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元帅沉默了

　　建国后，中央考虑朱德年岁大了，就尽量减轻他的工作。为此事，毛泽东找朱德谈过多次。对于毛泽东，朱德是深为了解的，从井冈山到中南海，两人几乎一直在一起。他敬佩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也甘愿做个副手，协助统帅打天下，建设新中国。他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安排。１９５９年，他在第二届全国人代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直到逝世。

　　自从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眼看这世界“一天天乱起来”，朱德才不合时宜地忍不住唠叨几句：“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啦！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可走了。不行！这个问题要解决，一定要解决！”

　　１９６６年春节期间，朱德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达杭州。康克清与他见面后，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就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过了一会儿，朱德的秘书悄悄对康克清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部长等职务。后来康克清问朱德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了。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得安宁了。”

　　此后，朱德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面对这纷乱的世界，他以沉默代替了一切。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沉默无法摆脱明枪暗箭。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蛊惑人心地大叫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他在会上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攻击党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把朱德不赞同他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蜚语。“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也恶毒地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这年８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公开攻击朱德。在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人的支持和策划下，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开始兴起。其实，朱德对党内所发生的一切是有看法的，他不理解，也说不清。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忧心忡忡地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于是，没过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飞上了北京大街的墙上，什么“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过来，甚至叫嚣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

　　朱德在玉泉山听到这些消息，连忙赶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车刚开进中南海西门，远远就看见各种纸张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老帅的心一下揪紧了：中南海怎么乱成了这样呢！等车开到家门口，朱德发现不但墙上有大字报，而且连脚下的路上也是大标语。他很奇怪，自己哪来这么多“罪名”，连北京城都快装不下了。于是他凑近去看，看过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吓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话：“反对毛主席”。这可真是天大的诬蔑：谁人不知当年红军是“朱毛”，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那是共和国的一块奠基石，怎么能砸开来，一块涂上红，一块涂上黑呢？

　　那几天，朱德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叹气，反复说：“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康克清过来问他哪里不舒服，他答非所问：“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形势会一时很紧张，总不会一直这样紧张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安定的。”然而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又令人痛心的。

毛泽东出面保朱德

　　人大的造反派组织被戚本禹煽动起来，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揪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毛泽东不允许把“朱毛”分开，８１岁的朱德要成为众人批斗对象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手一挥，说道：“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此话一出，造反派不敢违抗，草草收了场。“揪朱联络站”也销声匿迹。但“揪朱”的企图并没收敛，他们换了一种方式，由公开批斗变为打入“冷宫”，不点名地在各种报纸上影射朱德，想瞅准时机，把暗火挑明，再次把朱德“揪出来”。事情并未因此而了结。林彪一伙进而篡改历史，他妄图打倒朱德，为自己树碑立传，为篡夺最高领导权制造口实，大肆宣传是毛泽东、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在他们的胁迫下，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陈列物说明中，竟把朱德挑粮的扁担，也说成是林彪的扁担了。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当面诽谤、侮辱朱德。吴向朱质问：你在井冈山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更有甚者，还有人一手遮天，制造了一起所谓的“中国共产党（马列）案”，诬陷朱德是他们虚构的这个组织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还设有常委若干人。据称，１９６７年７月，这个组织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一个“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企图发难、叛乱。林彪一伙下令到处追查，只是由于追查不出结果，而且露了马脚，这起假案才不了了之。当时朱德对此淡然处之，不为所动。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说，朱德还是要保的。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把朱德上纲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召开，８３岁的朱德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他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那天，朱德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

　　康克清说不认识。

　　朱德又问：“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

　　康克清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

　　九大闭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德说：“不要理它！”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朱德觉察到这里有“鬼”。他对康克清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名义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被疏散离开北京。朱德被指定到广东从化。

　　这个决定宣布后，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自己。再说，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自己的难处。朱德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德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周恩来称朱德是“红司令”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朱德也去参加了。回来时他兴奋地告诉康克清：“毛主席对我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你是红司令’……”说的时候，朱德心情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周恩来向外界说明：“朱德是红司令”。

　　朱德和周恩来是一对感情很深的革命老战友。自从他们１９２２年在德国柏林一见如故，几十年来，生死攸关，休戚与共。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互相鼓励，共同担当着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

　　建国以后，周恩来更忙了，很少有休息的机会，但只要有点空闲，朱德总要和他聚一聚。朱德要看电影时，就去约周恩来，好让他也休息休息。

　　在林彪叛逃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已经成了一种时髦。只要不是毛泽东、林彪领导的事情都会受到怀疑，南昌起义自然也不可免。于是，有了要以“９月９日为建军节”的呼吁；有了外国使节到了南昌也不安排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先例，理由是“纪念馆正在整修”。古巴驻华代办加西亚便受到了这样的“礼遇”……

　　接到外事简报的周恩来，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３日晚，古巴驻华代办加西亚离任回国前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并在福建厅门口，同他合影。此时的周恩来已察觉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讨厌”，所以与加西亚谈话一开始就说：“你提出，应该把南昌起义后朱德同志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这段历史展览出来。这个意见完全正确。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我把你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同志，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并且要我们告诉展览馆进行更正。”加西亚愉快地点了点头。周恩来借此机会重申了对此事的态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图案就是‘八一’两个字。定军旗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不就是一个图案？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从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为自己争过功，个人名利于他如浮云。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能为八一南昌起义正名，真是难能可贵。

　　因为林彪的阴谋活动，老帅们的日子大多不好过。尤其是参加过八一起义、当时职务又在林彪之上的朱德、贺龙、陈毅等，已经被整到了生死边缘。周恩来借此机会说明真相：“南昌起义时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贺龙领导的，一支是叶挺领导的。叶挺在北伐战争时带领一个独立团把武汉打下来，那时林彪在这个团里当排长。１９２７年，我们在汕头外围打仗时，留下朱德率领的一部分队伍牵制国民党军，林彪在团里当连长，陈毅同志在团里当支部书记。朱德的部队没有参加汕头作战，没有受到损失。他带领一部分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广东北部、湖南南部，最后在１９２８年春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合。这就是两支部队的会师。朱德是军人出身，当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所以，从１９２８年后中国反动报界总说‘朱毛’，把这两个名字一直连在一起。毛泽东同志说，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要把这件事写上。”

　　说到这里，周恩来颇为动情地对加西亚说：“朱德同志年纪大，８５岁了，身体不好，休息时间较多，没有参加这次运动。我们的红卫兵翻他的历史，说他犯过错误，反对过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贴大字报，说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还是‘红司令’。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我们总还是在一起战斗到现在，所以党的九大仍选他参加政治局。上井冈山是正确的，南昌起义失败了，犯了错误。两方面对照起来就更显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路线正确。这是你的意见。毛泽东很欣赏你的意见，合乎他的思想……”

　　周恩来很久没有这样痛快淋漓地谈起南昌起义了，尽管他还无力保护所有的受难者，他还得谨慎小心，还得处处借助毛泽东的支持。但在林彪尚未摔死前的这次讲话，却使得南昌起义时大难不死的人们又一次获得了“新生”。　　

朱德元帅最后的日子

　　１９７６年６月２１日，朱德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知何故，会见时间推迟了。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未通知朱德，他在人民大会堂长久地等候。外边天热，室内空调温度过低。朱德９０高龄，在室内外温差悬殊的房子里待久了，着了凉，引起咳嗽，伴有低烧，吃了点止咳消炎药，症状也不见减轻。２５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较晚。朱德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发现痰里带血。经北京医院医生会诊后，建议住院治疗。朱德想到第二天还有会见外宾的任务，说：“不要紧嘛，等明天会见外宾后再住院也不晚。”

　　已经连续几天感到不适的朱德，还是硬撑着起来，让秘书念念文件，为次日接见外国使者做准备。医生不放心，给他搭脉，听心脏。从医生脸上的表情，也可以知道情况不好。经过几个专家会诊，决定让朱德立即住院治疗。朱德听着医生们的劝告，脸上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等所有的医生都讲完了，他才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要紧的。”

　　医生们着急了，都劝他：“委员长，你毕竟年岁已高，就是一声咳嗽，一次感冒都会危及生命的！还是住院吧。”

　　“你们放心。”朱德还是那样从容而执拗，“等我接见了外交使节，做完工作后，就来住院，这总可以了吧？”

　　医生们无可奈何，也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只好勉强同意。不料，第二天，即６月２６日，朱德已感全身无力。医生们的脸上罩上了一层乌云。那天，康克清照常上班，朱德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她说：“朱老总的病，医生看过，建议马上住院。”康克清问住哪个医院﹖顾英奇大夫说：“还是住北京医院吧！”康克清说：“那就拜托医生啦！”

　　当时天气很热，朱德住在四楼，病情严重。这时，康克清紧张起来，病怎么会一下变得这么严重？他各方面看来都还比较正常。她说什么也不相信。

　　天气热得难受，没有空调。工作人员把房门、窗户都打开也不行，里外一样热。康克清想为他争取调到另一间病房去，朱德坚决不同意。他说：“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由于病情加重，朱德表现出烦躁不安，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热，更使他感到难受。电扇也不解决问题，更不敢直接对着他吹。康克清找医生了解病情，他们说是“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接着，组织会诊。早饭后，来了一屋子的人，会诊之后，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众说不一。后来决定用卡达霉素，这种药用多了对肾脏有损伤，会引起尿路不通。果然，打针以后，排尿越来越少，输进药液１０００至２０００毫升，排尿只有１００毫升。肾脏出现问题，有尿中毒的危险，康克清请求换药。这时，在朱德身体四周都放了冰块。院方和医务人员也想尽办法，竭力抢救。

　　当时为朱德专门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同江青的关系比较密切。她在三楼住，虽然每天都要来看朱德一次，但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康克清感到刘湘屏对朱德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康克清听见她问负责朱德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朱德躺在病床上，仍想抬起头来。他向医生提出，自己还要按约定时间去接见外宾。可是他的头颈无力，说话也不利落。医生们坚决阻止他：“委员长，你不能再活动了，一切要服从治疗！”

　　朱德没有办法，可眼睛还不时扫一下房门，希望有人会来接他去会见外宾。可是门口出现的却总是秘书。秘书俯在他耳边，小声告诉他，外事部门已有了妥善安排，你就安心养病吧。朱德这才翻过身去，闭上眼睛休息。

　　７月初，朱德已报病危，但他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李先念来医院看他。这时，朱德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他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生产建设。听说李先念来了，他紧闭的双眼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朱德轻声慢语地说：

　　“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他说得很慢，康克清和李先念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后面的话。

　　后来，再有人来看他，他都要睁眼看看，但是几乎已不能说话，神志很快也不清了。

　　７月２日，朱德的病情加重。这天，他刚刚毕业的孙女赶来看他。朱德见心爱的孙女来了，精神似乎好多了。他用目光示意孙女坐在他身边，孙女顺从地坐了过来，他的脸上顿时出现一丝光彩。他努力显得轻松些，甚至还准备说句笑话：“我们的大学生来了……”刚说了第二句“要做……无产阶级……”，他再也没有力气把话说完。他显然要嘱咐孙女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是他留给子孙后代的最宝贵的遗训。

　　７月４日，朱德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用尽全身仅有的一点气力，清楚地喊了一声女儿的名字：“朱敏。”朱德两眼露出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女儿，口微微张了几张，似乎有话要说。见此情景，朱敏立刻俯下身去，凑近父亲的耳畔，安慰他老人家说：“爹爹，你不用说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永远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到底’。您放心好了。”听到这些话，朱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１９７６年７月６日下午３时１分，朱德逝世，享年９０岁。从住院到去世，只有１０天。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里，刚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听完华国锋的报告，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