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大难不死，两次人生转折
●集企业家、画家、“玩家”于一身
●都说“赔本的生意没人做”，他却在人家不肯轻
   易投资的高尔夫项目建设上创造了“宁波速度”

　　在记者接触过的众多来自香港的浙江省政协委员中，香港启新集团董事长王铭算得上是特殊的一位：政协会议期间人家整天忙碌奔波，没有片刻的清闲；他可好，大会之余，居然能忙里偷闲，提案没有少写，还有时间和朋友在房间里下棋，在下棋闲聊时，帮朋友解决疑难。在与他进行过几次接触、经过一席详谈后，透过他潇洒的表象，记者看到的是他对人生的一种顿悟，对祖国的一种深厚而执著的爱。

    父亲带他回国参观，他就留下不肯走了
　　王铭，祖籍福建省龙岩市，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出生于印尼巨港。父亲王源兴，是著名的爱国侨领。王铭出生时，正是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秋。王源兴给长子取名为“维民”（王铭现在证件上仍用此名），意思是说他的命运是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维系在一起的。印尼沦陷后，对祖国内地的抗战多有支持的王源兴遭到日军通缉，多年艰辛创下的事业均沦为“敌产”被日军没收。未满周岁的王铭随着父母亲离开巨港，逃难到苏门答腊岛西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靠母亲翁雪花卖小点心为生。追捕的风声非常紧，王源兴长年逃到外面躲避，很少回家。有一次，王源兴暴露了行踪，引来众多日本兵，被困在一座山上。危急情势下，王源兴竟如“伍子胥过韶关”般，一夜之间愁白了头，也正是靠这一头白发，他顺利通过了日军的盘问。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眼线，王源兴不让孩子叫他“爸爸”，而改叫“爷爷”。
　　日本人投降后不久，王源兴举家来到新加坡。从此，他一生追随华侨领袖陈嘉庚并成为他最得力的副手。他和陈嘉庚等人一道发起创办了《南侨日报》，出任副董事长；陈嘉庚先生回国后，他担任代董事长。该报积极致力于推动侨界投入祖国和平、民主、进步的潮流，成为南洋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
　　虽然生长在海外，但在父亲的影响下，祖国在王铭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分量越来越重。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的那天，王铭和弟弟们举着姐姐们做的小红旗，应和着收音机电波上传来的天安门上空掠过的飞机声、地上陆军阅兵式的雄健步伐声，绕着客厅“游行”，一遍遍地唱着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新加坡，王源兴主持的《南侨日报》发出了正义的声音：“谴责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旗号的侵略，要求侵略军从朝鲜的土地上滚出去！”坚持了三年又十个月的《南侨日报》因此被殖民当局查封。
　　1951年，王源兴组织华侨工商界人士回国考察，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深受鼓舞。王铭作为家中的长子，也随父亲同行。在此之前，大姐王巧英早已回国在北京建筑工程学校就读。在北京待了几天，王铭就深深喜欢上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嚷着非要父母亲同意他留在北京读书不可。当时，王铭才10岁，母亲担心他年纪太小，放心不下。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笑着对夫妇俩说：“把维民送到香山慈幼院去，我做他的监护人，你们还不放心吗？”原来，胡愈之是王源兴生死患难的老朋友。当年，他和郁达夫等进步爱国文化人士流亡印尼时，就是在王源兴和其他华侨捐赠兴办的酒厂做事维持生计并作掩护的。《南侨日报》创办时，王源兴出任副董事长，胡愈之出任社长，两人交往也就更多了。就这样，王铭进入了北京的香山慈幼院小学插班就读，继续完成他的小学学业。
　　王源兴虽然身家甚巨，但对子女却要求甚严，从小就培养他们勤俭的美德。他身教重于言教，王铭清楚地记得父亲连旧信封都要拆开来重新糊过再用，家中一件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有的竟穿了三四个孩子，都快成烂衫了。客人到家时，常会看到翁雪花坐着补衣服，感到不可思议：这个动辄捐献一架战斗机，拿出十几万元办学校的大华侨，家庭生活竟是这样的俭朴。王铭读中学时住校，每个星期天到已结婚的大姐家聚会一次，改善伙食，每月领取生活费１５元，书籍零用费３元，一年更换一次衣服、鞋帽。父亲到北京开会时看望他们，总还不忘叮嘱：“城市一般居民的生活费只有８到１２元，你们现在是长身体时期，１５元的伙食能保证你们的营养，零用钱要节约。”在中学里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人知道王铭是富侨子弟，谁会将这个星期日经常在新华书店“蹭书”的小青年跟“富侨子弟”挂上钩呢？
　　王源兴对孩子们的学业要求很高。他认为，孩子们赶上了“太平盛世”，把他们培养成才，能为国家社会做事，就是最好的前途。王铭也不负重望，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是班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就读北京四中时，他还担任了学校团委的组织部长。1960年，王铭考上了清华大学汽车设计与制造专业。1967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汽车研究所。就在这一年，他和清华的同学林美玉结成了百年之好。1969年，夫妇俩有了爱情结晶，这就是他俩的独生女王彦。1972年王铭调回北京，在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负责汽车测试。1975年，他到海南岛通什试车，车子一个跟斗滚下了路边的深沟。幸运的是，人却丝毫无损，车子也没坏。难怪人们常说王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白手起家，夙兴夜寐，在香港创业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王铭怀揣着２０００元人民币来到了香港。由于家族渊源的关系，王铭有很多有实力的朋友都很想照顾他，当时王铭只要应一声就能大把大把挣钱了，但他却谢绝了人家的好意，说“无功不受禄”，他要自己看看。朋友说：“你这不要那不要，介绍介绍生意拿点佣金总可以的嘛。”王铭至今还记得自己赚的第一笔钱是帮人做成１００万生意拿的２万元佣金。在当时的他看来，这已是一笔很大的款子了。后来，他自己开了个贸易公司。在朋友的牵线下，他把台湾的雨伞绸卖到了朝鲜，由于贸易量很大，他赚了不少钱，“掘得了第一桶金”。后来，他回到内地，跟广东外贸局的朋友说起雨伞绸。当时国内的雨伞绸都是通过日本的株式会社进口的，他们仗着自己的垄断渠道，在价格上一涨再涨。一报价，台湾的厂家每码至少要便宜三角。朋友说，我们一个１０００万美金的单子就可以节约３００万，这货，不仅我们需要，北京也需要很多，你赶紧上北京去。就这样，王铭的雨伞绸生意越做越大了。
　　那个时候的王铭真可谓是一个“拼命三郎”。他白手起家，又是搞工程技术出身，对外贸、财务等是一窍不通，最要命的是他不懂广东话，不熟悉当地的情况。没办法，他只好从头开始，一点一滴地学，拼命地干。他经常通过走路来熟悉城市道路和地形。初到香港发展的那五年，他每天从早上６点忙到晚上１２点才休息，除了生意，他脑子中再没其他。

　　一场大病后，他又多了几重身份：画家、棋手、“玩家”
　　１９８３年，一场大病使王铭的人生之旅在这一年拐了个大弯。
　　这一年中秋节前，王铭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当时，他的好友、著名画家黄胄正在为国务院创作并组织绘画。领导慰劳贺节，王铭和黄胄均在特邀之列。他步行赴宴，方入席即感不适，黄胄、郑闻慧夫妇力主先去医院。当时谁也没想到，一向身体健壮的“拼命三郎”得的竟然是心肌梗塞而且是那样的严重。当天晚上，医院开出了病危通知单，王铭的家人都从香港赶过来了。
　　也许是王铭命不该绝，他被从死亡线边缘拉了回来。脱离危险后，医生开出的处方是绝对卧床半年，还要实行“三戒”——戒烟、戒酒、戒疲劳。命运就这么跟他开了个玩笑，原来要整天忙个不停就是不知道休息的他，现在却要什么都不做，能做的只是休息养病。但他哪里是闲得住之人？
　　王铭住院，牵动着众多友人的心。李可染先生特赠画一幅嘱静养，黄永玉更是作画褒奖辛劳的医护人员。大家慰问的画，都把病房变成画廊了。医生、护士和病友都奇怪：王铭的朋友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画家，且都是大名鼎鼎的？
　　其实，这都是在那个非常岁月结下的患难友情；这也说明真正的艺术家们看重的是什么！“文革”时，黄永玉等人都被剥夺了在大学授课的权利，好不凄凉。一般人对他们避之惟恐不及，但王铭和他们却一见如故。那时，王铭在画家们的住处一待就是一天。画家们作画，他就在一旁琢磨，久而久之，他对绘画也有所感悟了。
　　对呀！既然不得不闲，那何不趁机续续旧梦。王铭开始画画了。刚开始，他认为水墨最简单，后来才知道“墨有五色”，水墨画的难度绝对比其他画种要大。但开弓没有回头箭，王铭的倔劲又犯了。凭自身的悟性加之随时有名师指点，王铭的画技果然突飞猛进。他最早示人的作品是《水鸟》和《麻雀》。水鸟是用板刷画的，风格如黄永玉；麻雀是用毛笔画的，深得黄胄精髓。王铭多年的“近墨”所得，从此迸发。他画骆驼、雏鸡、鱼、鹰、猿，凡物皆入画，无画不传神。１９８６年后，王铭勤攻山水，他笔下的瀑布、湖泊、山石、峰峦、劲松、云海，变幻莫测、大气磅礴。他的作品《江畔》，１９８７年秋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当代中国名家画展”，被一收藏家以高价购走。１９８８年，王铭出版了自己的画集《彦甫画选》，收有《天下第一山》、《远山流泉》等五十余幅山水画代表作。这可是他从自己的几千幅画中百里挑一精选出来的，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画集由黄永玉作序，黄胄作后记，李可染、华君武、黄苗子、亚明等艺术大师题词，连轻易不夸人的刘海粟老人，看了画集后也发出了“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赞叹并欣然题写书名。
　　在父亲的熏陶下，王铭从小就爱下棋。他上学念书的时候，家中客人非常多，多是侨界的、文化界的，他们中有好多人都是下棋的高手。王铭说啥也不会放过这种练手的机会，总要找他们学上几手，到后来，他棋艺大进，“指点”也就变成了“切磋”，再到后来，人们大多已不再是他的对手了。刚开始到香港的那几年，他全力忙于做生意，很少有机会下棋，手也就不免生了。现在不得不闲居，他又有时间研究棋艺了。１９８８年北京举办“五粮液杯”象棋攻擂赛，由国家专业棋手守擂，接受业余高手们的轮番挑战。两军对阵，业余选手们自是讨不到半点便宜，几个回合，纷纷败下阵来。就在人们认为结果必无悬念可言时，王铭上场了，竟一连战胜了当时的全国象棋女子冠军胡明和中国象棋大师阎文清，令观者大跌眼镜。为了表彰他的出色战绩，中国棋院授予他中国象棋荣誉大师称号。
　　王铭下棋，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在他家里、办公室、球场甚至轿车的后座上都放着棋盘，随时准备开战。中国棋界的各种活动，总能见到他的身影。
　　王铭为中国棋界做了许多好事、实事。中国棋院成立时，他赞助了一大笔钱。对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举办的象棋、围棋活动和赛事，他经常是倾力支持。他对象棋、围棋事业的贡献和支持，我们从他所担任的一大串职务中就可窥见一斑：世界象棋联合会永远名誉主席、副主席，亚洲象棋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副会长，中国象棋协会顾问，中国围棋协会特邀副主席，等等。他人走到哪里，就把棋类的赛事带到哪里。在深圳期间，他先后赞助过深圳围棋棋王赛等各种赛事。到宁波后，他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围棋赛事：２０００年邀请赛，请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与甬城围棋爱好者进行车轮大战；２００１年围棋、象棋双项大师级比赛，陈祖德与胡荣华两位棋界高手在二项棋中斗法，赢得了一片喝彩；２００２年初，王铭牵头举办了“启新杯”宁波友好城市名人围棋赛，他专门把宁波围棋的“希望之星”、小棋手黄晨请来，让他和常昊过招，还请华以刚给他下指导棋，给他创造了难得的与职业高手交流的机会；２００３年春节他又赞助在宁波举办胡荣华、于幼华新老棋王迎春象棋争霸赛。这一系列赛事大大促进了甬城围棋、象棋事业的发展。
　　９０年代中期，王铭又迷上了高尔夫。荣高棠等老前辈为他指点迷津，王铭半信半疑地玩起了高尔夫。刚开始时，由于他的身体还很虚弱，往往是一个洞打下来就喘得走不动了。慢慢地，身体的感觉越来越好。他于是认定，高尔夫球是一项有益的运动，于是口袋里揣着十几张会员卡，坐着飞机几乎玩遍了天下有名的高尔夫球场。
　　就这样，棋类与高尔夫球，一静一动，相得益彰，王铭的身体竟完全康复了。大病以后，王铭对人生看得更深刻了，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把健康的事情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人不应沦为金钱的奴隶，金钱只有更好地促进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才是有意义的。

     一副眼镜，一段奇缘
　　王铭和宁波其实早就有缘，他的父亲王源兴与新中国驻印尼首任大使王任叔及香港商界巨子王宽诚等交往颇深，后二者都是宁波人。８０年代，王铭与对中国围棋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宁波籍著名人士应昌期亦交往颇多。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２日，他第一次到宁波，应邀参加鄞县（现宁波市鄞州区）举办的一个招商活动。飞机降落宁波机场后，王铭习惯性地拿出眼镜擦一擦准备戴上，没想到一不小心，眼镜掉到前排的座位底下去了。这时，前排一个面目友善的也是戴眼镜的胖胖的中年人不声不响地俯下身子捡起来，微笑着递还王铭。王铭道了谢，双方颔首致意后，各自下了飞机。
　　第二天晚上，县委书记、县长宴请他。临开席前他被告知，宁波市的市长也要来。两人视线相接，不禁同时莞尔一笑。原来，市长就是在飞机上给王铭捡眼镜的中年人。就这样，一副眼镜把王铭的心和宁波拉近了。当天的晚餐，似乎多了一种故友重逢的味道。市长说：“宁波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高尔夫球场。怎么样，王先生来做一个吧。”市长先生说这话是有切肤之痛的。当时许多外商有心到宁波投资，总会先问一句：宁波有没有高尔夫球场？这一问，令人好生尴尬。虽然宁波良好的投资环境留住了他们，但他们内心总还是有缺憾。这不，一有空闲，他们便飞到上海、昆山、厦门等地打球。市长坦言，也找过十几家客商，希望他们投资，但高尔夫球场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是一个风险很大的长线项目，那些客商最后都打了退堂鼓。
　　王铭理解市长的苦衷，就接过了他的话茬，试探着问：“你叫我来做，手续怎么样？”市长说：“您来做的话，七天内就给你办好！”并提出希望球场在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开业。王铭不禁一阵冲动：“那我就给你做一个！”“好，一言为定！”就这样，王铭１２日到宁波，１３日考察东钱湖，１４日签约，前后不过三天。
　　回到北京家中已是深夜１２点，王铭睡不着。他给美国的朋友郑芝珊打了个电话。郑是美国第二大建筑师事务所的资深建筑设计师，美籍华人，祖籍宁波。王铭请他找设计高尔夫球场的设计师，郑先生兴奋地说：“太好了，就找我吧。”王铭怀疑地问他：“你能吗？”郑先生说：“你要知道尼克劳斯（世界著名的高尔夫球场设计大师，他几乎包揽了七八十年代世界所有高尔夫球场设计工程）名下的许多活儿还是我的手下干的呢。放心吧，我一定为家乡设计一个世界一流的高尔夫球场！”他果然没有食言。没过几天，郑先生就从美国飞到了东钱湖边上。为了节省时间，他没住市区内的豪华宾馆而是一头扎进了东钱湖边的一个小酒店。一个月后，设计图纸一张张出来了，王铭一看，OK，果真是一流的！
　　当地的各级政府对此项目也是全力支持，球场涉及两个村几千亩土地的征用和拆迁工作，如按部就班，恐怕半年也拿不下来；可是，仅仅两个月，1800亩净地就交到了王铭手中。王铭做事更是雷厉风行，签约后第二天他就打来了一笔钱，随后，他自己人也跟着来了，背着电脑，租了房子，架起来就干。1999年春节，是施工最为紧张的时候，他大年三十回香港和亲人团聚一下，年初三就赶回了宁波。
　　启新高尔夫球场，从动工到建成开业只用了11个月，创造了一个奇迹。要知道，高尔夫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建个三年五载是常事，最快也得两年。别的不说，让荒坡长出天鹅绒一样的草地也得几个月。但王铭硬是变魔术般11个月就把球场建成了，包括7200码球道、18洞国际标准球场和9洞灯光球场，另加4千平米豪华会所、31幢欧洲风格的别墅度假村……而质量之好，据原建设部部长林汉雄说，至少排得上全国前十名。香港著名企业家赵安中老先生说，香港没有这么好的球场。
　　那一年时间，“大玩家”王铭似乎突然从人间蒸发了。北京的朋友见了面，互相打探：见到王铭了吗？答案总是摇摇头。一年后的一天，朋友们不约而同地突然接到了王铭打来的电话：“来吧，来看看我新做的高尔夫球场。”懂行的朋友不信，说他准是弄了块破草皮糊弄人。于是一大批朋友来到了东钱湖边，一看全服了。
　　“启新高尔夫”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宁波速度”。球场的建成，大大地改善了宁波的投资环境，也提高了宁波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了她作为国际城市的形象。2000年第一届全国体育大会在重庆和宁波之间选点时，正是因为宁波有高尔夫球场而前者没有，宁波最后获得了举办权。难怪有人说，市长当时高兴得逢人就感叹：我当初捡起的不是一副眼镜，而是为宁波捡回了一个企盼了多年的高尔夫球场。“启新高尔夫”其实是“诚信”的产物。中国人“一诺千金”的美德在这里充分地体现出来，更为打造“诚信浙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由于王铭对宁波市的突出贡献，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10月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如今，宁波成了王铭的“第三故乡”，他寄情于青山绿水，天天与他的高尔夫球场为伴，过着他自认为最有品位的生活。
　　人们敬佩王铭；但也有人说，王铭真傻，投资高尔夫简直是十个钱当一个花。是的，到目前为止，“启新高尔夫”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尚未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更不用说回收2亿多元的巨额投资了。其实，王铭跟父亲一样，在努力挣钱创造财富的同时，又把钱看得很淡。所以，他会做人家难以理解的不赚钱的买卖，会捐大笔的钱给家乡龙岩的发展基金会，会出巨资赞助各种文体事业。对自己所做的这些，王铭自己从不愿提及，他认为这些都是小事，不足挂齿。本文所列的这些事例，只不过是记者从侧面了解的一鳞半爪而已。但仅仅是这些，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王铭作为一个侨领后代身中流淌的爱国爱乡的热血和他信守“承诺”、“诚信”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