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家中，亲切看望这位百岁老人，代表中共中央向她表示亲切问候和美好祝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国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等一同前往看望。

 

 　　9月1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各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雷洁琼工作和生活过的单位代表以及她的亲朋故旧等百余人齐聚全国政协礼堂，座谈纪念雷洁琼百年华诞暨《雷洁琼画传》出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雷洁琼，1905年出生于广州，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现任民进中央名誉主席、北京大学教授。

　　一个世纪，对于一般人来说很漫长，而且可能要从史书中才能探寻到一个世纪里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但是，对于著名社会活动家雷洁琼来说，一个世纪便是自己已经走过的一段人生。在已走过的百年人生里，雷洁琼将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的历史连在一起，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女的光辉典范。

小小“演讲家”

远渡重洋为“救国”

　　雷洁琼祖籍是著名侨乡广东台山，１９０５年９月出生于广州市。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祖父雷嵩学因家境贫寒以契约工身份去美国的金矿打工，辛劳多年后终于度过合同期，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资金转作小生意，继而又在美国开设了商店，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父亲雷子昌是祖父留在国内的唯一一个儿子，他喜好读书还考取了前清举人，因受到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明，主张妇女受教育和经济独立。雷洁琼听母亲讲，她和父亲一结婚，父亲就让她放足并请人教她念书，学文化。父亲对几个女儿的教育也很开通，他常常鼓励女儿们要学会独立，只有自己能独立才不致被人欺负。

　　有一回，雷洁琼学骑自行车，被父亲的朋友看见了，便大惊小怪地去告状：“你家的女孩子在大街上骑车，招摇过市，像什么样子！”可是父亲却笑笑说，女孩子也是人，骑车上街有什么好责怪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雷洁琼自小就开始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大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翻译著作。在家馆读了１年书后，１９１３年，雷洁琼考入广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女师是一所开明的学校，学校教师中有在法国勤工俭学、思想进步的回国留学生，这些人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根植在幼小的雷洁琼脑海里。

    那时，父亲是律师兼任报社编辑。常向乡亲们宣讲贩卖劳工的罪行和海外的痛苦遭遇，启发他们不要再受骗。善于思考、性格刚强的雷洁琼是父亲的忠实随从。一天，父亲将一篇写好的宣读文稿交给雷洁琼说：“你愿意到江门的船上去向人们背这篇稿吗？”父亲的话音刚落，雷洁琼就脱口而出：“我愿去。”她把稿背了几遍后，独自来到船上，站在人群中，高声背了起来：“叔叔、伯伯，你们不要到海外去做劳工，不要受欺骗……”真挚的感情、稚嫩的声音，打动了不少劳工的心，他们越听越明白，越听越爱听，发自心底的掌声不时响起，人群把小小的雷洁琼围得水泄不通。后来，雷洁琼还随父亲到广州郊区向贫苦农民宣读反对贩卖劳工的道理，在乡村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爆发时，当时只有１４岁的雷洁琼，作为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宣传部长、学运的积极分子，勇敢地走向街头，游行演讲，向群众宣传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主权的罪行，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救国救民，给北京的爱国学生以有力的声援。数十年后，雷洁琼先生讲起她的这段经历时，仍沉浸在一种昂扬的气氛里：“在我心中，爱国主义是至高无上的，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要受人欺负了，我们一定要强大起来。”

　　在广州女师读完１年师范预科后，雷洁琼转入广州圣希理达教会学校学习英语。１９２４年，１９岁的雷洁琼怀着“科学救国”的满腔热忱，远渡重洋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她开始在加州大学选修化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却发现自己既不喜欢化学专业，更不喜欢关在狭小的实验室里搞化学实验。雷洁琼后来回忆说：“我认为这种实验救不了国，离我的救国目标太远。”她认为中国又贫又弱，社会弊病太多，研究好社会学，一定可以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她毅然选择了斯坦福大学，选修了远东问题的课，后来又去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

　　南加州大学地处风景宜人的加利福尼亚州，可雷洁琼无暇观光，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研究中。１９３１年南加州大学答辩会上，教授们对她那篇着重探讨旅居美国的华人后裔受东西文化影响后人格成长特点的硕士毕业论文《美国华侨的第二代》赞誉有加，一致同意授予雷洁琼社会学硕士学位。同时，雷洁琼还获中国留学生最优秀学习成绩“银瓶奖”。

走上一条与共产党风雨同舟、

荣辱与共的革命道路

　　１９３１年秋季，学成归国的雷洁琼没有回到南国，独自来到北平，受聘到燕京大学开始教学与社会学研究。她并不仅仅在象牙塔里做她的教学和研究，而是积极投身于当时抗日洪潮中，组织抗日救国会，积极为前方将士募捐等。

　　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其时正在广州度暑假的雷洁琼决定不再返回北平，当年年底她应江西省政府聘请来到江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妇女运动。

　　这期间，雷洁琼结识了许多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如该院的训导长许德珩、副训导长蒋经国等。尤其使她难忘的是１９３８年５月，她在赴庐山参加妇女谈话会时，听到了邓颖超所作的《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报告。邓颖超以她的挚诚谦虚、坚强干练给她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成了她毕生的榜样。

　　而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也是她终身难忘的一个记忆。１９３９年３月下旬，南昌沦陷前夕，雷洁琼随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驻南昌留守处撤退到吉安。４月中旬，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到浙东抗战前线视察途经吉安稍事停留，雷洁琼和另一位青年在吉安招待所拜会周恩来，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当时国内正对抗日战争会否速战速决争论的解答。对于这两位素不相识客人冒然的来访，周恩来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以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阐述了当时国内的形势，阐述了抗战相持阶段应采取的战略方针，说：“我们只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为此，雷洁琼开阔了视野、明确了方向，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让雷洁琼想不到的是，翌日，百忙中的周恩来回访了她，并看望了抗敌后援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使在艰苦抗敌岁月中的各团体工作人员极为感动。在抗日救亡的斗争实践中，雷洁琼逐渐接受共产党抗日的正确政治主张，逐步靠拢共产党，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战士。

　　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０日，雷洁琼及丈夫严景耀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等共２６人，在上海爱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

　　次年的６月２３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联合上海纺织业等各界４７个人民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共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赴京和平请愿团。请愿团９名正式代表中，４１岁的雷洁琼是最年轻的一位。当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反动顽固派指使的法西斯暴徒残暴的殴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雷洁琼等人当场被打成重伤，倒在血泊里，鲜血染透了她的衣裳。

　　当晚，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到医院慰问了受伤代表。第二天，邓颖超大姐又到医院，她亲自为雷洁琼脱去血衣，换上带来的一套新衣服。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立刻向代表团发来了慰问电。在光明与黑暗决战的时刻，血淋淋的教训更加深了雷洁琼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认识，更加坚定了她跟随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从此，雷洁琼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革命道路。

党外女杰参与“规划”共和国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雷洁琼是代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筹备会的，她被编在第四小组，参与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雷洁琼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８名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

　　１０月１日，首都３０万群众齐集天安门，隆重举行庆祝新中国的开国大典。雷洁琼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毛主席向全世界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庄严宣告，看到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她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二十多年是雷洁琼最忙碌的时期。１９７９年，雷洁琼以７４岁高龄走马赴任北京市副市长，主要分管民政、民族和宗教工作。在４年的任期中，她不辞严寒酷暑奔走于寺院、教堂、学校和福利企业之间，使许多在“文革”中被关闭的寺院和教堂重新开放。

　　在六届全国政协四次会议上，雷洁琼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雷洁琼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雷洁琼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除了担任民进的领导工作和全国人大的一部分工作外，雷洁琼还参加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为这两部举世瞩目的大法制定付出了心血。她还多次参加中共领导人召集的重大举措决定前征求意见会。长期的实践无不表明，雷洁琼先生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战友和诤友。

　　作为友好使者，雷洁琼多次出国访问，足迹遍及五大洲。从１９５３年雷洁琼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赴丹麦出席争取妇女权利及世界和平妇女大会起，她已经出席了众多的国际性会议，在国际讲坛上一次次发表演讲。世界各国人民从她和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形象，中国妇女的形象，听到了伟大中国人民的声音，增进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了解，从而促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毕生难了的社会学教育与研究情结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雷洁琼曾身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高位，是中国国家领导集体中的一员。而在中国社会学界，保持七十多年的学术生命、泽被桃李万千受人尊敬的雷洁琼教授是大家公认的“元老级”的社会学家、著名教育家。

　　久居政坛，雷洁琼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１９７９年，在她的倡议下，北大恢复了社会学系，她亦重新出任社会学教授。虽然社会活动比较多，但雷洁琼还是抽出时间带研究生，开创市长带研究生的先例。由于１９８５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才设立了社会学博士点，所以雷洁琼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那年，她已经是８５岁高龄了。

　　虽然政务繁忙，但雷洁琼仍然仔细审阅学生的论文初稿，逐字逐句认真批阅，发现问题就用铅笔标出，同时在稿纸边上打上问号，以和学生讨论。如果学生在论文中使用了学术概念而没有给出定义和说明时，她就会很认真地给学生指出。界定概念是论文写作一定要遵守的规范。雷洁琼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希望学生们把它发扬光大。如今，她这一要求已经融进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传统。

　　教育是关系民族未来的大事，雷洁琼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一直是情有独钟。她不仅长期担任中国多所大学的教授精心培育桃李，还以战略的眼光与精辟的思考，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一直在为加强教育、依法办教育奔走疾呼，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工作。她还率先垂范多次不辞劳苦地率领全国人大常委、执法检查组到大江南北检查与监督这些法律落实的情况，北京门头沟山区、苏南、浦东、广东南雄、深圳、珠海等地都留有她的足迹。

　　１９５１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执行的结果是教师节没有了，尤其“文化大革命”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在１９８１年３月全国政协会议上，雷洁琼和民进的１６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的提案，该提案被全国政协编为第一百七十号提案。１９８５年１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议案，确定每年的９月１０日为教师节，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０日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

　　作为民进中央的领导人，雷洁琼历来主张以教育、文化出版界人士为主要联系对象的民主促进会，要为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出力。在民进中央１９８９年教师节座谈会上，雷洁琼对成立不久的尊师重教基金理事会倡议，开展尊师重教一元钱奉献运动，为发展教育筹集资金。在她的倡导下，每年民进中央都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利用暑期举办尊师重教学习班，以加强培训、进修，提高在职教师的素质。

　　除了社会学研究以外，雷洁琼又是一位知名的法学家，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为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付出了很大心血。

　　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３年，雷洁琼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彪炳史册的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以及多部教育等法律法规的制定，都倾注了她的心血。作为国家领导人和著名法学家，她为两个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殚精竭虑。尽管年事已高，但她仍然多次奔走在香港、广州、北京之间，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进行民主协商。此外，她还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的工作。

“聚餐会”上与“犯罪学”博士

结为秦晋之好

　　雷洁琼长期活跃在中国政坛和学术界，但是人们对她的家庭知之甚少。其实，她的丈夫严景耀不仅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法学家，而且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

　　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低塘湖姆严家村的严景耀是东汉高士严光之后。他７岁入私塾读书，１０岁随父亲到上海入湖州旅沪公学读小学。在姑母的资助下，天资聪颖的严景耀考上北平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进入大学后，严景耀对犯罪学及刑罚学开始产生了兴趣。１９２８年，严景耀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接着又用了不到１年的时间，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１９３１年，他进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修犯罪学。１９３４年１月结束学习，以优异成绩获得犯罪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犯罪学博士。

　　两年后，已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的严景耀从北平南下到上海，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西牢的助理。由于英国典狱长不让严景耀插手监狱里的工作，他就深入到儿童犯中调查家庭和社会背景，在少年犯教育方面和出监保护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１９４１年，抗战方殷，国运艰难，上海沦为“孤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为抗日救亡，“孤岛”上文化界的爱国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星期二聚餐会”的组织，赵朴初、雷洁琼、严景耀、许广平都是这一组织的核心人物。每周二的晚上，他们各自带点钱来到上海八仙桥基督青年会的九楼聚餐，请一人主讲当前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实际这已成为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进步政治组织。后来，雷洁琼和严景耀又参加了在新新公司经理萧宗俊家里举行的“星期六聚餐会”，参加这个小范围聚餐会的都是进步人士，最大的特点是公开邀请共产党员在聚餐会上讲述国内外形势。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严景耀和雷洁琼走到了一起。在一次聚餐会快结束的时候，雷洁琼向众宣布，“我和景耀７月５日结婚，到时候我们请大家的客”。有人提议，“新事新办”，不要新婚夫妻请客，而由在座者请新人。“这次宴请就在我家办了。”豪爽的主人萧老板主动揽下了请客的任务。

　　７月５日这天，萧老板的家里喜气洋洋，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吴耀宗等好友陆续赶来贺喜。婚礼上，赵朴初即席赋诗以示祝贺：“参差两两好安排，嘉礼从今美例开。越粤人才夸璧合，前称周许后严雷。”话音刚落，大家就会意而笑，宴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这首诗可谓妙手天成，严景耀和鲁迅都是浙江人，而雷洁琼和许广平是广东同乡，两对夫妇皆属珠连璧合。此景此情，连同简朴隆重的婚礼一同深深印在雷洁琼的脑海里，成为她一生的甜蜜记忆。

　　建国后，严景耀出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并代理法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后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的政治学系、法律系和社会学系的一部分，合并组建北京政法学院，雷洁琼夫妇受命参与筹建工作。直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学才得以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学会宣告成立，一些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了社会学系。随着时间推移，严景耀对于中国犯罪学与文化的贡献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

　　“文革”中，千百万知识分子、亿万老百姓的命运，整个被颠倒过去。一夜之间，雷洁琼的家被抄了，夫妇俩多年来积累的学术资料及记载着半个世纪生活、战斗历程的全部日记都被抄走，家里的门上被造反派贴上大封条，禁止亲友们来访。１９６９年，已年过花甲的雷洁琼夫妇从北京下放到安徽宿县劳动。１９７２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雷洁琼夫妇调返北京。为了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严景耀没日没夜地学习研究，由于过度劳累，１９７６年１月，时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的严景耀突发脑溢血而处于昏迷状态住进协和医院，１月１２日，因抢救无效而溘然长逝，享年７１岁。雷洁琼和严景耀志同道合，携手并肩，同舟共济，相亲相爱地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

虽已暮年但挚爱祖国的心依然年轻

　　仁者寿，雷洁琼已到了百岁大寿。虽然现在她已经从国家领导人职务上退了下来，但她仍念念不忘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参加一些会议，接见来自各方的友人。

　　每天清晨，她５点左右起床，洗漱后一直到６点是雷打不动的读书时间，她一般就靠在床头阅读文件、报刊，白天若参加社会活动，就认真准备。６点半收听新闻广播、做做自编的晨操，早饭后浏览当天的报纸。午间，她一般只稍微闭目养神，却很少午睡。晚上看过新闻联播后就关上电视机，１０时左右即休息。

　　曾有记者追问雷洁琼何以能保持清晰的思维、旺盛的精力至耄耋之年，老人告之：“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幽默的回答逗得大家都大笑起来。她说自己现在真正的大运动是谈不上了，就是要求自己经常思考点问题，只要脑子不出毛病，其他“零件”的机能也都可以保持得很好。前些年，在紧张工作之余，她仍然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并且笔耕不辍。

　　老人一生，以工作为乐，与勤俭相伴。雷洁琼的养生之道与别人不一样，她以工作为最大的生活乐趣，每一分每一秒她都十分珍惜。她的幸福观是她人生观的精髓，她把追求社会的发展和为社会、为人民、为国家作奉献当作人生的最大目标，并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和乐趣，所以她始终保持着心理上的健康和年轻。

　　在雷洁琼身上，总有一种人格魅力闪耀光芒，在北京市民中，关于她的廉洁清正更是传为美谈。有一回，一位老朋友从美国来看她，为请对方品尝北京烤鸭，当时身为副市长的雷洁琼让她家的保姆去排队购买。从不“滥用”权力，并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忧民忧国之心常常溢于言表，就是这样一个本色雷洁琼。

　　懿行美洁，高山仰止。满头银丝的雷洁琼在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岁月之后，和静而安详，淡淡的笑意始终驻留在她的嘴角、眉梢。让老人欣慰的，不仅仅是２０世纪里中华民族命运的沧桑巨变，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更是她所展望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