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素有儒将之誉。从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到调中央工作，任分管科学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一生与知识分子相知情深。

胸中装着知识分子

　　陈毅好学是闻名的。战争年代，他的随身行囊主要是书。任上海市市长后，工作之余，他常独自上街逛旧书店，不仅自己爱淘书，还责令图书馆、博物馆收藏善本古籍。到北京工作后，他是琉璃厂的常客。陈毅对许多学术问题有精湛的研究，如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见解，对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家的评价等都令人折服。

　　陈毅懂得尊重知识分子。上海解放后，他对时任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的夏衍说，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与上海知识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礼贤下士”，有事要一一亲自登门，千万不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叫人家到机关来谈事。

　　上海成功接管后，陈毅指示夏衍准备一个以上海市长身份与上海文化界座谈的出席者名单。夏衍感到很为难，一时吃不准该请谁，不该请谁，加上以前在上海工作过，总有亲者、有疏者，怕自己来定名单会引起矛盾，索性搞了个范围很广的名单，意思是让陈毅来筛选。陈毅看了后，把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找来作进一步商量，不仅没有删名单，而且还进行了增补。他说，范围广点好，都要请嘛！他语重心长地对夏衍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文化界见面，要讲讲党的政策，让大家安心工作，所以要记住团结面越宽越好。你们这些老上海要胸襟宽广，不要因为过去有过什么思想上、感情上的纠葛而抱成见，过去他骂过你一句，你嘘过他一声，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做了当权派，就可以报一箭之仇。凡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一律要团结，社会上地位相同的人，请了这个不请那个，人家就会生气。这就是古话说的‘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就在这次会议上，陈毅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演变过程，与知识分子交了心。使上海的知识分子对他有了深刻了解，并被他的魅力所吸引。陈毅对夏衍说：“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形成怨结。”

　　善交朋友，是陈毅赢得知识分子敬佩的又一原因。上海市设立文史馆、参事室，市政府秘书长最初只准备给文史馆３０个名额，参事室３４个名额。陈毅得知后，要他都在后面加个零，扩大名额。秘书长感到难办，对陈毅说：“上哪儿去捞那么多人呢？”陈毅要他让下面各区统战部报名单，结果迟迟报不上来，一问，回答不是这个不合条件，就是那个有历史问题。陈毅恼火了，拍桌子说：“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哩！怎么会没有人呢？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我们养得起，每月给个八九十、一百多元生活费，养起来嘛！每个月学习一两次，来受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有一位颇有名气的文人，精通围棋，靠儿子养活，陈毅得知后，便专门到文史馆，对文史馆副秘书长说：“你们文史馆不是要人吗？我来推荐一位。”秘书长听完介绍，连连摇头说，这个人不够老，才５６岁嘛！陈毅风趣地说：“把５６倒过来，不是６５岁了吗？”副秘书长恍然大悟说：“我懂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处处尊重知识分子

　　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交响乐团。上海解放后，军管会有人主张予以解散，“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有啥子用？”陈毅指示要保留，不仅要保留，而且要搞得更好，他说：“交响音乐是全世界的共同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乐团。”当时乐团所在地环境较差，在一个菜场的楼上，嘈杂混乱，陈毅亲自过问催促，使乐团搬进了一座花园洋房。以前乐团指挥都是外国人，当陈毅得知青年音乐家黄贻钧作为第一个中国人将登台指挥的消息后，立即亲临现场予以支持。有一次，陈毅专门请乐团为中共上海市党代会演出，有的人以“我们是工农干部大老粗，对这玩意儿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为由，中途开始三三两两退场。陈毅立即叫工作人员锁上剧场的大门。中场休息时，他告诚大家要尊重艺术家的劳动，听不懂也要静下心来慢慢体会。黄贻钧等全团艺术家得知后非常感动，立即现场演奏了革命乐曲。上海交响乐团自１８８１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演奏过中国乐曲，这次，他们演奏的是《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那些“听不懂”的干部耳朵竖起来了，听得热血沸腾，全场掌声雷动。陈毅满意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看到了吗？你尊重了人家，就能感动人家，人家就能让你听懂了。以后，交响乐也可以演奏中国乐曲，但我们要有音乐的耳朵，要能听懂西洋乐曲。”

　　陈毅素以大度为怀，善于以和风细雨般地交谈开导朋友。当时上海民乐界的卫仲乐是留美归来的琵琶高手，但性格古怪不爱与人交往。陈毅与他相处甚洽，并对这位民乐高手予以褒扬，使上海文艺界的艺术家们甚为感动。陈毅说：“上海的文艺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上海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他们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兴趣，但又是各有建树的赫赫之才。陈毅对他们总是虚心求教学术上的问题，充分尊重他们的知识才华，同时作为执政的领导人，又处处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通过朋友式的交往，循循善诱，引导他们弃旧图新，献身新社会的文化建设事业。张元济年长陈毅３４岁，每逢张老生日，陈毅必送蛋糕。两人的关系不是一种“客气”，而是一种真正的尊重。陈毅的人品和“内行”尤为张老所敬重。上海解放时，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由于经济困难，工资发不出，他向陈毅求援，要求政府贷款，一张口就是“２０个亿”（约合２０万人民币）。陈毅没有就事论事，划拨贷款了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陈毅和颜悦色地与他分析商务印书馆的困难原因，跟他谈改善经营之道的奥妙，他说：“如果我说人民银行没有２０个亿，借不出来，那是骗你老前辈了。你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跑来，理应借给你，但是我想，还是不借为好，２０个亿搞到商务印书馆，一下子就花掉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听说现在商务印书馆那些编辑天天打扑克、唱歌、捅炉子烧枣子吃，只愿搞学术丛书，不愿搞通俗读物，这样不要说２０个亿，２００个亿也没有用的。要你老先生到处借钱度日，我很感动，但也很生气，我不能借，借了是害了你们。”一席话说得张老先生茅塞顿开，心悦诚服，钱也不要了，回去就搞经营整顿，经济状况很快好转。从此，张老对陈毅是真佩服，逢人便夸。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陈毅一直强调要正确认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使他们心情愉快地投身于建设祖国的宏伟事业中。１９５５年，民盟有一个意见反映到中共中央，分析了解放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六不”现象：“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１９５６年，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著名的肯定知识分子作用的讲话。在陈毅协助周恩来起草的讲话稿中，对知识分子作出了正确的定性：“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讲话还指出：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尽可能地迅速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１９５７年，陈毅因脑血栓离岗休养，没有卷入反右扩大化的运动中，但事后他是痛心的。这种想法反映在他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讲话中。

　　１９６２年３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在这两个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论断。经过反右冲击的知识分子听了这个报告热泪盈眶。会上，他们倾吐了多年来在“左”的思潮迫害下的艰难处境，与会代表的大多数竟然不是被开除党籍，就是被送去劳动教养，代表们在小组讨论时说起这些来，无不涕泪零落。

　　陈毅听后心情难以平静，对极“左”的做法深恶痛绝。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有急事回北京，委托陈毅主持座谈会。陈毅把准备与知识分子“掏心”的话向周总理概括地讲了讲，周总理表示赞成。会上，陈毅仗义执言，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１３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嘛！”他越说越激动，索性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大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激起全场掌声雷动。陈毅继续说：“我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他还真挚地说：“我是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他大声疾呼：“今天我党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的讲话，使到会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激起了全场６０多次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