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友 一提起“敢为天下先”这句话，许多读者就可能会想到温州人，似乎这句话是温州人的专利，就像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一样。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一大批温州人发扬“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艰苦创业精神，不惜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排除千难万险，掘得了千金万银。于是乎，“温州人的头发是空心的”、“温州人的手是会种银的”、“温州人的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滚动”，这些赞美之词溢嘴而出。温州，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名，还是一种富有的象征，一种商业的文化，一种创业精神的载体。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温州模式”，更是一度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样板。 “温州模式”的形成和演变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的东海之滨，南面与福建省相邻。总人口760多万，土地总面积11700多平方公里，下辖鹿城、瓯海、龙湾、乐清、瑞安、永嘉等3区6县。温州在古代属于瓯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属闽中郡，西汉时为东海王（也称东瓯王）的领地，到东晋明帝太宁元年，温州为永嘉郡，直至唐高宗上元二年，才真正得名为温州。 温州人自古以来就崇尚做买卖，较早从国外引种了番薯。上世纪初，温州商人吴百亨生产的“擒雕牌”炼乳，胜过了独霸中国市场的英国“飞鹰牌”炼乳，1930年还获得西湖博览会特等奖。温州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其中温州民间制作的瓯像、瓯塑、漆器、黄杨木雕等闻名中外。 新中国成立后，温州企业也经历了从私营、公私合营到国营国有、集体、民营企业并存模式；农村，从分散的农户、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到乡（镇）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从以粮为纲到多种经营；市场，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在这些沿革过程中，一直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形成“温州模式”。 几年前，笔者曾采访过20世纪50年代的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全国第一个“包产到户方案”的提出者，后任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李云河（前几年已退休）。李老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温州与温州人有关的情况。1956年3月的一个大雪天，主管温州永嘉县农村工作的副书记李云河在办公室里呆不住了，因担心农村的庄稼被雪压坏，便带着县委农工部的干事戴洁天来到永嘉县第一个集体农庄——潘桥集体农庄检查工作。当他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潘桥集体农庄时，看到田野里成片的油菜上盖着厚厚的积雪，把油菜的枝头都压弯了，他们就捡起了一根竹竿去打掉压在油菜上的雪。后来他从农庄一位参加打雪的跛脚老人那里了解到，潘桥集体农庄由于职责不清、人浮于事、干部瞎指挥等原因，严重影响了庄员的生产积极性，庄员们强烈要求搞单干。 经过多次调研，李云河、戴洁天从前苏联专家编写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中借鉴了一些经验，便来到当地比较贫穷的燎原生产合作社，在全国最早开始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试验。由于这一做法“严重犯上”，使李云河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戴洁天被关进监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家陈康瑾、高光为其写了《大梦谁先觉》等报告文学在《江南》杂志和专集上发表，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使李云河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并在1990年11月24日，被当时主管全国农业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请到中南海介绍“包产到户”等方面的情况。 发生在温州永嘉县和李云河身上的事件，折射出温州人身上特有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可以说这是“温州模式”形成的一种思想基础。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温州由于山多地少、资源有限，特别是文成、泰顺等山区县，群众生活一直都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直到1977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55元。穷则思变，不安于贫困的温州人最讲实际，他们都渴望自己能摆脱贫困富裕起来。基于上述主客观的原因，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温州人大胆从田野里走出来，挑着补鞋机、理发担、眼镜包，到城镇给人补鞋、理发、配眼镜或者做些别的小买卖。现为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的南存辉，当年是一名修鞋匠；德力西集团董事长胡成中，当年是一名缝衣师。他俩通过给人修鞋、缝衣，到后来给人跑供销，到后来合办低压电器店、自办正泰、德力西公司，就是温州人比较典型的创业史。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打小闹”，让许多温州人掘得了第一桶金，为今后开办自己的作坊、店铺到办工厂、公司，提供了原始资本。也可以说，这也成为温州民营经济最初萌发的土壤和养料，也是“温州模式”形成的基础。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万里河山。早已在祖国大江南北闯荡的温州人，经过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偷偷摸摸做生意”、“心存忧虑办企业”等阶段，很快感觉到大地已经回春，并迅速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挺直腰杆、甩开臂膀干起了民营经济。一时间，各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小店面、小工厂如雨后春笋，在温州破土而出。永嘉的纽扣市场，乐清的低压电器市场，温州市区的皮鞋、打火机、眼镜和服装业，苍南的印刷、标牌制作业等轻工产品制造业，发展异常迅速，产品销往祖国的东西南北，有的还出口到国外。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重要消息，同时配发的评论员文章说：“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时间，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种新模式——‘温州模式’。”这是“温州模式”第一次见诸报端，它与“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三大模式”。 随着“温州模式”被媒体报道、被经济学家认可、被上级领导肯定，“温州模式”一时成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温州的民营企业也成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样板。改革开放前，国内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改革开放初，一段时期内变成了“全国学温州”。成千上万的人不断从全国各地涌向温州考察、学习和取经，真可谓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温州市委、市政府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做接待工作。 记者的老乡、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间担任过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在前几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评价“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是温州人民的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创造，“温州模式”确实在当时一度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中国民营经济的方向标。 “温州模式”面临的新挑战 “温州模式”在形成中，就不断遇到各种新挑战。在形成初期，曾引起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有的人甚至提出“温州这么搞法，政权到底是掌握在谁的手时里”的疑问。 对外界反映温州的种种情况，中央曾多次派调查组到温州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后的结论是：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 1991年春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风尘仆仆地来到温州考察。虽然当时温州的个私经济发展很快，但外界仍对温州的说法仍很多：有些人对温州的做法持反对态度，说“温州很乱，什么都有，温州在是姓‘资’不姓‘社’”。乔石经过认真考察后，基本肯定了温州的做法。 1991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也来到温州考察。李瑞环在对温州实地考察后指出：“看一个生产企业，应当看它的产品是好是坏，市场是否需要，对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企业的效益如何，而不应该先定社会性质。有些企业很难说它是什么主义，废钢市场把各地的废变压器搜集起来，把变压器中的剩机油集中起来，把白银分解出来，从集中的油和白银中得到一笔钱，然后再卖废铁。你说它是什么主义？我看在中国就是社会主义。有些东西不要急急忙忙定性，只要市场需要、社会无害，生产者有利，就应当允许、给予支持。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可先起个小名，叫阿猫、阿狗、铁蛋都行，主要是让他身体好、长本事。” 5月21日，李瑞环在杭州和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是说温州一切都好，我和刘锡荣同志（继任温州市委书记）谈话时也批评了大建陵墓的问题，但总的应该说那里的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了，社会也比较稳定。温州的基础很差，没有什么资源，国家没给投资，交通也不发达，搞成这个样子很不容易。安徽搞承包开始时北京说的多是坏话，小平同志支持才过了关。现在温州很需要人替他们说公道话，北京有些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温州经济搞垮，老百姓没饭吃，他们不管，最终还要省委负责。” 在当时的情况下，乔石、李瑞环等中央领导的言行，可以说是对温州民营经济的莫大支持。记者前些年在采访董朝才同志时他感慨万千地说：“我在温州时身上的压力很大，有人找我解决困难，也有人经常告状；群众心中也颇有忧虑，老怕中央的政策有变化。后来有了乔石、李瑞环等中央领导的支持，温州人民就可以甩开臂膀大胆地干了。” 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更前浪，后浪超前浪。正当全国以“温州模式”为样板，认认真真地学了十多年后，细心的经济学家、媒体记者发现，一向被他们所推崇的温州市一些经济指标开始放慢或下滑了。据有关部门统计：自1997年之后，连续20多年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的温州，GDP增长速度比自己前10多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到2003年，这个下降速度已在全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担忧。这一年的上半年，温州市GDP的增长率滑到了全省倒数第二的位置，到七八月间，竟然滑到全省倒数第一。2004年，温州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速仍一直在全省7至9位间徘徊不前。 于是，从2003年就开始的有关“温州模式”是否过时的争论再一次升温了。那么，到底“温州模式”是否过时？我们还得对温州市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在浙江省滞后的原因作些具体分析。 温州的经济就是我们常说的“老百姓经济”，它最初是以家庭为单位逐渐扩张起来的。无论是作坊也好、店面也好、工厂也好、商场也好、公司也好，产权都是属于经营者的。因此，民营企业都具有责权利明晰，也就是说企业的每一分钱都是属于老板的，所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很高，管理也比较严密，经营上则比较灵活，有时还常常钻政策的“小空子”，吃到一些“头口水”。这样的企业具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在企业初创时期成长速度较快，对整个区域来讲，繁殖能力也比较强。 随着中国民营经济从台后到台前，从国民经济的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这期间全国的民营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浙江的民营经济已占全省经济总量的70%以上。这一时期，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都已出现了明显的转折，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呈现了与时俱来的新情况。这些情况，在以民营企业为经济主体的温州来得更早，渐渐地使温州民营企业以前的一些优势都相继流失。 首先，民营企业自身的竞争日趋激烈。温州的民营企业大多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发展形式同属块状经济或区域经济，企业都存在低小散现状，产业结构不是很合理，彼此的产品与规模及发展速度都比较接近。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兄弟竞争”必然出现。于是在市场上相互挤压、自相残杀的恶性情况时有发生。 再者，随着一些国有企业的改制，只有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民营企业以前那种灵活的机制与国有企业竞争的手段则逐渐失去效用。 压力更大的是我国加入了WTO后，民营企业面临着尽快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面临着与国际上一些著名企业及经济集团开展竞争的挑战，特别是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温州民营企业冲击很大，使得以小规模为主体的温州民营企业团队一时很难应对。 当然，对温州的民营企业来说，还有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存在“小富即安”（也就是温州人常说的“天花板到顶”）的思想、家族企业的管理与发展的局限性等原因，同样阻碍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客观上，温州的外部环境也有些方面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其一，我们前面讲到，温州人多地少，人均土地只有几分，企业用地紧张，加上温州人“炒地、炒房”等“炒作”因素，将温州的地价、房价炒得很高，其中地价每亩在25万元左右，房价每平方米1万多元。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额和生产成本，甚至增加了企业职工的生活成本，导致一些人才（包括打工者）流失。 其二，温州作为浙江省距长三角中心上海最偏远的城市，而没有进入长三角主要城市之列。记者2003年8月在江苏采访时，正好是长三角主要城市会议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与温州相邻的台州市经过争取，跻身长三角16个主要城市之列，而温州却没有拿到“入场券”，无形中成了一个落伍者，所以温州在招商引资方面的区位等优势远不如杭州、宁波、绍兴、台州好。 其三，温州经济具有最典型的“老百姓经济”特质，让老百姓自主经营，政府一般不作干预。照理这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企业自主经营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不利因素是温州低小散的民营企业形不成整体规模和大的合力，企业打小规模的“游击战”可以，但要参与国际化、大规模的经济竞争，没有团队整体的优势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几年以前，温州的大量资金外溢，而在本地的投资却有所减少，温州这个中国民营经济舞台上的“主角”，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一些光彩。 “温州模式”的新突破 鉴于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与杭州、宁波、绍兴、台州、嘉兴、湖州、金华等市比较相对滞后（当然有些市的GDP基数比温州小得多，看上去增长较快，但经济总量比较小），有些人把这一责任推到“温州模式”的头上。甚至有的经济学家和媒体记者发出了“温州模式过时了”的惊呼，还有的人则对“温州模式”提出质疑。 那么，应如何看待“温州模式”呢？笔者就此问题先后采访过参加中国民营企业论坛等研讨会的厉以宁、吴敬琏、萧灼基、陈清泰、茅于轼、张维迎、钟朋荣、樊纲、陈淮等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他们对“温州模式”的看法是在肯定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些新建议。 在国内经济界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公开批评、最早倡导市场经济学理论且有“吴市场”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温州模式”是喜爱有加。笔者至今还记得在2003年4月15日，白发苍苍的吴老在杭州世贸中心大会议厅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暨国家信息化专家论坛”上，仅讲了信息化方面的几个问题，而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谈浙江的民营经济。也许当时有些人正在公开批评“温州模式”，吴老就有意在会上讲了“温州模式”的话题。他说：“浙江我经常来，还多次去过温州。浙江人的创业精神，尤其是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让人敬佩。像温州的民营企业就是在原先‘穷山恶水’中拼出来的。温州人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千方百计搞管理、千辛万苦创大业的精神，正是‘求真务实、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这16字‘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温州模式’在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或者说是作出过相当大贡献的。当然，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局限性。所以，‘温州模式’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而应与时俱变，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才有新的生命力。”还有被经济理论界称为“老来红”的北京天则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被称为“少壮派”的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被称为“通俗经济理论派”的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等经济学家，基本上都与吴敬琏观点相近。 对“温州模式”，温州人也有自己的看法。温州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南存辉、胡成中认为：温州的经济曾被人们称为“小草经济”，民营企业家也被称为“草根企业家”；温州的企业还存在一个“3000万现象”，即一家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就好像顶到“天花板”，不再有大发展了；温州企业整体情况还有个“萝卜头现象”，整体看过去绿油油的一片，拔出来一看个头大的不多。要使“小树”变成大片的森林，需要充足的沃土、阳光、水分等。同样，“温州模式”也必须在挑战中“涅槃”，才有新的生命力。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温州模式”的“涅槃”已经开始。温州的760万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借实施“十一五”规划东风，正在构建“和谐温州”、创造“活力温州”、提升“实力温州”，用心、用力描绘未来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蓝图，并不断丰富和扩大“温州模式”的内涵与外延。 首先，无论是温州的政府官员也好、普通百姓也好，都认识到一个和谐的社会，对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文化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软力量，什么样的文化，与一个地方、一家企业、一个人的命运关系很大。“温州模式”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让人的观念先转变过来。因此，温州市委、市政府借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文化大省之机，对温州人观念上进行了一次大引导、大触动、大转变，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高度上来审视“温州模式”，并认识到创新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未来。再通过凝聚人心、智慧和力量，使更多的温州人心系温州、建设温州、发展温州。 从2005年开始，温州市委、市政府在全市推出了“四大工程”：一是招商引资“1号工程”，扩大对外开放。争取1年实际利用外资3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6亿美元的目标。二是工业发展“12345工程”，扩大全市企业规模。即经过3年奋斗，力争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0家，高新产业与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20%以上，拥有10亿元销售产值大企业30家以上，拥有中国名牌、驰名商标40个以上，工业总产值5000亿元以上。三是“139富民攻坚计划”。把全市139个欠发达乡镇作为今后重点扶持的对象，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构建和谐社会，提升温州整体竞争力。四是深入实施“百项千亿工程”，改善全市的软硬环境，增强温州的区位优势。正在建设的“半岛工程”竣工后，将使温州变成“大温州”，从“楠溪江时代”，迈向“东海时代”，并在“十一五”时期建成临港产业中心，大力发展临港产业。此外，温州还在全力打造人才集聚平台，由温州师范学院与原温州大学合并为新温州大学的方案已经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通过，为温州培养人才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为创造“活力温州”，在温州鹿城的“中国鞋都”，正在建设一个经济园，准备吸引国外大集团的总部或分部来这里安家创业。2005年已有美国可口可乐、德国西门子、英国“百安居”等世界500强企业与温州有关企业合办的“民外企业”145家。为了推进民营企业的“五大突破”，温州市将电力、交通、水利这些垄断行业向民营企业开放，让民企参与垄断行业的竞争，同时也为改善温州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创造条件；进一步改善软硬环境，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以增强温州经济的活力。2006年3月28日，温州市如愿进入“长三角”主要城市的行列。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世界。温州现有个体工商户24.6万个，民营企业占了全市GDP的90%以上；有165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有50多万人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创业。温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认为下一步还应在温州本地提升实力，特别是在当前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树立工业立市、品牌立市；温州要利用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坚持创新精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继续打造“中国轻工城”、“中国鞋都”，打造出一批有影响的温州品牌和有高新技术含量的新产品。 经过几年的努力，“温州模式”已有新的突破，在各项经济指标上也有良好的体现。到2007年底，温州已有康奈、吉尔达、报喜鸟等80个中国驰名商标，38个中国名牌产品，157个国家免检产品，获得34个国家级生产基地，还有上百个省名牌产品，另有一批企业正在向国际化品牌目标努力。温州以往的民营企业都存在低小散状况，现在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一批温州企业不但规模变大，而且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据统计，2007年温州全市GTP达到了2157亿，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3%。全市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达到6480家，全市拥有工业产值超亿元的企业641家，其中新增亿元企业167家。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22.48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3.8%其中进口总额为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8%；出口总额为101.48亿美元，增长25.6%。目前，与温州建立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204个。 “温州模式”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在挑战中不断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浙江省委提出的“两创”战略指引下，“温州模式”一定会变成一只“金凤凰”，折射出新辉煌。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
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温州人是敢于吃螃蟹的人；
温州的土地是“种老板”的土地，温州的土地是出金银的地方。
“温州模式”在改革中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