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台湾彰化。故乡的亲人、故乡的山水、故乡的往事，仍常在我的脑际浮现。

   八卦山是彰化境内惟一的高地，眺望视野极佳，在那里可看到我出生的西郊张厝老村庄。我上学时，祖母就伫立在村口等我回来。在老家门楼正中镶嵌着青石凿成的匾额，上镌“清河衍派”四个大字，让后代记着我家族来自中原河南，南迁福建后又渡海到台湾的。

   八卦山又名定军山。“甲午战争”后，在可歌可泣的反割台运动中，抗日义军就在八卦山展开反抗日本近卫军师团侵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重创日军。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初，我在参加修建山腰运动场时，目睹挖出不少子弹壳和一把刺刀。１９４５年秋台湾光复后，山上的北白川宫亲王（侵台日军司令）遗迹碑在一片轰雷般的口号声中被推倒，从此八卦山的骄傲又回到人们心中。

   山麓留有旧城址改建的彰化公园。每年夏天，我和同学们通过公园沿着山麓朝东北进山，那路边的小溪，清亮的水中有一群群深蓝色线纹的小鱼我们称为“彰化金鱼

在欢跃。路两边的山坡上，多植相思树，风景清幽。又翻过几个小山头，满山坡是盛开的野百合花，像绿地上闪耀着柔和的白光。

   云雀岗在八卦山东南面，因山坡上栖居着许多云雀而得名。岗上有我就读的两所学校，彰化商校在岗顶，小学在岗麓。每当我在海峡西岸的大陆山野听到云雀婉转悦耳的欢鸣时，就更加怀念故乡的云雀岗。

   我在云雀岗度过了１２年学生生活。虽然接受的是日式教育，可在心中萌芽成长的却是中国人的意识和感情。日本占领者撤走、国民党进台时，我心中充满了重归祖国怀抱的兴奋之情，可是“二·二八”的枪声使我回到冷酷的现实。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有幸遇到播种新思想的老师，从此开始寻找光明的世界。１９４７年，我离开云雀岗到台北的台湾师范学院念了一年书后，进入厦门大学。厦门之行，竟成了我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几个月后，我参加了中共厦门大学地下党组织。国民党的腐败、时代的潮流和中国人意识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第二年春天，我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福建内地游击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也许是因为爱国的台湾前辈对这块红色土地的贡献，组织上委我重任，连用普通话表达都困难的台湾籍学生被直接任命为独立连连长。在两年多的打游击和剿匪过程中，我无战功可言；一生难忘的是我在战友和人民群众不顾自己甚至全家性命安危的救护下，几次死里逃生。

　　１９４９年夏天，在福建云顶山下，我连被敌福建省保安二团从三面包围在一小山村中，而敌人又居高临下，我们只有突围。当时我患疟疾打寒颤，跟不上队伍，为了不拖累大家，同四位战士从另一条山路转移。追敌已经靠近，正好遇到不堪敌人烧杀抢掠，外出逃难的一对农民夫妻。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石头洞，洞口野草茂盛，里面可藏十多人。农民一进洞就把全家惟一的棉被铺在湿地上，让我躺下。不久，敌人来了，他们在周围叫喊，但没有发现我们。黄昏时刻，敌人退后，在夫妇俩一再坚持下，我们到了他们家。家里空空的，只有一张旧床和一些破烂家具。他们让我们吃家里仅有的变黑了的瓜番薯干，把棉被放进铁锅里翻来翻去烤烘干。当农民兄弟把烘干的棉被盖在我身上时，我禁不住流泪了。

   建国不久，我们在追剿一股土匪时驻在一个山村，一位老农民把我叫到他黑黢黢的矮屋里，拿出一块熟地瓜，不顾我的婉谢硬要我吃。当时，人们吃不饱饭，成块的地瓜是难得的上品。老农说：“我懂得‘三大纪律’，但你不吃，会犯大错误，看不起群众。”我想到身体虚弱的战友，接过地瓜要出去，老农不让我走，说：“你别走，听说你是台湾来的，我叔公在年轻时去了台湾。”又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年纪轻轻，正在长身体，就在我老头面前把地瓜吃掉。”我十分感动，一口一口把地瓜吃完，老人家满意地笑了。几十年来，我从处级、局级、副部级逐级向上，但也不是一帆风顺。“文革”中，我下放到福建宁化山区劳动，全家与我同行。有一天接到老友送来的口信说：“如宁化山区生活有困难就回来吧！我们老战友保证你家过得更好。”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友谊，多么深厚的感情呀他们在困难的时刻没有忘记我。宁化山区农民十分友好，处处关心照顾我们。三年半后，我们一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宁化山区。

   台湾海峡是有感情的海峡。长期以来，两岸渔民在海上并肩作业，时常以同胞同行之情谊相互救助，但难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我曾多次按“合情合理”原则协商处理了海上纠纷与突发事件，并按“金门协议”经办私渡人员及犯罪分子的遣返、引渡作业，盼望海峡的气氛日趋缓和。我曾负责安排把空难死亡的国民党空军上尉的遗体运还金门，船将出港时，我把一束鲜花放在棺材上，寄托两岸人民的哀思。我还亲自将被我渔民营救的台湾遇险渔民送上台湾渔船，离别时，他们个个紧握着我的手，含泪说：“救命之恩，永世不忘。”我祝福老乡们平安回家，与亲人团聚。小渔船航行在茫茫大海，如沧海一粟；我凝视海的那边，浮想联翩。

   我把一生旅途中最难以忘怀的福建作为我的第二故乡；但我从未忘记第一故乡——台湾，故园之情，白日黑夜，魂牵梦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我经华侨帮助，与台湾的父母取得联系，并在日本和离别三十多年的父母见面，大家悲喜交集，泪眼相望，好久说不出话来。

   １９８８年，我父母和弟妹来大陆访问，并看望我夫妻和孩子们，我的发展和美满的家庭给父母无限的宽慰。我们还陪同父母弟妹参观了万里长城、紫禁城和祖籍地，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夙愿。二老原定一年后再来，但父亲不幸在出发前跌伤，虽经抢救脱险，也不得不改变计划。

   我一直为不能伺候和回台湾看望二老而感到内疚，只能托人带去我和妻子及子女的近照。很快父母与我通了电话，耳聋的父亲大声地唤着我的原名：“有义，你们的照片看了，我和你母亲都很高兴。”父亲停顿一会儿说：“你怎么还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谈起台湾当局人为的藩篱，但话被父亲打断——“我听不清”，又说，“不是已有人回来了吗？你有家不归，你是我的长子，长子不回家是大不孝呀，我无颜去见你在九泉下的祖母呀！”从小最疼爱我、一贯和气的父亲的指责，使我方寸大乱。

   紧接着听到母亲温和的声音：“你父亲耳聋，跌伤后行动很困难，性情变得特别急，不要怪他。”

   “我不怪父亲，他爱子心切。”

   “是的，他为了再能看到你而顽强地同死神拼命到今天，实在不容易。有义，该回来了，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人，除非两岸直通，不然再也没有办法去大陆看你一家了。快回来吧！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话筒里传来母亲的啜泣声。

   “父亲、母亲，我一定回去”我热泪盈眶，紧握着话筒，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我回台湾见父母是最起码的天赋人权，谁说不是

   我来自台湾海峡的东岸，台湾有我童年的梦幻、青年的憧憬，有亲人的盼望。

   我来自台湾海峡的西岸，大陆有我所追求的理想、热爱的事业，有同甘共苦的人民。

   我爱台湾，我爱大陆，我更爱走向统一、富强的祖国——中国！（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