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央视纪录频道承制的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从10月14日至16日在中央一套晚8点首播。纪录片展示了习仲勋光辉的一生，其中有一件往事是他在担任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时，积极正确地运用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亲自领导对青海“千户”项谦的统战劝降工作。劝降工作成功后，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说：“仲勋啊，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要高明。”

“千户”项谦受马匪唆使

与政府对抗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青藏高原，一举解放了青海省城西宁市，最终宣告了被称为“青海一霸”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马步芳在青海反动统治的结束。随后，解放军又乘胜追击，解放了西宁周围的十多个县城。然而，不甘心失败的马步芳手下残匪和国民党特务垂死挣扎，裹胁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又在青海边远城镇和农村山区搞了几场武装叛乱，妄图从大通、门源、互助、湟中、化隆、湟源等地分进合击，重新攻占西宁市，赶走解放军，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解放军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与当地人民群众一道，对武装叛乱分子坚决予以沉重打击，至1950年3月，青海多地的叛乱活动基本被平息，人心趋向稳定。但是，在平叛中漏网的马步芳残余军官马老五、谭腾蛟、马全彪、马成贤、谭呈祥和部卒400多人，随后流窜至青海贵德县昂拉地区，又设法拉拢昂拉地区的“千户”项谦，并密谋继续进行武装叛乱。

  项谦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生于青海贵德县昂拉地区，在他28岁时承袭其父兰宫太的昂拉“千户”之职。“千户”系封建世袭官职，直属省府辖制。项谦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昂拉部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昂拉地区共57个自然村，1100余户，约有5500至8000人。该地区除有少数回族、汉族人外，多数均为藏民。昂拉北靠黄河，与化隆隔河相望；南及东南与同仁、循化相接；中隔隆务河，西靠大雪山及尖扎草地；区内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山间仅有小道通行，山沟两侧多为密林、岩石、陡坡，行走困难。在军事上称为优势地形，易守难攻。

  项谦继任“千户”后，在国民党军阀马步芳统治时期曾组织属民抗税，马步芳曾先后3次攻打昂拉均不克，只好对其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一方面继续保持武力威胁，在军事上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许以物质利益，请藏族“总千户”华宝藏和活佛古嘉赛等前往疏通，甚至送上枪支、子弹等特殊礼物，最终将项谦请至西宁，并与其结为兄弟，同时委以青海省政府参议之职。从此，项谦与马步芳过往甚密。1935年6月24日，马步芳又委任项谦为保安第六区郭密保安团第三营营长，下辖8个保安队，让其相对独立自治昂拉地区。

  青海解放后，当地党和政府考虑到昂拉地区的民族关系和历史成因，我军管会为保一方稳定，曾明确宣布承认项谦的“千户”地位，昂拉一切照旧，项谦也表示愿意合作。但是，项谦与马步芳的高级军官马老五、谭腾蛟、马全彪、马成贤、谭呈祥和循化县刚察部落土匪头子宗吾加洛以前曾结为至交，这些匪徒曾多次发起过叛乱活动，对项谦影响较大。他们逃到昂拉后，不断煽动、挑唆和诱使项谦出任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委员”、“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以对抗人民政府。

  当时项谦共拥有匪众2100多人，其中外来土匪430人。解放前，昂拉地区官兵多，枪枝也就比较多。青海解放后，项谦又收缴了一部分散兵的枪，并在化隆、循化两县大量收买枪枝和弹药，所以，昂拉地区叛匪的枪枝是充足的。据有关方面统计，项谦共拥有长短枪2176枝，轻重机枪13挺，八二炮2门。此外，还有大量的军马等。项谦囿于阶级局限和自身利益，自恃武装强悍，处地险要，利用反革命武装力量，多次组织攻打解放军驻地、人民政府武工队，蚕食已建立人民政权地区。后来项谦胆子越来越大，竟然“走火入魔”想成立所谓的“青海小台湾”，给青海的社会安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习仲勋果断发出“禁打令”

  昂拉地区发生叛变后，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和青海省党政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北局认为：项谦在叛乱中既有其反动的一面，又有被人利用、可以争取的一面。在解决昂拉问题上，必须把民族问题同反革命叛乱严格区别开来；对项谦必须进行耐心争取和等待，在剿匪问题上，必须坚持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

  据此，身兼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多次提出，解决好昂拉问题，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共产党在青海及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顺利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会产生影响。

  从1950年9月到1951年8月，青海省委、人民政府先后6次派人劝降项谦，不仅毫无效果，而且其气焰反而更加嚣张，居然又进攻我驻军，杀我军民数人，抢我钱物，很多人因此沉不住气了，要求出兵。习仲勋答复：“千万不要打，可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

  喜饶嘉措在佛学界享有极高声望，达赖、班禅均尊之为师，蒋介石、杨森等无不待为上宾。青海解放后，他担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经常为民族事务奔波出力。第七次劝降由他亲自出马，可项谦竟将喜饶嘉措大师晾在一边，置之不理。9月1日，青海省又派出藏传佛教领袖班禅的代表和塔尔寺代表一行10人，手持班禅等人的联名信，前往昂拉进行第八次劝降，可项谦竟以辱骂作答，罚劝降代表在太阳底下暴晒3个小时，且派人持枪埋伏在路上，企图谋害劝降代表，但因密泄未遂。

  项谦的大逆不道，引起正在西宁参加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的各千户、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首领的公愤，强烈要求政府出兵剿灭项谦。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也坚决主张打，并打电话报告习仲勋，请求出兵，并言已做好出兵准备。

  “不谋全局者不可谋一域，这将严重影响到中央的民族政策，所以不能打！”青海省委作出攻打项谦的计划被习仲勋断然否定。当时，国民党敌特正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民众的谣言，项谦也是藏族人，如果解放军此时在青海对项谦兴师动武，正中其下怀。所以习仲勋立即打电话给张仲良反复叮嘱：“对项谦，要采取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政策应该更为宽大。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也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动。”习仲勋还强调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部落开头一枪是很难决定的，即使打了胜仗也伤民族感情，会陷自己于被动。

  接到习仲勋指示后，青海省委马上对出兵叫停，包括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等先后进行了第九次、第十次劝降，但项谦竟集中近2000骑兵向劝降代表示威。而后，又先后进行了7次劝降，可项谦依然故我。

项谦最终向人民政府投诚

  经过17次劝降，项谦不但不幡然悔悟，还肆意凌辱甚至企图扣留、谋杀政府派去的代表，明目张胆地抗粮抗税，不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阻止人民解放军和政府工作人员进入昂拉地区，强迫群众大面积种植鸦片，外出贩卖换取军火；四处抢劫，残害群众，数次聚众千余人袭击人民解放军和武工队、工作组，杀伤解放军官兵。至此，受害地区群众和全省各族各界人士多次上书青海省人民政府，要求迅速肃清昂拉叛乱。昂拉地区藏族群众也对项谦的横征暴敛、倒行逆施义愤填膺。其时，项谦集团内部也矛盾重重，心怀异志。其参谋长、隆务寺经师诚勒活佛就主动脱离昂拉部落，到西宁反映情况。鉴于此，青海省委根据西北局和中央指示报告中共中央，拟于1952年4月下旬进剿昂拉匪部。4月13日，中央指示：“昂拉匪部经17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并同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

  4月21日，青海省委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精神，为肃清日益猖狂的尖扎昂拉地区残匪、巩固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特决定剿灭尖扎地区的以马全彪、韩起禄、项谦为首的“反革命武装”。决定还要求，在剿灭进行尖扎地区残匪中，必须严格执行民族政策：一是切实保护寺院，不得侵犯寺院丝毫利益。二是收缴一切持枪抵抗者的武器，如在家或带枪行路未向我抵抗的武器不予收缴。一般匪俘送交尖扎工作委员会教育后释放；捕获匪首由政府按罪恶轻重分别判处。三是对项谦及藏族匪首的财产一律不宣布没收，由工作委员会领导聘请部队及藏族代表共同登记，予以保护。部队及任何人不得乱拿财物，以利于稳定其他“千百户”。总之，政府还是想尽量争取项谦，只要项谦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予以宽大处理，并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千户’职位。

  5月上旬，解放军发起了清剿的战斗，马步芳手下的高级军官马老五、谭腾蛟、马全彪、马成贤、谭呈祥等残匪和项谦的多数部下被抓被歼，项谦本人则丢下家人，逃到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尖扎工委当时制定了两个方案：一是派人前往项谦躲藏的森林中，继续做工作争取他归顺人民政府。二是如果争取不成，另派兵将其杀之。

  习仲勋得报后及时作出指示：“我们共产党不能这样做！准备杀项谦的人是否派出去了？如已派出马上召回。我们过去17次争取项谦，以至于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为了更多的藏族头领，也主要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尖扎工委接到习仲勋的指示后，便改变了准备杀项谦的方案，派了11名被宽大释放的项谦部下及家属带着《青海省告各族人民书》及其家信劝降。由于大势所趋和共产党的宽仁弘肯，项谦见人见信，老泪纵横，终于在l952年7月11日下午带着10个保镖下山回到昂拉地区，向人民政府投诚，并交出长短枪16支、子弹2580发、望远镜一架、马5匹。从此，项谦的“青海小台湾”彻底被捣毁，昂拉的“平叛剿匪”工作取得圆满胜利。

  项谦归向人民后，习仲勋于7月17日电告西北局并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地稳定项谦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其顾虑，争取长期靠我。项谦如目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强，就让他住在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7月21日，西北局电告青海省委，要切实按习仲勋同志指示办。项谦回到昂拉自己家里，看到人民政府对他的财产和家人都保护和照顾得很好，尖扎区人民在政府的领导下安心进行生产，深受感动，主动找尖扎工委书记王鹏远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愿意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改正错误，与土匪脱离关系。

  1952年7月31日，项谦又来到西宁，受到青海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在接见项谦时明确表示，对其既往不咎，保留其“千户”职位。张仲良还向项谦讲解了有关党的民族政策的许多具体问题。8月7日，青海省协商委员会召集各族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对项谦归向人民表示欢迎。项谦在西宁期间，还参观了洗毛厂、民族公学。8月10日，项谦从西宁起程去兰州，参加了西北民族学院干训班毕业典礼晚会，会上项谦向习仲勋以及甘肃党政负责同志敬献哈达。8月11日，习仲勋为欢迎项谦举行招待宴会。席间，习仲勋关切地询问项谦：“为什么过去劝告你回来，你不过来，这次才回来？”项谦说：“没路可走了，我原来想，回来后你们会杀我的。”习仲勋当即说：“不会的。我们希望你下决心立功赎罪。你回来，人民是欢迎的，今后再不要受特务土匪的欺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共产党宽大为怀的政策让项谦深受感动，他在《青海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向人民的感想》的文章，对自己受青海马步芳匪特拉拢、利用、煽动，走向反动，对抗政府，危害人民的罪恶深表忏悔。他说：“我的罪恶之大，杀了头也不足以消除的。”对党和人民政府反复争取他走向光明，他深表感谢：“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典，我将永远感激。”

  项谦归向人民后，1953年6月当选为尖扎县县长，以后又担任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副主席（副州长），青海省政协常委，协助党和政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9年3月12日病逝，享年55岁。

  西北局、西北军区和习仲勋争取项谦的成功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重视。中央先后转发了《尖扎工委在昂拉地区工作的经验》和西北局《关于平息昂拉、西吉等少数民族地区叛乱的报告》，认为这些经验是成熟的、正确的，各地党委都有认真一读的必要，特别是民族聚居和杂居区的党委更应详加研究。

（责编 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