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建交前夕随钱其琛外长平壤之行

　　编者按：光阴荏苒，中韩建交已经十几年了。十多年在国家关系中是短暂的，但中韩关系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中韩的建交对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有着其积极的影响，韩国也已成为中国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中韩建交势必涉及中朝两国的关系。为此，钱其琛外长于1992年7月15日秘密前往平壤，完成一项极其重要的使命。本文作者作为随员，在中韩建交前夕，随钱外长共赴平壤之行，本文就是作者对这一亲历的重大事件的记载。

建交前夕

　　１９９２年３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按照惯例，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常有外国记者提问，探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钱外长的回答总是，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但是这一年，钱外长的回答有了变化，他说，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敏感的外国记者应该能从中有所感悟。

　　这年４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他是第四十七届年会的主席，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钱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除了就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钱其琛外长还单独和李相玉谈了中韩关系问题。钱外长告诉他，中韩正式谈判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韩方在这次会谈前，曾多方探听我们的立场，既想通过这次外长见面取得突破，又担心步子迈得过大而适得其反。现在，他们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次外长会谈后，中韩双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人。５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眼睛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第一次接触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１４号楼。这座楼比较僻静，不易被外界发觉。韩方人员是分头经第三地来京的，住下后，连楼门也不出。在第一次接触中，我方本来想先一般谈一谈，摸摸韩方的想法，可是韩方很着急，寒暄之后，马上提出商谈建交问题。于是，从一开始接触，双方就谈起建交问题。我们对此也有准备，提出了我们的建交原则，要求韩方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韩方最初不同意，与我们讨价还价，设想只把台湾的“使馆”降为“联络处”，我们当然不会同意。第一次的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谈判，仍在北京举行。我们重申了建交原则，这次，韩方有所退让，只是强调因为韩台之间的关系时间太久了，要我们同意在中韩建交后韩国与台湾可以保持某种特殊关系。我们感到，这是韩方的最后一张牌，只要我们坚持既定方针，谈判有可能突破。于是，我们提出第三次谈判在汉城举行，韩方表示同意。

　　在第三次谈判中，韩方接受了我们的建交原则，双方就建交问题达成协议，包括一项不供发表的备忘录。

　　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６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表日期了。

紧急交涉

　　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５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在中韩关系中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受江泽民总书记的委托，秘密前往平壤，向金日成主席转达关于中国即将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口信，完成一项极其重要的特殊使命。

　　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多年来在中朝关系中一直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无实在必要，尽量避免涉及。出现这种情况，既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曾支持朝鲜与韩国交战的历史背景，也与我国囿于历史原因长期拒绝同韩国交往密不可分。因此，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国开始松动与韩国的关系以来，凡有较大的行动，都主动向朝方通报，讲清我国内部的考虑，尽力做好朝方的工作。从我们国内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改革开放随之起步。在此情况下，如何积极开展对外活动，最大限度拓展国际交流空间，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已成为外交工作面临的迫切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进南北两方和谈，松动与近邻韩国的关系，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根据形势变化，我们确定了新的规定，即今后凡是国际组织委托韩国举办的国际活动，只要中国也是该组织的成员，就可派人前往参加。同样，中国举办的活动，也可同意韩国人员来华参加。这就是说，在国际多边活动中，根据国际惯例和对等原则，我们改变了与韩国不相往来的做法，为以后双边正常往来创造条件。当时，正赶上我国考虑申办亚运会问题。多年来，随着我国体育水平的提高，中国一直想举办亚运会，许多亚洲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但是，能不能允许韩国体育队来华参加比赛，成了中国申办亚运会的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一个国家如果拒绝另一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运动员入境参加比赛，该国就根本没有资格申请承办国际运动会。１９８３年８月，北京市向亚奥理事会提出了举办１９９０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申请，中国外长同时去信向亚奥理事会做出保证，届时将让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入境参加。考虑到中朝关系，我方及时向朝方做了通报，并表示如申办成功，我们欢迎朝鲜派体育代表团前来参加，同时，我们也将遵守亚奥理事会章程，欢迎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派团与会。其后，我国就与韩国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问题又多次向朝方通报了情况。１９９１年根据形势的变化，我国决定改变方针，支持朝鲜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也事先把内部考虑通报给朝方。这次与韩国谈判建交，是我国在中韩关系方面采取的最重要步骤，当然更不能例外。１９９２年４月，在我国与韩方达成建交谈判协议之时，适逢杨尚昆主席赴朝参加金日成主席８０寿辰活动。杨主席受中央之托，相机向金主席通报了此事。虽然朝方当时提出不同意见，希望我国暂缓一年与韩建交，但中央方针已定，未作任何承诺。现在中韩建交在即，如何向朝方通报，妥善做好工作，不能不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当时设想了多种方案，中央经过反复权衡，认为事关重大，从中朝友好关系考虑，为了表示对金主席的尊重，也有利于做好朝方的工作，决定以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口信的方式，派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前往平壤向金主席当面通报。由于时间紧迫，赴朝日期确定后，我方即通过驻朝鲜使馆向朝方提出，征求意见。还好，很快得到肯定的答复，遂使平壤之行确定下来。

秘密离京

　　７月１５日清晨，钱其琛一行乘专机离京赴平壤。为了保密没有乘民航班机。专机上空空荡荡，只有我们六七个人。钱外长与大家交谈了几句后没有再多说话，大家都沉默不语，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次的行程确实非同一般。多年来，我国同一江之隔的朝鲜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朝鲜战争期间我们曾用鲜血支援朝方，战后又无私地支持其社会主义建设。在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情况下，我国一直支持朝鲜为实现自主和平统一所做的努力。只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国才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与国际及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开始调整对韩国的政策。为了使朝方能理解和承受，我国尽量把步骤放缓，从开始松动与韩国的关系起到现在已历时近十年，但这次却是与韩国建交的决定性的一步，我们通报后朝方会如何反应呢？

　　专机停稳后，钱其琛外长走下舷梯，金永南外长迎上前来，与他握手，表示欢迎，并告诉他马上去外地见金主席。这时我们才注意到，在戒备森严的机场上，不远处停着一架直升机。这是一架苏制直升机，机体较大，可乘坐十人左右，但当我们一行和朝方陪同人员登机就座时，已感到席位紧张。机舱中间靠一侧有一张小桌，钱外长和金外长隔桌对面而坐，其他人就挤坐在他们身后两侧的座位上。我和朝鲜外交部亚洲局局长朱轸极坐在一起，他主管中国事务已几十年，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我们两人是从做翻译时起就相识、相交的好朋友。他不顾机声的干扰，问我这次来是不是要谈中国与“南朝鲜”关系问题，我不好否认，只好点点头。看来朝方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也猜出了八九成。

　　４０分钟后直升机在一个山谷中的平台降落。我们分乘几辆车牌上带有红五星的高级奔驰轿车离去，这在朝鲜一看便知是金主席的客人。车子驶出山谷，转了几个弯，一片偌大的湖水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就此判断，这里就是延丰湖了。金主席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别墅，延丰湖是他夏天常去的地方。

延丰湖畔

　　上午１１时许，钱其琛外长一行由朝方礼宾官员引导，乘车来到一幢别墅前。下车后，通过宽阔的前厅和走廊来到会见厅时，金主席正在门口迎接，与我们一一握手寒暄。他身着深色西装，精神矍铄，仪表堂堂，看不出已是８０岁的老人。在金主席简单表示欢迎之意后，谈话正式开始。

　　钱外长首先感谢金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转达了江总书记对他的问候。接着，钱外长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口信中称，根据朝鲜半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情况下，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增强国力。中国现特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同志向您通报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能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口信具体分析了朝鲜半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阐明了中国对此事的看法，强调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各方面与韩国的交往越来越多，发展双边关系已不可避免。口信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中朝友好关系，支持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并将利用我们的影响推动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缓和。通报结束后，屋内很静，大家全神贯注，等待金主席发言。金主席沉思片刻，首先有礼貌地表示感谢。接着他说，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关于中国与“南朝鲜”关系问题，中国既然已经决定，那么就那样办吧。我们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将自己去克服。说完之后即欲起身，我们意识到会见已经结束，忙离开座位。金主席在会谈桌一头与钱外长等握手告别。这次会见，是我参加过的历次会见中金主席谈话最少、气氛最为平淡的一次，与他过去会见中国客人时的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形成鲜明对照。

　　会见后回到我们休息的别墅，已到午饭时间，金永南外长陪我们共进午餐。按过去，副总理级的代表团，金主席会见后都要请吃饭，即使是副外长他也多次招待过。这次做法显然不一样，看来朝方事先已估计到事情的发展，有所准备。金永南在吃饭时只字未涉及我国与韩国关系问题，只谈一些无足轻重的不相干的内容。饭后，金外长陪我们乘直升机返回平壤。

中南海内

　　钱其琛外长一行乘专机从平壤回到北京，已近当天下午５时。我们本来打算马上回外交部写报告，正在这时，接我们的同志说，马上去中南海，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于是，我们随着钱外长的车直奔中南海。钱外长汇报了与金主席会见的情况，大家总的认为，圆满完成了任务，这次去平壤是去对了。金主席有些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还是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对中国的决定基本上表示了谅解，并且理解了中方的立场，做出积极而明智的决定。

　　这次平壤之行，虽然往返只有短短几个小时，但为中韩建交消除了最后一份担心。这也说明，高层转达口信的决策是恰当和正确的。中韩建交按我国原定计划，于当年８月２４日在北京由两国外长签署公报，两国电视台现场实况转播。这一消息瞬间飞向全世界，震动国际舞台。除台湾当局指责韩国“忘恩负义”、仓皇撤馆外，世界各国及舆论普遍赞赏和欢迎中国的这一外交行动。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一时稍冷，后因金主席逝世出现一段平淡时期，其后逐步恢复正常并实现高层互访，重又进入高水平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