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到台湾,打拼撑起海峡两岸两个家
发布时间: 2004-04-27 11:12:12
中年嫁给台湾郎
1998年年底,我远嫁台湾的妹妹和妹夫回家过年。有一天,妹妹对我说:“姐姐,你也该结婚了,我老公说他公司有一个司机,条件不错,你如果同意,我愿意为你作媒。”
妹妹的话,激起了我心中的涟漪。我的婚姻是极为不幸的,1990年,因为感情不合,丈夫离我而去,12岁的孩子留给了我。这些年来,我既当妈又当爹,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其间也考虑过再婚,我本身的条件也很好,当时我在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厂报任记者,接触面较广,因为儿子,我没有考虑再婚,但这次妹妹的话令我心动。因为儿子大了读书的开销越来越大,而我所在的企业却愈来愈不景气,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0多元,有时还不能按时发放。为儿子我必须得找一个“靠山”。妹妹见我有所动心,便告诉我:“那位先生50多了,初中毕业,家里没有什么拖累。”妹妹还拿出了相片让我看。那位先生人虽然长得端正,但我仍感到有些失落:他比我大了8岁,而且是初中毕业的一个司机;我是本科毕业,拥有高级职称,落差太大了。妹妹知道我的心思,劝道:“姐,别太挑了,你也老大不小了,挨过几年就是老太婆了,迟嫁不如早嫁。”妹妹的话,动摇了我的信心。我考虑几天后,决定与这位先生交往。在电话里,我们谈了几个月的“恋爱”,双方挺满意的。1999年9月中旬,妹妹、妹夫与我现在的先生从台湾赶到湖南,9月21日我再次披上婚纱,当起新娘。
家境贫苦要打工
丈夫在大陆没待多久就返回了台湾,并嘱咐我尽快过去。1999年底,我从香港第一次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一个小时后,飞机徐徐降落在台湾桃园中正机场。先生早已开车等在机场外,我走出机场,即看到久违的丈夫。近两个小时后,汽车驶进台中市的一幢公寓前。丈夫说:“老婆,到家了。”
同丈夫进到“家”中,这是一个只有10多平方米的小房,连厨房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几个小家什,而且是租来的。这就是我的新家?!望着这小小斗室,我有些失落,虽然我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但我仍没想到会是这样。在大陆时,不少女人都希望能嫁到台湾来,原因只是听一些人说这里如何富有,找一个老公可以作靠山,住别墅,开小车。我知道不能有这种奢望,但也未想到他这么“穷”。在大陆,像他这么大年纪的老司机,起码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
经过几天的了解,我才知道丈夫的经济状况,丈夫开车一个月只有3万多台币,而在台湾最低社会保障线为1.5万多台币,丈夫的工资少,要支出的又很多,这3万多台币,租房就要3000台币,水电、电话费等开支要上万台币,我们俩的生活费要1万多台币,除此之外,还要交税、健保费、劳保费等,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妹妹过来看我,自然也知道我的心情,她很坦率地说:“要是条件像大陆姐妹们想像的那样好,他们就会在本地找了,用得着这么麻烦吗?你到这来,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挣呀。”
妹妹的话使我的心情开朗了不少。说句心里话,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我都必须去打工。丈夫的工资养我都困难,我又辞了大陆的工作,工资收入没有了,而读大学的儿子正缺钱花。然而要出外打工谈何容易。由于没有台湾的身份证,我在大陆所取得的文凭在台湾成为一张废纸,我也不能到一些大公司和地方政府部门去应聘当白领。妹妹说:“你要打工,只能到一些餐馆去洗洗涮涮。”
我在大陆坐机关,远嫁台湾却要去端盘子,心里矛盾了好一阵,这在我而言是一种心理跨越。
我在家里看了一阵报纸和电视,感觉实在无聊,便出去逛一逛,看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
街道两边餐馆一家接一家,横七竖八的广告招牌,令人目不暇接。我边走边看,经过一家快餐店时,突然看到门口贴着一张小启示:“诚征工作伙伴,待遇面议”,便推开了这家店门。这个店面不大,外面放了四五张小桌,可容纳10多个客人。见有人进来,老板忙上前招呼。我对老板说我是来应聘的。老板的笑脸立即冷了许多。老板说:“听你一开口就知是外省人。”事后我才知道,大部分台湾人还是很恋大陆的,并不将自己排在中国人之外,对大陆来人都爱称呼是外省人。我说:“是的,想到您这打份工。”老板显然对我有些兴趣,便详细问了我是怎么到台湾来的,家住在哪里,电话号码是多少,丈夫在哪。见我不是偷渡的,有家、有丈夫,老板才放下心来对我说:“明天过来试试看,工资按小时计算,一个小时80台币,但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在店里吃两餐,你自己也考虑考虑。”一天要工作10小时,我一听就有些想打退堂鼓,我知道这10个小时是不能有任何松懈的,曾经养尊处优的我能适应吗?
妹妹说:“在台湾打工都这么累,但累有累的价值。一小时80台币,一天就是800台币,相当于人民币200元左右,你只要做3天,就相当于你在大陆一个月的工资。”
妹妹这一计算,给了我勇气,想着这个家需要钱,我读书的儿子需要钱,我必须去打工。
被人误解被人冤
我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起来,稍事梳洗,就来到离家不远的这家餐馆。老板见我8点准时到了,也不多说,就吩咐我工作。店里只有3个员工,我主要在厨房洗菜切菜、炸猪排牛排等,到高峰时,就到外边卖便当。因为是第一次打工,我是小心又谨慎,做事也很积极,不懂的就向厨房的师傅请教。由于店里人员少,卫生间很脏,我还主动清洗得干干净净。快下班时,我看另一位小姐带便当回家吃,就问她这样可以吗。小姐对我说:“你不在这里吃就带回家吃吧。”听她这么一说,以后我就带便当回家去吃了。
大约做了不到十天,老板突然对我说:“你明天不用来做了,工资我会算给你的。”我问为何辞我,老板没说什么,后来丈夫问了一下情况告诉我,可能是不应该带便当回家去吃,在店内随你怎么吃都没关系,我说其他人可以带,我怎么不行,而且我做事这么勤快,真是莫名其妙。丈夫说有些事无法说得清,也许因为你是大陆人。第一次短短的几天打工,便尝到了被辞退的滋味,回到家中,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楚,眼泪不知怎么地就掉了下来。
在家中闲了两天后,儿子从大陆打电话过来,问我在台湾过得好不好。儿子说:听阿姨讲,你打工很辛苦,要多保重。
我想儿子,儿子同样又给了我动力。我决定再去找工作。找了几次却不见招工,心里也有些慌。这时,丈夫一位熟人告诉我,附近有一家早餐店要人。像相亲一样,我被熟人带到这家早餐店。因为有人介绍,老板娘见了我,没问我多少背景,只谈了薪水。老板娘说:“一天干8个小时,一小时60台币。”
一小时只有60台币,比第一家低了20元,但此时急于找工的我别无选择,一口应承下来。
进这家早餐店,我要从早晨6点来,到下午2点才能回家。这家店是老板一家在经营,主要卖汉堡土司、牛奶豆浆等,有二三十个品牌,每种价格都不一样。老板娘不仅爱唠叨,脾气也特别坏,常常动不动就发脾气。老板娘的教训,令我难受。而更令我尴尬的事还在后面。我虽然已是40多岁了,但良好的素养给了我气质,尽管是在餐馆打工,我每天都梳理整洁,旁人曾经开玩笑说我是徐娘半老丰韵犹存。这样一来反倒给我带来了麻烦。老板50多岁了,是个不正经的人,因我们工作空间狭小,趁老板娘不在时,老板经过我身边都要故意碰我一下,我都巧妙地避开了。谁知他还是色心不死,企图对我动手动脚,实在让我忍无可忍,私下里再三警告他:“再这样我要告诉老板娘了。”这才让老板有所收敛。
但最后让我离开这家店的直接原因却是这么一件事。有次,老板娘说抽屉里少了100元钱,一口咬定是我多找客人了。我想了许久,很清楚记得自己没有多找钱,不甘心冤枉,就和老板娘辩论起来,老板娘又是发气又是骂,好像就怀疑是我拿了钱。后来老板娘找着了钱,却没有向我道歉。我受不了这种委屈,便自动离开了这家店。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家店曾经招过很多员工,但都做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说我不错,还在那里做了三个月。
当起富家钟点工
从被炒鱿鱼,到我炒老板的鱿鱼,妹妹说我成熟了不少。虽有些“进步”,但工作毕竟是没有了,出外打工的这段时间,改变了我清闲度日的习惯,如今闲下来,依然是不习惯的。好在到台湾已有些时日,因此,有了些许交际。在租房时认识了一位刘太太,她为我找了一份钟点工的活。这是我第一次踏进台湾富家的大门。这家先生姓王,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家中有两套豪华居室,进得门来,就能感知家中的阔气,房的四壁全是书柜和工艺品,还挂有好几副名画。由于是刘太太介绍,王太太没有盘问我,只是吩咐我的工作:下午4点左右到这来,洗衣煮饭打扫卫生,工资按小时计,每小时100台币。
听到这个薪金我很惊讶,很感激刘太太。头一天进家,王太太再三叮嘱我,炒菜时要少放点油和盐,清淡一点。由于第一天进王家,我担心“伺候”不好,会丢掉这份高薪活,因此在炒菜时,我十分小心,油几乎是一点点倒,盐也是一点点放,生怕不合他们口味。将饭菜做好后,先生、太太回来了。
太太将买回来的水果给我,要我榨果汁。在厨房榨果汁的我,心却放在餐厅里,不知他们是否满意我的手艺。榨完果汁,放到冰箱里,再到餐厅时,太太叫住我:“汪小姐,你的手艺很好。”太太这句话让我扑扑直跳的心终于恢复平静了。这就意味着我留住了这个高薪的活。
干到7点多钟,我要回家了,太太用笔在一个本子上记下我的第一天:工作的时间为3小时20分钟。
就这样,每天如此,我做事,太太记时间。一周后,我开始大清扫,在清扫沙发时,我意外地在沙发底下找到一个钱夹。面对这个鼓囊囊的钱夹,我想都没想,就将它搁在茶几上。太太回到家后,看到茶几上的钱包,忙问我是哪找出来的,我如实相告。太太长吁一口气告诉我:“这是我先生的钱包,里面装有许多证照和重要的票证,一个星期前,以为它丢了,一直在找都没有找出来。”
太大从中抽出100台币给我,我谢绝说:“太太,这是应该的,收你的钱,我会不安的。”
太太说:“看你是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怎么到台湾来的呢?”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说得很保守。那天我干完活要走了。太太叫住我:“以后的时间由你自己记,不满一个小时的也算一个小时。”
面对太太的信任,我心里十分感动:我虽然是个钟点工,他们依然如此尊重我。我更加觉得有必要主动工作。在随后的岁月里,我通过看书和自己在大陆掌握的知识,为他们变着花样炒些可口的菜。
太太说:“真是福分,能找到你这种有教养有责任心的钟点工。汪小姐,以后,晚饭就同我们一道吃吧。”面对太太的盛情,我没有领,我依然忙完后就回家,这是我打工的原则。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2000年4月19日是我要返回大陆的日子,4月16日辞了这份工。4月17日太太打电话过来,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钟点工,能否请我帮一天忙。我接到电话,二话没说,又过去了。回到大陆后,刘太太说他们还很留恋我。离开他们我也有些不舍,已经建立了信任,且他们夫妇也好,薪水又高,在我们这些打工者中算是很有福气的了。但不舍归不舍,我必须得走。因为按台湾当局的规定,我们这些“大陆媳妇”结婚之后二年内,一年只能探亲半年,二年之后,才可以长住一年。
找回独立与自尊
2000年4月返回大陆,丈夫留在台湾,我们相处的日子虽然不长,但他是一个忠厚而富有爱心的人,因此都有些思念。2000年9月,我再次被他催回台湾。尽管只有半年的小别,形势变化不少。王董事长夫妇已经另雇了钟点工,这份肥差我丢了。台湾的经济形势持续滑坡,我找工作变得十分艰难,按老方法我先在住所的附近找,找了几天都没有。按台湾规定,像我这样的“大陆媳妇”要想取得居留证,起码还要排上五六年队。这五六年,我怎么可以呆在家中吃丈夫的积蓄呢?
妹妹劝我:“不要急,其实像你这样的打工者在台湾依然很多,在附近找,视野不开阔,可以走远一点去找。”但我不会骑车,又不会开车,搭车去打工极不方便。妹妹说:“打工就是逼着你去学新东西,车不会骑,就学吧。”一个星期后,我学会了骑摩托车。车延伸了我的活动半径,也开阔了我的视野。几经寻觅,一家小吃店终于答应让我试试,月薪24000台币,一个月休息6天,一天工作11个小时。老板娘刚三十出头,高挑个儿,长得很漂亮,夫妻俩原来是做婚纱摄影的,现改行开小吃店。因对面是家医院,给小店带来不少生意,显得格外忙碌。我每天像台机器一样不停地来回奔走,把饭菜面食端来端去,11个小时没有一刻停歇,客人一走就得收拾碗筷,好在都是用免洗碗筷,盘子洗得不多,这时真的恨不得自己有个铁打的腰和铜铸的腿。想起我在大陆上班时,忙时舞文弄墨,闲时看报喝茶,多轻闲自在。这时真想打退堂鼓,但看看人家老板夫妇,每天不仅和我们一样做,还要带两个幼小的孩子,里里外外没歇气比我累得多,这样一想,哪敢松懈。
台湾人做生意对客人百般热情,对员工要求很严。有次我端错了桌,老板娘毫不留情地当着客人的面大声训斥我,弄得我很不好受。一次客人要一碗“干的面”,因说的是闽南话,我听成了“三碗面”,结果被扣除几十元钱。被老板娘批评后,我感到了危机,因为在店中时,经常碰到找工作的人。由于店的前面是医院,老年顾客多,讲闽南话的也多,如果我过不了这一关,迟早是要被辞的。对于找工十分艰难的我而言,这份工要多重要有多重要。
回到家中,同丈夫一讲起,丈夫说:我有空就教你。然而,丈夫这个老师是靠不住的。开车的他实在太忙太累,有时一边教我,一边就打起了呼噜。我只好求助于书店和电视,从书店中买来VCD,在电视里看有闽南话的频道,努力地学着说。半个月后,闽南话对我而言已经不再是“外语”了,尤其是店中的菜名我全都能用闽南话一一道出。有时还不时同一些老顾客对讲起闽南话。老板娘很是惊讶地说:“你真不错,这么快就把闽南话讲得这么好。”
克服闽南话这一关后,工作起来不再感到累了,更充满了活力。我以前在大陆还兼过一段时间的工会主席,工会中的合理化建议让我记忆犹新。小店的对面是医院,我建议老板煮稀饭卖,老板一听接受了,而且增加了粥的品种,一下子就引来了许多顾客。与此同时,我根据大陆吃过的一些特色小吃,告诉老板尝试做一下,亦或根据台湾人的口味再改良一下,这样,使店中的品种多了许多,小吃店生意更加红火。第三个月,老板娘对我说:“你有办法,是一个好员工,工资从这个月开始再加2000台币。”老板娘的话令我感动,当时的台湾到处裁员、减薪,而老板娘却给我加了工资,2000台币虽不多,但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份信任和尊重。
有了这份信任和尊重,我和老板夫妇相处变得十分融洽,活虽累却很开心。后来,我再次中途回大陆,老板娘甚至打电话到大陆来催我回台湾上班。原来我走后请了不少人,因不满意都被辞退了。
打工充实了我的生活,也改善了我们家的条件,我不再用丈夫的钱,而是从工资中拿钱投入这个家。如今,我们从那个小小斗室搬了出来,在台中市租下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每月的房租6000台币,添置了不少东西。躺在“宽敞”的住房里,丈夫有些歉疚地对我说:“真是累了你,原以为大陆人嫁到这边来,只是为我们的钱。现在你改变了我的观念,我倒因为你而过得更富裕了,更舒适了。”
在营造台湾这个新家的同时,儿子通过我打工寄回的学费,顺利地读完了大学。这美好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自信、自强、自爱和自尊带来的。
(应主人公要求,文中人名系化名。本文谢绝转载)
(责任编辑 徐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