于伶刚想解释这是一副现成的对句，词作家、编剧孙师毅却抢先说了：“我向各位宣布一个情报，于伶还有个打算，再写一个戏，剧名是同《杏花春雨江南》对着的，叫《骏马秋风塞北》，是根据沙汀的《记贺龙》，写贺龙将军的。”

  “老于雄心壮志不小。”有人高声称赞。

  周恩来却严肃地摇摇头：“光有雄心壮志还不成。”他转脸向于伶:“你没有战斗生活的积累，怎么写呢？沙汀的书，只是记下贺老总的几点印象。写书还可以，写剧本，不仅要能深刻理解和熟悉全面的贺老总，还必须深刻理解和熟悉他上下左右的人与事才行。这方面，在座的宋之的倒可以写报告文学，写写我们的几位老总，他到过我们抗战的前线。”

  没有生活积累，没有深刻理解和熟悉要写的人和事，就不要动笔。于伶一直牢记周恩来的这个教诲，他毅然放弃了《骏马秋风塞北》的写作计划。几个月后，他就同夏衍、宋之的一起合作写了《戏剧春秋》。

  20世纪40年代是非凡的十年、大动荡的十年，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人民力量与反人民力量的较量，大是与大非的抉择，都在这十年中见了分晓。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肩负着历史重担，风尘仆仆，呕心沥血。由延安到重庆，由重庆到南京、上海，又从南京回延安，没有安定的时候。他要率领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谈判；他要同民主党派上层人士频繁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他要关注战场形势，随时揭露蒋介石政府制造摩擦、制造分裂以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他要通盘考虑大后方和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斗争……在形势瞬息万变、头绪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他还抽空过问进步的文艺运动、话剧运动。他始终没有忽略文艺工作者这一支有特殊战斗功能的队伍。（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