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image1]][[/center]] 曾经的“花样年华” ２００２年的最后几天，温州市乐清籍金老板迈着沉重的脚步从上海北京东路的一家店面走出，当他走在已经不太热闹的马路上时，忍不住回头再次打量一下这间曾经让他充满憧憬的店面，他知道几分钟前在那一纸转让协议上的签名宣告着他在上海的花样年华已经结束——１９９１年以３５６万买下的店面，今天以９４万的价格出手，他将回到家乡去守一个养老的小店了。他怏怏地说：“上海已经没有我们这些小打小闹的游击队的立足之地了。”他曾经前前后后在上海北京东路做了１９年的生意。 “游击队”风光不再 “在上海滩，温州人战无不胜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因为，上海被推上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后，在计划经济摇篮中沉睡的上海人正在苏醒，海内外资本正在大举进入，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温州人的传统优势正在消失。”５年前，温州刘老板就说出了这句话。 “集团军”取而代之 作为亚太地区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上海吸引着全球的目光，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和国际品牌纷纷将触角伸到上海，以头脑灵活著称的温州人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以更加超前的行动和速度抢占这个“国际桥头堡”。 “马拉松”选手踏上新途 种种迹象表明，征战上海的温州人，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９０年代以前进入上海的以流通领域为主要阵地的“游击队”，“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正在开始“败走麦城”；而在９０年代末开始入驻上海的“集团军”正开始大显身手。而这一过程从华东电器集团总裁郑荣德的创业经历看，更显得一目了然。 据温州上海商会的统计，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年上半年，温州人在上海投资兴办的企业有５０００多家，其中大部分是生产型企业，投资总额超过１００亿，而温州排名前１０名的企业全部进入了上海，温州低压电器行业的三巨头——正泰、德力西、天正，都在上海建立了生产基地或投资公司。
金老板的离开是曾经轰轰烈烈抢占了上海低压电器流通市场的温州人的一个缩影：坐落在山西南路２００号、曾经被称为上海“温州村”的南京饭店、临江饭店等近１０家中档宾馆的温州商人的长包房现象已经基本消失；而一度被温州商人炒得炙手可热的上海生产资料一条街——北京东路的商铺，已经呈现“熊市”的征兆，“旺铺转让”“店面出售”等广告在北京东路上随处可见。
上海北京东路为什么会成为温州人的“商业圣地”？我们有必要了解历史。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当计划经济的车轮开始驶出中国经济的平台，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温州人已经喊出了：赚钱、做生意并不可耻！
对于温州人来说，柳市的崛起还真有一点偶然性。７０年代末，我国工业生产结构开始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年动乱结束后的最初岁月里，由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大量机电产品开始积压。上海、西安、武汉……我国各大城市的大多数机电生产厂家，都出现了库存增加、产品严重积压的状况。
１９８０年秋天，古城西安。一个叫郑广川的温州柳市人来到订货会上。他在订货期间到处打听行情、广交朋友，但没有签订一份合同。会后，他径直来到厂长、经理们下榻的宾馆。他敲开了某市机电公司李经理的房门，毕恭毕敬地在沙发上坐下后，试探着说：“李经理，你们那批万能转换开关和自动开关处理给我们，行不行，价格便宜些。”
李经理愁眉苦脸地说：“我们进出的价格国家都是定死了的，公司做不得主呀。”
郑广川说：“钱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呀，你们的东西在仓库里压着，看现在这行情，到处是在压缩、下马，也销不动。时兴讲效益，把钱压住了，哪来效益呢？这个，经理眼界宽，比我们懂得多！”
“人是活的！”头脑精明的温州人的话倒提醒了李经理。送走温州人后，公司里几个领导研究了一番，给上级主管部门打了报告，说这批积压了几年的机电产品有不少质量问题，建议报废处理。
不久，批复下来了。“同意”报告意见，按报废处理。于是皆大欢喜。这次，由温州人掏腰包，在全市最好的“满园春”饭店设宴。在入席前有人提出疑问：“这温州人手头有没有钱！总不会骗我们吧？”戴着老式眼镜的财务科长的话，被郑广川听到了。他当即说：“款到后发货，行不行！”怕上当的人顿时释然。
郑广川的成功，启动了柳市人的经济神经。真巧，那时，全国积压的机电产品，像水库里的“水位”越来越高，可还没有接到放水泄洪的命令。柳市人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到处买来积压报废的机电产品，而国有企业云集的上海更是成了他们淘金的首选地。
就这样，国家几十亿报废的电器产品涌进了柳市。经过加工、处理后又重新流向全国各地。千百个家庭工厂也随之兴起，它们是报废产品再生的巨大机器，也使柳市最初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方。
不容置疑，他们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损失！
于是，也就有了温州人云集的上海生产资料一条街——北京东路上的红红火火。
８０年代末，温州瑞安的刘老板是凭着２０００元本钱和手提箱中的４本不同地区的营业执照，成功地以“搬砖头”的形式为辽宁、湖北等省的５家国有电器厂在大上海开设了营业窗口，或以“厂店联销”或以“一厂一柜”，或以“引厂进店”的名义，在上海北京东路“搬砖头”。从他手中销掉的机电产品价值已经是以亿计算。然而，今天的刘老板，尽管在北京东路还有２个柜台，但有时一天的营业额还不够发工资。
背负着传统人格大步奔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温州人，在新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的时候，常常很矛盾。我们发现，温州人在创造当代经济奇迹的时候，运用的却是传统的条件——和农民种地一样，他们靠的是血缘和乡情，而这却是与现代经济相悖的。上海有一家温州人开的鞋业公司，其领导班子是“父子兵”，董事长是老爸，几个儿子、女婿分别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而公司股东，又往往是七大姨、八大姑，再加上朋友同学。同时，温州人当初发家致富的那一套做法已经不再是“独家专利”，他们当初能想到的其他地方人也能想到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温州人是被全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市场。而且，当他们的资金原始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迫切需要发展时，大部分缺少现代企业意识的温州人不知怎样去从容面对它。再靠原始的商业运作方式赖以生存，这部分温州人在上海有可能被历史淘汰。
早期进入上海的温州人已经觉得，在上海这样一个迅速与国际接轨的大都市里，他们很难再找到曾经的牛气。前不久一项对温州人的调查显示，３８％的受访者认为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是温州人最容易赚钱的日子，２８％受访者认为是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而对“最难赚钱是哪几年”这问题的调查更能说明问题：选“现在”的多达４５％，选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的为２１％。温州人这几年都在抱怨生意不好做，说白了，就是温州人原先在流通领域小打小闹的优势不复存在了。
今天，如果你从浦东国际机场来到上海，在现代化的迎宾大道和环东二大道上，高耸的“大炮广告”上，“上海天正电机集团”“中国均瑶集团”“美斯特邦威集团”“上海红蜻蜓”等巨型广告十分醒目，绵延１０余公里。殊不知，挥写这些大手笔的都是近年来进军上海制造业的温州人。一块广告牌年开销上百万，这种大手笔的上海本地企业也很少能为。
温州人在上海树立的这一新的形象，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２００２年岁末，在温州成功运作养老院的温州红枫房产公司董事长胡方云，在上海奉贤圈地８００亩，准备打造面向全球的国际老年村。与此同时，他斥资６亿元在江苏省昆山市阳澄湖畔打造的“东方红樱”酒店式公寓和别墅群，直接针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上海市场。问起“喜欢上海的理由”，他的说法是，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只有在上海这个码头成功了，才说明你真正成功了。到上海发展，是一次赶考。
一家名为中国人民电器集团的温州民营企业在上海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先是斥资１亿元人民币在浦东购地２３０亩，准备建立生产基地，接着又兼并、控股了上海３４家国有、集体企业。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郑元豹曾形象地说，温州是“船”，上海是“风”。借上海的“风”，是为了让温州的“船”航行更快、更远。这一比喻，实在很精彩！
“温州打基础，发展在上海。”这是刚刚获得“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的上海凯泉集团总裁林凯文，对自己业已获得很大成功的经营理念进行总结时说的。
温州知名民营企业家均瑶集团的董事长王均瑶说：“我在温州小有名气，可一到上海，就像一粒砂子掉到了一堆石头里，太微不足道了。上海的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１９９９年，均瑶集团在上海浦东购买土地２００亩，投资３亿元建设航空服务基地，包括兴建一座五星级宾馆、一个配餐基地。
来自温州永嘉的中国奥康鞋业集团率先亮出温州品牌，在上海南京路开出了专卖店。而以前一段时期温州鞋却是以劣质闻名大上海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货真价实但是“出身不好”的温州鞋产地一直标“上海”。
天正集团老板高天乐说：“上海的发展太快了，投资环境非常好，在购买土地、工商税收等方面都有优惠。而且拥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和人力资源，我们已经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上海，以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德力西集团同样选择了上海，投资３亿元建设生产基地，他们看中了上海无与伦比的技术和人才优势。
正泰集团是温州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总裁南存辉对记者说：“正泰集团一直在追踪国际科技新动向。正泰集团不能没有上海这个经济大舞台。”
不知不觉，温州人已进入上海的工业、房地产业、商业及教育等众多领域，涉及到电器、鞋服、泵阀等行业，遍及各个区域：青浦、南汇、松江、嘉定、徐汇……当记者跨过上海杨浦大桥，来到上海浦东南汇区康桥镇时，一条新开发的康桥路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２０多幢楼宇组成的建筑群——建桥学院，红瓦黄墙，排列整齐，蔚为壮观，显示了这所投资近４亿元的高等学府的宏大气势。据创办者温州企业家周星增介绍，这条康桥路上，几公里内就集中了天正、均瑶、美特斯邦威、红蜻蜓和建桥学院５家温州企业，康桥几乎成了“温州城”。
郑荣德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的洞头县，一个由１０４个海岛组成的小县。１７岁以前，他从没有离开过小渔岛。郑荣德是家中长子，上有４个姐姐，下有２弟１妹，１０口人仅靠父亲打鱼的微薄收入为生，家里煮的一锅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
少年时的郑荣德对于贫穷和富裕没有特别清楚的界限，直到初中同学的一句玩笑，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从未有过的刺激。
读初中一年级时，班上有个叫王春荣的同学，家境比较富裕，他那天半开玩笑地对郑荣德说：“如果咱俩一起去找工作，人家肯定是要我不要你，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比你好；如果咱俩娶媳妇，人家的女儿肯定也是看中我，你这辈子像这样的话就只能打光棍。”
那天晚上郑荣德流了一夜的眼泪，他说这是他出生以来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同学的嘲弄也成为了郑荣德改变自己命运的动力，他暗暗发誓，不能一辈子过这样贫穷的生活，总有一天他要超过曾经嘲笑过他的人。
中学毕业之后，由于家境不济，年仅１７岁的郑荣德便辍学了。为了给家里挣一点工分，他参加了公社的集体劳动：养海带。但不甘命运摆布的他总渴望到外面一闯天下。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８岁的郑荣德头一次走出海岛，怀揣着３００元钱来到了柳市。柳市在温州地区以生产小型电器闻名，都是家庭作坊的产品，郑荣德在这里买了１５０张产品照片和一本价格表，开始他的推销之路。没有明确目的的他一路走到金华，在火车站随意买了一张去湖南省郴州市的票，第２天清晨４点，郑荣德到达陌生的郴州。他顺着一张当地地图摸到一家运输公司的修理厂，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郑荣德径直找到了厂里的电工班，一个姓唐的电工从郑荣德的产品表中挑选了几十种电器，郑荣德跟他签订了自己平生第一份合同，那最初的３００元钱为他赚得了１０００多元的第一桶金。
在湖南辛苦经营了３年之后，郑荣德成了当时少有的万元户。但他并不安于现状，１９８２年，他做出了人生当中里程碑式的决定：到上海来推销温州电器！
上海国营厂生产的电器在全国都很有口碑，而当时温州的产品应该说从技术力量、品牌的声誉度等方面都是没有办法跟上海相比的。郑荣德明知上海是石头他是鸡蛋，弄得不好会碰得粉身碎骨，但还是决心去碰一碰。
郑荣德闯上海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他第一步就是和同学在南汇合开了一间小型电器配件厂，同学管生产，他搞推销。１９８４年，郑荣德开始打入城市，他以月租６０００元在上海江西中路３１４号上海达讯电信商店租下了一只１．２米长的柜台。“这就像打仗一样，攻破了这个店我就算取得了初步的胜利。”郑荣德后来这样说。
凭借“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对电器行业敏锐的市场判断，１９８６年，在别人还在租柜经营时，领先一步的郑荣德已经开始生产属于自己的产品。经过十年的市场历练，１９９７年，上海历史上第一家外省市投资的集团公司——华东电器集团终于落户大上海。
２００２年郑荣德的另一个大手笔——收购南京路上圣德娜商厦，使上海人对华东电器集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圣德娜”的成功运作，不仅打响了华东电器集团进军商业房地产的第一炮，而且圆了郑荣德长久以来的梦想。从１９８４年在江西中路租下第一个柜台，到置地曾有“中华第一街”美誉的南京路，虽然距离只有短短不到两公里，但却浓缩了郑荣德二十年来在上海的创业历程。
“集团军”取代“游击队”将历史性地改变温州人在上海的形象。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条淌动的长河。从这个意义上认识，温州人征战上海发生结构性变化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
“鏖战”还仅刚刚开始，更有海外洋百货军马将拍马赶来，倘无特色接招应招，换主易帜肯定更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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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楼巧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